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初民，原名经喜，字昌权，1889年10月20日(清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湖北石首县。祖父为佃农，父亲教村塾兼行中医。

邓初民五岁时就在他父亲的私塾里受启蒙教育。他对古代历史故事很感兴趣，仰慕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献身精神，投考石首县高等小学时，便改名希禹。辛亥革命前他入荆南中学读书，耳闻目睹穷苦农民的悲惨遭遇，产生了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和同学们一起宣传同盟会的纲领。

1911年武昌起义后，邓初民“曾得到一时的振奋，认为国家可望从此好起来”^[1]，便离乡到武汉，考入由宋教仁任校长的江汉大学。他接触到社会发展史的书籍，“很希望做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社会的人”^[2]，便又改名初民。

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江汉大学停办，邓初民于5月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同时往帝国大学听河上肇讲授《资本论》，并阅读《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1915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开展反袁斗争。邓初民担任总会评议会会长，兼任会刊《民彝》的编辑。

1917年，邓初民由日本毕业回国到武汉，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自己连工作也找不到，在苦闷彷徨中回到石首老家。1919年6月，应友人的邀请去太原法政专门学校教书。到太原后，教职因故未成，他在进退维谷之中写了一篇《旅晋一星期有感》的短文，发表在《山西日报》上。山西督军阎锡山看上了他的文采，留他在督军署担任秘书为其草拟《山西政治纲要》等文告。1922年，邓到进山中学任教。此时，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已进入新的阶段，他阅读了《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思想大为开阔，与几位老师合办工人夜校，并与张友渔等创办《新觉路》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怎样改造中国》一文，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论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邓初民离晋到汉，受聘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教务长，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负责人董必武介绍加入国民党。1925年，邓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委，以后又兼任湖北省党部青年部长及宣传部长，在宣传新三民主义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邓初民担任湖北省临时政务委员会(后改为省政府)委员，先后在湖北党务训练班、文官养成所以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课，还参加当地的民众运动。他还与孔文轩等为湖北省临时政务委员会拟订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并担任审判委员会审判长，亲自审处了一些土豪劣绅。

北伐军攻克南昌不久，邓初民率湖北各界慰问江西军民代表团前往南昌，在蒋介石主持的招待会上呼吁团结对敌，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也于7月在武汉实行“分共”。邓初民的省府委员职务被解除，他在武汉难以立足，于年底到上海。

邓初民到上海不久，便和李达、许德珩、黄松龄等取得联系。随后，他参加章伯钧等建立的中华革命党，被选进中央领导机构(1929年退出)。1928年和李达等创办《双十》月刊。1930年与李一氓等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并担任主席。通过出版刊物、组织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小组等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在此期间，邓开始系统地学习研究马列主义政治学和哲学。1928年出版《政治科学大纲》，1932年出版《政治学》。

邓初民在沪期间，还先后在暨南大学、上海艺术大学、中国公学等校任教。“九一八”事变后，邓初民到处演讲，唤起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1933年暑假，他被暨南大学解聘后，到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他仍然利用讲坛及其他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和全民抗日的主张。1935年响应“一二九”运动，与爱国学生一起参加示威游行，支持中大学生组织“抗日救国会”，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被迫离穗到香港暂避。

1936年2月，邓初民任教于广西大学。6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派他往山西，动员阎锡山参与支持两广事变，阎未作肯定的回答。邓返回广西时，李宗仁、白崇禧已与蒋介石妥协。1937年，广西大学停止了他的教职。正当他处境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张云逸与他取得联系，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使他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1937年9月，邓初民离开广西到武汉，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他联络孔庚、马哲民、孟宪章等几位友人，创办《民族战线》周刊。1938年1月和共产党员黄松龄等组织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2月到沙市，任朝阳学院(原北平朝阳大学)政治系主任，数月后随朝阳学院迁往成都。他与马哲民、黄松龄用“邓马黄”笔名合写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方针和根据地的民主政治，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一时，“邓马黄”之文在成都很有影响。中共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对他们的活动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帮助。经车的安排，邓初民还对川康地方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做了大量团结抗日的工作。在成都期间，他以自己的教案为基础，撰写了《社会史简明教程》一书(1940年11月生活书店出版)。1940年春，车耀先等被捕，邓被迫离开成都到重庆。

1941年，邓初民与王昆仑、许宝驹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3]，还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他是积极活动者之一。1944年10月，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他以个人身份加入，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时，邓初民受到毛泽东两次接见。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他以顾问的身份参加民盟代表团的工作，并与文化界进步人士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文化界协进会，被推为理事。较场口事件发生后，他和文化界人士一百五十余人签名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民主运动的行径。国民党特务于7月间公然在昆明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并放出消息，要在上海暗杀沈钧儒、陶行知，在重庆暗杀邓初民。他听到这个消息，毫不畏缩，毅然在重庆参加筹备和出席李、闻追悼大会，并在大会上演说，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邓初民在重庆的几年中，担任民盟重庆市支部机关报《民主星期刊》和《唯民周刊》的主编，进行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等方面的宣传。并经常给《新华日报》写文章。他还撰写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世界民主运动新趋势》等著作，提出“新型的民主政治”的论点。

1947年1月，邓初民因参加民盟二中全会到了上海。在纪念“一二八”十五周年的群众大会上，他慷慨激昂地发表反内战演说，田汉当场赋诗，把他喻作“铁人”。他还深入到永安公司、劝工大楼以及一些大学，向职工、学生发表演说。2月，蒋介石限令中共驻上海、南京代表团撤走，白色恐怖笼罩沪宁。邓初民于3月中旬出走香港。

邓初民到港后，任教于达德学院。同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总部解散，许多领导人先后到港。邓积极参加沈钧儒等人在香港重建民盟领导机构的活动，出席了1948年1月在港召开的民盟三中全会。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并当选为民革中央常委。5月1日，中共中央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商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邓与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通电拥护，中共中央立即回电表示欢迎。是年底，邓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他庆幸“一个崭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4]。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邓初民由沈阳到北平。4月往布拉格出席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邓初民先后担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山西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以及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他还先后写了《阶级·阶级斗争概论》、《怎样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等著作。1962年，他以73岁的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1年2月4日，邓初民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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