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泽如，名文恩，字远秋，号泽如，以号行。广东新会县人，1869年3月19日(清同治八年二月初七)生。祖辈务农，父亲邓传谋经商多年。邓泽如六岁入塾，十一岁随父至阳春习商，业余坚持自学。十八岁时由堂伯邓传合带往南洋谋生，初抵英属马来半岛吡叻州，在悦生店做出纳;不久往来于金宝、芙蓉等地开采锡矿;后长住挂罗庇��(即瓜拉比剌)，以种树胶营商，逐渐积资致富。识富商陆佑，曾为陆的代理人。

邓泽如侨居国外，亲身体会到侨胞受歧视和压迫的痛苦，希望祖国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一度对康有为的保皇党有所同情。1906年7月，孙中山到南洋进行革命活动，自吉隆坡至芙蓉，邓慕名前往谒见。孙与当地华侨开谈话会，揭露清政府假立宪的骗局，并批驳了保皇党散布的“革命可遭瓜分”的谬论。邓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从此积极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运动。

1907年，邓泽如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挂罗庇��分会会长。翌年，邓与爱国华侨李月池设立麻六甲(今马六甲)中华书报社，传播革命思想。1909年，孙中山将同盟会南洋支部由新加坡迁往庇能(即槟榔屿)，胡汉民为支部长，胡因在香港无暇兼顾，该支部事务遂由邓泽如主持。邓对同盟会的工作认真负责，无论是在筹款方面，还是在发展会员、联络同志方面，都能尽力而为。这时同盟会在英属南洋办有《中兴日报》和《阳明日报》，邓作为一个商人，虽不大过问宣传文字，但却热心为报纸从事招股、经营等事宜。

邓泽如自加入同盟会后，即承担筹款任务，诸如钦廉、防城、镇南关、河口及广州新军起义各役军费的募集，他无不力任艰巨，接济军需，支持革命。当时在华侨中募捐起义经费困难很多，经常碰壁受阻，但他能任劳任怨，所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筹措款项，邓泽如与孙中山通信数十次，凡孙提出的要求，邓总能全力办好，因此受到孙的称赞。孙曾赞誉邓等“筹饷之功，必与身临前敌者共垂千古而不朽”^[1]。

孙中山于1910年秋在庇能召集黄兴、胡汉民、赵声、邓泽如等人开会，决定在广州再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惟需筹款10万元以上，商定由邓负责在英属南洋筹办5万元。会后，邓即奔走各埠进行劝募，历时四十余日，虽逢长子出生，亦全然不顾，“尽力国事，急公忘家”^[2];又偕黄兴同赴各处游说，结果圆满完成任务，为1911年4月广州起义提供了大量经费。同年10月武昌起义后，邓继续在南洋募集经费支援新政权。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邓泽如应召回国。到南京后，孙拟任邓为广东省都督，邓以“泽本商人，素无政治军事之学识……自度才力不胜”而谢绝^[3]。后胡汉民督粤，劝邓出任实业司长及官钱局总办，他也没有应允。邓为谋国家建设，力主开办银行，振兴实业，曾在广东调查矿藏，准备偕华侨投资经营。1913年，邓与国民党广东省支部订立了承办英德、花县灰石矿合同，但因“二次革命”失败而中止，他仍回南洋重理旧业。

孙中山于“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函邓泽如在南洋创立支部并筹款，邓得信后立即奔赴各埠开展工作。部分国民党人反对孙建立新党，邓坚决支持孙中山，受邓影响的南洋多数同志亦均站在孙中山一边。1914年底，中华革命党在南洋设立筹饷局，邓任英、荷两属各埠筹款委员长。1915年，孙中山先后派许崇智、邓铿到南洋宣传党义及办理筹饷事宜，邓泽如在许等协助下，以中华实业公司名义招股数十万元，后将此款源源汇交东京总部和广东朱执信、上海陈其美等，作讨袁活动经费，为废除袁氏帝制做出了贡献。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继续掌握中央政权。1917年，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邓泽如依孙的指示在南洋经营“军事内国公债”，收银三万余元。1920年11月底，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邓应召归国，任内政部矿务局长兼广东矿务处长。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邓泽如脱险避往香港，很快同孙中山取得联系，并筹款助孙讨逆。8月，邓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长，即以支部长名义发表讨陈宣言。10月，又与古应芬、林直勉等组织讨陈办事处，邓为第三科主任，负责“关于经济之运动及收支各业务”^[4]。同月，孙中山派邹鲁任驻港讨逆办事机关特派员，派邓任理财员。他们齐心协力，数月之内筹得军饷四十余万元，大部用来联络滇、桂军东下讨伐陈炯明。

此后，邓泽如进一步得到孙中山的器重，历任大元帅大本营建设部长、两广盐运使、大本营参议等职，经常列席政务会议，参与商讨大事。同时仍为国民党广东支部长，迅速恢复了被陈炯明破坏的支部工作。

孙中山得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代表的帮助，于1923年决定改组国民党，委派廖仲恺、邓泽如等9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廖、邓并为特别会议召集人，共同负责筹备改组事宜。但是，邓泽如反对国共合作，他与林直勉等11人联名写信给孙中山，说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改组的机会“施行阴谋”，“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5]，谓国民党将被无形消灭。他们还拟定了一个限制跨党办法。由于受到孙中山的批评，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确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邓泽如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但他并未改变反共立场。同年6月，他与张继、谢持一起以国民党中央监委会名义，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提出弹劾书，谓“中国共产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希即从速严重处分”^[6]。孙中山、廖仲恺等不为所动。7月，国民党中执会决议发表宣言，表明坚持“一大”路线，“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仍望我诸同志在此时期中继续努力，……屏除疑惑”^[7]。

孙中山1925年3月逝世后，胡汉民暂时代行大元帅职权，邓泽如及国民党内一部分右翼分子聚集在胡的周围，常假座胡寓、“文华堂”、“慰庐”俱乐部进行活动。他们先是反对改组大本营、成立国民政府的决定，想要把持中央，贯彻其排斥共产党的主张，为此邓出面上书“弹劾政治委员会未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而发表政府改组”，被廖仲恺等人驳回;以后他们又多次策划“清党”，以排斥共产党人，并谋划对付左派人物的办法。他们尤恨廖仲恺，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至不惜采取暗杀手段，由胡毅生、朱卓文等收买凶手，于8月间将廖仲恺杀害。

廖仲恺遇害后，胡汉民、林直勉等与廖案有关或有重大嫌疑的人多出走、逃跑、被捕或被软禁，惟邓泽如没有受到触动，且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但他心怀畏惧，很快离开广州。同年11月，邹鲁、谢持等人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邓虽未到会，却出钱资助。1926年1月，邓泽如再次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

1927年4月初，吴稚晖等人以中央监察委员名义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案，要求对共产党首要人员进行非常处置，邓泽如从日本赶回，表示完全赞同，并领衔通电，称国民党三中全会和武汉联席会议为共产党所操纵，否认会议所采取的坚持革命、反对独裁的各项措施的合法性，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提供了依据。嗣后，邓又到南京出席国民党部分执监委员会议，支持蒋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5月，宁方国民党中央常委及各部长会议决定组织“清党委员会”，邓泽如被推为七委员之一。9月，宁汉沪合流成立特别委员会，邓被任为海外部长、政府委员和总理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但因国民党内各派势力争夺激烈，他随胡汉民滞留上海未去就职，不久特委会无形解体。

这时的政局极为动荡。张发奎、黄琪翔等于同年11月在广州兵变，拥护汪精卫，反对桂系。12月又爆发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公社起义。邓泽如自上海急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指责汪精卫等对于张、黄兵变“不独参预逆谋，实为发纵指示”，又说广州公社起义“则为养奸成祸”，乃是“主谋正犯”^[8]，要求派兵去粤镇压。以后邓与古应芬奉派赴粤调查，共同炮制了一个报告书，说汪等“罪过丛积，已非朝夕”，应“通缉归案，依律从严处办”^[9]。

1928年2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仍以邓泽如为国民政府委员。但邓对蒋有所不满，曾谓：“四次全会全操于个人之手……余不愿同流合污”，因此既不到会，也不就职，并通电否认四中全会名称，认为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三中全会不合法，说蒋等已被武汉的中央指为反革命开除党籍，如果“以为有效，则蒋等既丧失党员资格，何能出席于四次全会;以为无效，则何得有四次全会之名?”^[10]

1929年，邓泽如继续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监委，但他态度消极，很少过问政事。此后数年，他除游山玩水、看书写字外，曾把从前所经历及搜集的有关国民党历史的材料编成八册初稿，于1930年交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后以《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为书名出版。

1931年2月，胡汉民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被蒋所扣，邓泽如支持胡，于同年4月联合古应芬、萧佛成、林森以四监委名义对蒋提出弹劾。随后国民党反蒋各派和西南军事实力派在广州开“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与蒋对立，邓为该政府委员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宁粤议和，于11月召开国民党四大，粤方“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撤销，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邓仍被推选为第四届监委、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

1934年12月27日邓泽如病故于广州。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inguorenwu/2022111988.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