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字雨农，原名春风、徵兰，浙江江山人。1897年5月28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生，四岁丧父，靠母亲蓝月喜以祖遗田产为生。1903年，戴笠入塾，四年后入仙霞国民初级小学。他天资聪颖，只是生性贪玩，又爱惹是生非，虽受到母亲的严加管教，总是习性难改。1910年往江山县城文溪高等小学就读，毕业后，报考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在作文试题《试各言其志》中，抒发自己的抱负，在文章结尾写下“希圣希贤希豪杰而已”，但他并不知道怎样才算圣贤豪杰，入学不到一年，就因捉弄管理寄宿生的舍监被开除学籍。回家后与一些意气相投的人混迹于花会赌博、设坛开乩、求神问卜的场所。其间曾于1917年入浙军第一师模范营当了几个月学兵，1920年往沪杭一带找发迹的捷径，未得机遇而返。1924年江浙战争时，在乡组团练充当团总。

1926年，戴笠改用是名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集体加入国民党，并与蒋介石派回军校活动的胡靖安、陈超等人秘密交往，监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国民党左派的言行。1927年4月军校“清党”时表现特别积极，受到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入伍生政治部主任胡靖安等人的赏识。旋被选入骑兵营第一连，并当选为营党部执行委员，开往苏州受训。是年8月，蒋介石下野，戴笠被推选为骑兵营代表之一往奉化溪口向蒋介石表示慰问和拥戴。他以一番忠贞的言词给蒋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由于蒋介石下野，骑兵营教学停顿，戴笠往上海加入由胡靖安领导的联络组为蒋介石收集情报。他和青帮头目、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搭上关系，由杨引荐又结识了海上闻人杜月笙，进而与杜、杨“在杭州西湖之滨杜庄，结为异姓兄弟”^[1]。因而他获得的情报最多。同年11月，军校令骑兵营学员返校继续完成学业时，他认定为蒋做情报工作是个人发迹的最好途径，便留了下来。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后，戴接替胡靖安主持情报工作，被任命为总司令部联络参谋，直接受蒋介石的调遣，在二次“北伐”及以后的新军阀混战中，他常出入前线，搜集军事情报。

“九一八”事变后，戴笠与一些黄埔少壮军官在蒋介石指使下，组建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当选为候补干事，并由蒋介石亲自指定他担任特务处处长(即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长)。1934年7月，接替邓文仪兼任南昌行营秘书处调查课上校课长，随后他将调查课归并于特务处，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建立区、站、组各级特务组织，并渗入到军宪警及铁路等各个部门。又先后在南京开办特务警员训练班，在杭州浙江警校内开设特训班，培养出一批具有暗杀绑架和电讯技能的特工。1935年担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

戴笠贯彻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除在1933年5月指挥平津组织在北平六国饭店击毙汉奸张敬尧外，把破坏中共组织，监视、逮捕、屠杀中共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作为基本任务。1933年6月由他亲自指挥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杀害。次年11月，又将著名报学家、爱国人士史量才杀害于沪杭公路上。他布置平津特务组织对著名爱国抗日将领、中共秘密党员吉鸿昌进行暗杀未遂，便交由北平军分会将其杀害。1935年11月1日，晨光通讯社爱国志士孙凤鸣在南京中央党部刺杀蒋介石未成，将汪精卫击伤，孙当场死难。案发后戴笠立即调动大批特工搜捕晨光通讯社所有成员，并连及不少无辜，由他亲自严刑审讯。他误认为此案主谋是王亚樵，派员往香港将与王有过交往以及与王素不相识的人加以逮捕、引渡，并派特工追踪王亚樵，到广西梧州将其暗杀。

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民党地方当局接连发生反蒋事件。1933年11月，福建当局和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等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宣言抗日反蒋。戴笠亲自赶往厦门、漳州等地，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对十九路军将领进行分化收买，致使一些将领倒戈，促使福建人民政府失败。1936年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两广“六一事变”，戴笠对广东空军将领及飞行员多方收买，使实力雄厚的广东空军投蒋。

同年底，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戴笠肩负情报和保卫的双重责任，受到一些黄埔军人的追究，他自知难辞其咎，为“实践君辱臣死之义”，随同宋美龄、端纳等前往西安，即被张学良软禁。他自忖凶多吉少，写下一纸“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况，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2]由此更加受到蒋介石的器重。护送蒋回南京的张学良被拘押后，一直由他负责监管。1937年12月，戴又将从海外回国参加抗日的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等诱捕监禁。

淞沪抗战爆发后，戴笠赶到上海，与杜月笙等帮会势力建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并组建一支上万人的别动队武装。11月初别动队掩护淞沪守军撤退，除遭受较大伤亡外，一部分退入租界被解除了武装，戴将不足两千人的残部撤退到安徽祁门、浙江遂安，整编为教导总团部，戴亲自兼任总团长，后经收编散兵游勇，人数又达万人，于1938年5月改名为忠义救国军。设总指挥部于汉口，戴自任总指挥。

1938年蒋介石迫于党内外强烈要求取消秘密小团体的呼声，将力行社及其外围组织复兴社一并解散，戴笠担任改组后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副局长，负实际责任。军统局成立前后，戴在湖南临澧开办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招收失学失业流亡青年千余人施以特工训练(后迁贵州黔阳、息烽)。在武汉、浙江等地开设译电、电讯训练班。

武汉失守后，军统局由长沙迁往重庆，又陆续开设兰州特警训练班、重庆谍报参谋训练班、外事训练班等等，特务队伍迅速扩大，除大力扩充各级特务机构外，陆续在东南亚各国建立海外组织。至1942年，基本特工达四五万人。1940年春，戴笠派军统人员协助各战区编组和训练便衣混城队六千七百余人。1942年戴呈准蒋介石将混城队划归军统，改编为别动军。

戴笠凭借宠大的军统组织和蒋介石的宠信，不断把权势伸向各个部门。1941年夏，先后当上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处长和财政部缉私署署长。1943年又兼任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及财政部货运管理局局长，主管邮电航空检查的军委会特检处，也由他派军统骨干刘璠任处长。还掌握了交通警备司令部九个团的交警和数万人的缉私武装。

为了使军统能忠实地为蒋介石效力，戴笠以“秉承领袖意旨，体会领袖苦心”作为军统局的指导方针。他要求所有人员“贯彻领袖主张，达成领袖意图”必须始终如一，至死不变。他对军统人员的思想行动实行严格的监督，建立了各种名目的督察监督网，以他制定和宣布的各种规定、禁令，作为军统内一套不成文的“家法”，惩罚标准全凭他个人的意旨。“家法”的残忍，致使不少人走上自杀的道路。军统局帮办唐纵深有感触地说：“雨农的作风，对上绝对服从，不计利害以达成任务，使上信任。对下绝对控制，不顾舆情，以残酷手段使下知其惧。这是他事功成就的两大法宝。”^[3]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海军部发现军统在珍珠港事变前夕侦译出日本空军发动这次偷袭动向的情报准确无误，于1942年5月派海军中校梅乐斯(Milton Edward Miles)来华寻求建立基地。戴笠陪同梅乐斯往东南沿海地区考察，除提供这些地区的地理水域、敌情等方面的资料外，要求美方给予帮助。经梅乐斯向美国海军部极力主张，双方建立起电讯侦译、气象测量、水雷爆破等方面的合作关系。1943年4月，正式签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合作范围扩大到由美方帮助训练军统武装，并提供武器弹药装备，供给交通工具和医疗设备。1943年6月起，先后开办了十多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训练班，一律由戴笠任主任，由美方特工任教官、总教官，分期分批训练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和专门与中共抗日武装制造摩擦的国民党杂牌军。1944年秋，戴又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William J.Donovan)签订补充协定，确定由美联邦调查局派员帮助训练高级特务，在重庆开办了特警训练班，并由美方配备诸如测谎侦察器、强光审讯器等各种现代化刑具。

自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想利用国共合作来消灭共产党。戴笠秉承蒋的旨意，除布置军统西北区对在西安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中共党员宣侠父秘密杀害外，围绕陕甘宁边区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组织网，接连派遣特务打入延安。在重庆，戴笠更是亲自布置对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单位设置侦察哨，广布密探对中共人员盯梢，并运用各种渠道窃取中共方面的情报。1940年2月，他发现军统电讯处长张蔚林、冯传庆等六人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即将张、冯等六人及中共南方局担任联络的张露萍一并逮捕，亲自严刑审讯，企图一举破获重庆地区所有中共地下组织，未能达到目的，便将张等囚禁在息烽集中营，于抗战胜利前夕将他们杀害。1940年3月，借成都饥民发生抢米事件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新华日报社成都分社负责人洪希宗等十多人逮捕，戴笠亲自赶至成都审讯，妄图将抢米事件嫁祸于共产党的目的未能达到，便令特务将洪希宗等多人活埋，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往重庆监禁在“白公馆”看守所，于1945年8月18日将其枪杀。在江南一带则令忠义救国军袭击新四军抗日武装，并配合国民党军发动皖南事变。

在举国抗战的形势下，戴笠也曾指挥军统进行过一些锄奸、情报及敌后游击等活动。1938年3月，戴笠密令天津站长陈恭澍对伪华北政权首要王克敏相机刺杀(未遂)。同年12月，汪精卫叛逃越南河内，戴组织行动组，往河内对汪精卫追踪监视和暗杀，以错杀曾仲鸣而收场。1940年相继在上海刺杀了为日伪效力的帮会头子张啸林、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等。1938年9月，他令上海区将与日方有过接触、并未投敌的唐绍仪砍死，在国民党内引起强烈反响。1940年戴令上海区“对即将出现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予以破坏性打击”，先后暗杀了几个中级职员，并在伪储备银行内设置爆炸物，引起敌伪血腥屠杀我方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驻上海的职员，酿成耸人听闻的“银行血案”。

与此同时，戴笠也指挥军统直接对日军采取过一些行动。1940年戴笠批准上海军统组织拟定的刺杀日本军人的方案，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行动五十余次，毙伤日军六十余人，大多是一般士兵。同时对敌方的交通桥梁、物资仓库以及各种军事设施也进行过一些破坏。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披露，此种行为达2101次^[4]。军统与敌伪的斗争虽影响有限，但还是属于抗日民族战争的范畴。

戴笠执行蒋介石的曲线救国路线，担当了与敌伪勾结的重要角色。1939年底至1940年9月，他指挥军统香港区长王新衡冒名宋子良与日方主管“桐”工作的今井武夫等人在港澳进行多次密谈，达成中日停战，共同防共的初步协议，只是因为形势的变化，未能付诸实现。1940年3月他派唐生明往京沪与敌伪头目挂钩。唐的真实身份暴露后，充当起日方与重庆政府间沟通关系的桥梁。此后，戴又陆续派军统人员与汪伪政权核心人物周佛海、伪陆军部长鲍文樾、伪海军部长任援道、伪社会部长丁默邨、伪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等人联络，虽说是“策反”，但也是企图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1945年初，派员往河南、江苏等地勾结伪军，得到孙殿英、张岚峰等伪军头目“惟蒋委员长和戴先生之命是从，绝对不同共产党妥协”^[5]的许诺。

1945年7月，戴笠为策应美海军陆战队在东南沿海登陆及抢夺胜利果实，偕同梅乐斯、杜月笙等赶往浙江淳安指挥。正当他们加紧筹划时，日本发出乞降照会，戴即令各地军统武装分别抢占上海、南京、杭州、漳州、厦门、武汉、长沙、徐州等城市及京沪、沪杭、粤汉等铁路干线。同时对所勾结的伪军，分别给予国民党军的名义。还派员往南京勾结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冈村“将京沪杭地区保持得完完整整，移交中央军接收”，保证冈村的战犯问题“由我戴某人完全负责，我政府必将优予厚遇”^[6]。9月上旬，戴笠由淳安到沪，成立军统及中美合作所上海办事处。他一面指挥军统抢先劫收敌伪产业，一面向蒋介石要求取得了肃奸大权。

抗战胜利后，戴笠面对全国各方强烈要求取消特务组织的形势，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除将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改编成18个交警总队外，与李士珍、宣铁吾等人争夺全国警察权。1946年3月上旬，戴在北平盛情款待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要求美国扶持他在战后中国海军中取得权位。此时他得到蒋介石召他返渝的电报，于3月15日乘专机离平，17日上午从青岛飞往上海途中，因气候恶劣，在江宁板桥镇附近岱山坠机殒命。国民党政府“着追赠陆军中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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