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3月1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生于广东归善(今惠阳)^[1]。先世务农，兼做船夫。父亲邓镜仁是个秀才，在惠阳县城教书。邓演达幼年随父学习，1909年，入广东陆军小学，是年级中最年幼的学生，他的勇敢引起了老师邓铿的注意。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以陆小学生参加了姚雨平的革命军。1914年进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继续学习，毕业后于1916年升入保定军校。在这里，他除学习军事外，并研讨社会科学。1919年军校毕业后，被派往西北边防军见习。这时，孙中山在南方组织援闽粤军，作为国民党基本武装力量，陈炯明任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1920年初，邓演达应邓铿之召，到福建漳州，统率宪兵。从此，他正式踏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

同年夏，孙中山命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旧桂系。11月，粤军第一师在广州成立，邓铿任师长，邓演达任师部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随后又调任工兵营长。1922年3月，邓铿被暗杀。5月，孙中山调第一师参加北伐，邓演达拥护北伐主张，并从中进行了策动，使部队得以迅速出动。北伐军经始兴、南雄向北推进，他指挥的工兵营勇敢作战，首先进入赣州。6月，陈炯明所部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调北伐军回师广州救难，在向信丰途中，一师上层分子发生动摇，邓演达表示拥护孙中山到底。孙中山脱险到上海后，邓由一师革命军官推派，秘密到上海会见他，请示以后行动计划。12月，孙中山调广西的滇桂军东下，驱逐陈炯明，邓演达奉命联络各部，在西江策应，配合滇桂军重新占领了广州。1923年2月，第一师工兵营扩充为第三团，邓升任团长。他率领第三团参加了讨伐沈鸿英、陈炯明的战斗，随后被派负责大本营警卫工作。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共合作，邓演达是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拥护者。国共合作后，他是奉命筹办黄埔军校的七人筹委之一。5月，黄埔军校成立，他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在军校初创阶段，他积极工作，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和政治训练，受到学生的拥护。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是蒋介石的心腹，对邓演达进行排挤。1925年春，他被迫辞职，前往欧洲游历，在德国研究政治经济。在那里，他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并结识了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

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刺。11月国民党右派召集了西山会议。邓演达鉴于“党内形势日非，革命前途危险”^[2]，于同年冬回国。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右派进行反击，他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时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蒋介石3月20日发动“中山舰事件”时，邓演达敏锐地指出了这一事件的反革命性质^[3]，因而一度遭到蒋的拘禁，被调离黄埔军校，任潮州军分校教育长。

1926年7月初，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率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随军出发，8月初到达长沙，参与第四军军部指挥工作。北伐军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数万人后，进迫武昌城，他任攻城司令，亲临前线督战。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他兼任武汉行营主任，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两湖地区农民运动在中共的领导下，迅猛地发展起来。邓演达生长于农村，对农民的疾苦比较了解，对农民革命运动显示出来的力量也有所领悟，因此，他对当时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采取赞助与支持的态度。邓演达认为，农民占全国人口80%以上，农民问题解决了，即解决中国问题80%^[4]。在北伐途中，他要求政治工作人员努力调查沿途的农民生活状况及土地分配情形，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支援北伐。占领武昌的第二天，他就把政治部的工作转向农民运动方面^[5]。1927年初，他写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目前的农民运动，不过是民主主义的初期表现，农民自然要进一步和工人联合，和一切被压迫的人们联合，把目前的盘剥的社会秩序推翻，造成新的社会。”他还指出“农民问题是我们的量尺”，赞成农民运动的，“便是革命的朋友;自己觉悟起来，参加这个工作者，便是中国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反对这个工作的，便是反革命”^[6]。

正当革命在迅速发展时，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右翼代表蒋介石已经准备分裂，破坏革命。1926年11月初，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在那里安下他的总司令部，把南昌作为右派中心，以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相对抗。接着，就发生了迁都问题的争执。11月下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广州开会决定迁都武汉。12月13日，邓演达和徐谦等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未迁来前代行其职权。蒋介石为了把革命政府置于他个人的独裁控制下，以达到其反革命目的，1927年初，他擅自决定迁都南昌，扣留到达南昌的中央委员，不让他们前往武汉。邓演达坚决反对蒋介石这一反动阴谋。2月9日，他和吴玉章、徐谦等五人在武汉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斗争的领导机关。随即发表宣言，要求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并决定在3月召开国民党三中全会。2月2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党员大会，邓演达发表演说，指责蒋介石左右完全是些“老朽昏庸的反动分子”，“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民众的痛苦”。他提出“首先就要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思想的势力，其次军事就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7]。他是当时武汉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

3月10日，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邓演达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努力，使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有利于革命势力的发展。由于他忠实地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被全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长，此外，他还是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负责人。

邓演达在农民部长任内，在武昌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自兼所长。当国民党右派叫嚷“农民运动过火”，肆意攻击农民运动时，他对农民运动仍然表示支持。他主张农民要有武装自卫的力量，并主张替农民解决土地问题^[8]。

邓演达在武汉的活动，妨碍了蒋介石反革命事业的进行，因而蒋对他怀恨在心。“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诬称邓演达为煽动暴乱的代表人物之一，下令通缉，并封闭总政治部驻沪机关，另成立以吴稚晖为首的总政治部^[9]。面对蒋的叛变，邓演达主张东征讨蒋。

1927年4月下旬，武汉政府为了击退张作霖的奉军从北面来的进攻，开始了第二次北伐。邓演达随第四军出发。5月末，在河南临颍大战中，他亲临前线，往来于炮火中，与士兵同战斗，博得军士的爱戴。临颍之战击溃了奉军主力，接着配合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了郑州、开封等地。6月中旬，武汉政府中的汪精卫等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反对革命的会议后，形势进一步恶化，邓演达在愤怒和忧虑中从河南回到武汉。这时武汉已处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包围之中，加上中国共产党内的错误，反动派的气焰嚣张，武汉国民党内汪精卫集团也迅速转向公开反对革命，准备和南京蒋介石集团合流。邓演达看到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大革命已面临无可挽救的失败，6月30日，他写了一篇《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对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行径表示谴责，随后辞职离开武汉，化装成查电线杆工人，沿平汉路步行到郑州，转至陕西潼关，赶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回国的汽车队，于10月15日到达莫斯科。

同年11月1日，他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一项宣言，指责蒋介石、汪精卫之流虽然窃取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号，“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0]。他们提出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随后他往欧洲去游历考察。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剥削和压迫人民。中国共产党则继续高举起革命大旗，英勇地进行了土地革命斗争。在反革命势力暂时占了优势，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刻，一部分不愿意同蒋介石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和从共产党内游离出来的分子，在上海组织了中华革命党，表示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并与在国外的邓演达保持联系。1930年春，邓演达回国，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8月在上海召集十个省区的代表参加的干部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纲领性文件《政治主张》，创办了《革命行动》月刊，选出了中央干事会，他被推为总干事。随后，在十四个省市建立了组织。行动委员会既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同时也反对共产党，企图建立第三种政治势力，寻找出第三条道路来。邓演达标榜要在中国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其实是幻想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来领导，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因此，人们称行动委员会为“第三党”。

邓演达所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指出，蒋家王朝“投降帝国主义，军阀专政的官僚统治与野蛮狠毒的屠杀剥削，较之从前北洋军阀时代尤为残酷”。国民党“已变为掠夺人民，屠杀人民的中枢。革命的中国已变成昏暗无光的地狱”^[11]。只有推翻南京反革命政权，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国家和人民才能得到拯救。但同时他又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只能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前期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不可能领导人口众多的中国农民，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因此他武断地说“中国共产党决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12]，明确表示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声称只有他所领导的行动委员会才能“完成民族及平民解放的任务”。邓演达虽然属于国民党左翼，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与共产党合作，也重视农民的力量，要求解决农民的问题，但他的思想仍跳不出旧民主主义的思想范畴。他不了解，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但是，邓演达始终把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反革命统治，认定要革命就必须首先反蒋。他除了政治上进行反蒋宣传外，在军事方面也进行了策划。蒋介石是以黄埔军官学校学生为其反革命武装基干的。邓演达与黄埔学生，也有历史的渊源。1930年夏秋间，邓演达在上海秘密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系黄埔系军人，策动他们起来反蒋。同时，他与国民党内的反蒋军事集团如杨虎城、冯玉祥、阎锡山等，也有联系，企图与他们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1931年“宁粤分裂”期间，他与陈铭枢、蔡元培等商定，利用蒋介石调动十九路军进攻广东的机会，准备在军队开进广东后，急入潮、梅，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由邓演达、蔡元培、陈铭枢等发表声明，用武装调停宁粤分裂的办法，建立第三种势力和第三种政权^[13]。

邓演达的活动，引起蒋介石的忌恨，特别是他的军事策划被蒋察觉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即四处搜捕他，必欲置之死地。1931年8月19日，行动委员会各地受训干部在上海愚园坊20号举行结业式。邓演达出席了这一结业典礼，由于叛徒告密被逮捕，并被解送南京关押。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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