丁超五，名得心，号立夫，福建邵武县人，生于1883年12月16日(清光绪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其父丁德生，以出租土地和经商为业。丁超五幼年入塾，1889年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益发潜心攻读，1905年入基督教会在邵武创办的汉美书院就读，旋因与美籍教师不合，在乡绅和亲戚的资助下，转入福州格致书院续学，受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和科学文化的熏陶，扩大了视野，1910年毕业。
 1911年，丁超五受任邵武中学堂教员，由新任邵武县知事林扬光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参与筹组邵武文会，吸收李云程、姚时叙、陈福怡、朱柏、邓畿、邓城等亲友为会员。1912年8月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以后，丁超五先后当选为福建省议会议员和国会众议院议员。
 丁超五1913年3月赴京出席国会，途经上海时，在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以建设共和事业、挽救国家危亡为己任^[1]。至北京后，闻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在沪遇刺身亡，案情与最高当局有瓜葛，义愤填膺，在国会内提出质询，抨击袁世凯肆虐和阴谋毒辣伎俩。丁超五在国会反对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虽威胁利诱终不屈。11月3日，袁世凯悍然解散国会，取消了丁超五等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令交地方严加管束。丁超五“仍与各省同志暗中联络”^[2]，反对袁世凯推行帝制。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民元约法，继续召集国会，丁超五仍为众议院议员。他遵循孙中山的电示，反对当局加入协约国和对德宣战。1917年，段祺瑞利用北洋系军人解散国会并毁弃约法后，丁超五响应孙中山“讨逆救国”的号召，追随孙南下护法。9月，他在广州参加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10月4日，孙中山任命丁超五为大元帅府参议。是年底至翌年初，孙中山组织援闽粤军，闽籍一些同志表示反对，丁超五力排异议，支持孙中山派粤军进军福建。
 此后，丁超五奔走于闽、粤、沪间，为粤军在闽发展、维护共和事业而努力。1921年5月，他至广州参加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福建主盟人。次年，他奉命北上出席国会，反对黎元洪非法复职，拒不接受黎氏所授的官职、勋章。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大总统，丁超五严正拒绝曹氏以5000元贿买他的选票。旋南下津、沪、穗，继续反对贿选。孙中山指定丁超五和李执中、董耕耘、黄元白、邵力子等五人为委员，审查国民党议员参加贿选案。嗣后，他奉命去北京，仍在国会中坚持斗争。
 同年冬。中国国民党召开改组会议，孙中山指定丁超五为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福建代表之一。1924年1月，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丁超五因在北京活动，未能与会。7月4日，孙中山任命丁超五为大本营谘议。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张继、林森等人于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对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丁与林森既是闽籍同乡，又是国会同事，交情颇厚，但丁坚持三大政策，拒绝林的拉拢，两人从此失交。
 1926年1月，丁超五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赞成大会重申三大政策、“一大”宣言和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的正确性以及通过的《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他参与北伐的准备工作，被委派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潜至厦门进行秘密活动。12月，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攻克福州后，丁超五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主任，兼任福建省临时政治会议委员暨政务委员会委员。
 1927年3月，丁超五到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大会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共同努力下，坚持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从组织上给予一定限制，丁超五表示赞同。在福州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三”清党，攻击丁超五是“左派分子”、“恶化分子”，张贴标语要打倒他。会后，丁超五乘轮船自汉口东下，途中为流弹所伤。此时，白色恐怖甚嚣尘上，他到上海就医，同时观望形势。
 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掌握了党政军大权，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其时国民党内有些人逐步腐化，丁超五对于蒋介石的“清党”主张抱有幻想，认为可以整肃一下，但对狂捕滥杀共产党人、制造白色恐怖则不以为然，主张采用感化的办法对待共产党。在此期间，福建派系斗争异常激烈，南京当局派张群、李烈钧和丁超五等至闽，“会查闽省纠纷，秉公处理”^[3]。
 7月，福建省政府正式成立，丁超五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他招纳人才，在建设厅内部和所属机关实行财政公开和会计统一，以身作则倡导廉洁、民主风尚，想为福建建设尽力。然而，在国民党统治下政治腐败，财政拮据，难以建树。丁超五怏然去职，将建设厅剩余经费数万元悉数移交，以表清白。宁汉合流后，丁超五主张极力维护党纪，提高党权。
 1928年2月，国民党举行二届四中全会，丁超五任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3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特种刑事临时法庭”，丁超五被任命为庭长。这个法庭设立不到一年即被撤销。蒋介石改任他为中央编遣委员会山西编遣委员。丁超五对蒋介石不满，还被CC分子监视，愤懑于怀，托病到上海疗养。
 丁超五到上海后，先是与中国生产革命党陈嘉锡、张圣才以及中华革命党陈琢等人发起组织“福建自治协会”;继而阅读了中华革命党组织者谭平山撰著的《科学的三民主义》，甚表赞同，与谭秘密会晤，交换政见。1930年春，邓演达从国外回来，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丁超五早年认识邓演达，对邓的为人及其政治主张衷心钦佩和赞赏。他认为邓以工农为中心联合广大平民群众，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符合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他与邓会见，履行了加入第三党的手续，并遵照邓的嘱咐，在闽籍华侨中开展联系和发展工作。
 丁超五在1929年3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仍被选为中央候补执委;翌年3月在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上，因汪精卫被开除党籍，丁超五依次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但是他对蒋介石统治多有不满。其时，邓演达利用侨资创办华东大学，请丁超五担任校长。丁超五欣然允诺，并筹组机构，广告招生。国民党当局却以该校“主要教职员多系不纯分子，希图赤化青年”为由^[4]，勒令停办。嗣后，国民党中央电召丁超五晋京，派他去四川视察党务。他于1931年春奉命入川，调解川军刘湘和刘文辉之争。从四川返回南京后，被派为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副部长，未去就任。旋受命赴南洋新加坡、菲律宾等地视察侨务，慰问华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在菲律宾华侨集会上发表演说，鼓励华侨捐款支援国人抗击日本侵略者。他密电国民党中央，请迅谋国内团结，联络苏联，共同抗日。返国后于11月间出席胡汉民、孙科、汪精卫派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赞成谴责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并电促蒋介石下野，改组国民政府。他闻悉邓演达惨遭蒋介石杀害，深表惋惜和悼念，并向第三党领导人表示，只要力所能及，愿一如既往，为党工作。
 1931年底国民政府改组后，丁超五受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此后，丁积极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他先在上海与吴山、许翼公、褚辅成、薛笃弼等人组织中韩民众大同盟，曾派朝鲜人金仲文(原名奎植)赴美国组织团体，鼓励朝中人民联合抗日;继派曹励恒去苏联，要求苏方准许我国东北抗日游击队进入苏境，并售给枪支弹药。1933年，丁超五与台湾同胞谢南光创办华联通讯社，以发布日本动态和我国抗日斗争消息、鼓励人民抗日救国为主旨，任董事长。1934年丁奉派任江西省党务指导专员，整顿全省党务，但不能合蒋介石的心意，不到一年即去职。1935年出任监察院江苏区(含南京、上海两特别市)监察使。他认为国难当头，应以抗日为第一义，必须裁减机关和冗员，节省开支，充实抗战经费。是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丁超五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丁超五随国民政府机关撤至重庆。他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以及政治腐败的现实甚为不满，于1938年辞去政职，离开重庆，闲居昆明，以研究《易经》自遣。他以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为主要线索，用数学方法加以推演，发现卦图乃是算术的约数，撰写了《科学的易》一书，于194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获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的研究奖。
 国民党中央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委员长是曾任福建民政长和巡按使的许世英，丁超五亦在该会挂名。许世英于1938年秋拨款10万元，请丁超五返闽举办赈济事宜。丁携款返回邵武，开办赈济会第十四厂，以生产连史纸为主，任董事长。为办好救济难民的公益事业，改良纸的质量，适于钢笔书写，丁悉心经营，曾到永安向省政府建设厅索取制纸配方及明矾、松香等原料。1941年福建发生严重灾荒，丁超五到南平主持赈济事务。
 抗战后期，丁超五两次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有关会议，曾与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王若飞等接触，并与朱蕴山、柳亚子、邓初民等民主人士深谈，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联合政府，从而站到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一边。抗日战争胜利后，爱国民主运动高涨，丁超五经陈铭枢等介绍，参加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出席成立会。
 1946年3月，丁超五当选为福建省参议会议长。是年底，他到南京开会，再次与董必武会晤，十分赞成中共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并表示要用各种机会揭露和反对国民党扩大内战的罪恶行径。他回闽后，联络参议会内的进步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呼吁恢复和平，实行民主。是年冬，丁超五以参议会议长身份出任民主报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努力使《民主报》朝着民主、进步的方向发展。
 1947年4月，丁超五接受李济深、朱蕴山的指示，酝酿在福建筹建民联。以后，丁超五先后接纳中共地下党员刘朝缙、林鉴修为省参议会秘书，并掩护民主党派活动，策划在参议会内外开展反征兵、反征粮、反内战的合法斗争。在此期间，刘通回闽参加立法委员竞选，发展民联成员，发挥福建民联的作用，使民联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李济深派员潜回内地，委任丁超五、刘通二人负责福建民革工作。福建的民联成员经过研究，决定“民革”、“民联”两个组织名义同时使用。嗣后，丁和刘通被民革中央委派为民革福建领导组召集人。
 是年2月，按照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训令的规定，福建省成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丁超五任主任委员。但他不愿做危害人民的坏事，4月，丁超五通过省参议会为民请命，推派代表赴南京，请求将“赋谷留闽接济民食”^[5]。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次日丁超五即对福州《星闽日报》发表书面谈话，希望国民政府真正停止内战，同中共谈判，实现真正和平。国共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国民党反动派加紧白色恐怖，丁超五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秘密电台，通过“民联”联系国民党军、政、警、特等中上层人士，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策动国民党军、政、警、特人员起义、投诚，同时发展民联成员，推进地下民主活动，支持教师、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动员保护财产、档案、枪支、弹药、粮食、经费，迎接解放。他和福州市参议会议长史家麟等联名通电，谓福建民穷财尽，不堪负担，人民亟需休养生息，劝阻汤恩伯部队不要入闽;还反对国党当局在福建招募志愿兵。福州解放前夕，他拒绝反动分子促他携全家去台湾的胁迫，匿居不出。8月17日晨，当解放军兵临城下时，丁超五和萨镇冰、刘通、陈培锟、史家麟、何震、卢金山等七人联名发布安民布告，表示拥护共产党，迎接解放军，希望市民各安生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超五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嗣后兼任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1950年10月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后，丁超五因病居住上海，任民革上海分部筹委会召集人、上海市民革主委，并任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1954年后，丁超五任福建省副省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1967年12月5日，丁超五因患脑血栓病在上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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