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岳，字禹行，1878年(清光绪四年)生于直隶高阳县西庄村(今属河北省)，为明末兵部尚书孙承宗之后。他童年被送到外祖父家受启蒙教育，早年曾中秀才。但因祖上被清军所杀，怀深仇大恨，遂无心于科举仕途，常往来于高阳、保定之间，结交朋友，饮酒作乐。其父孙迈唐一生勤俭治家，对孙岳所作所为极为不满，视他为不成器的败家子。当时，孙岳年轻气盛，好打抱不平，曾杀死蠡县一地痞，逃到五台山当了和尚。

1904年，孙岳投考保定武备学堂，被录取入炮兵科。在校期间，结识了革命志士吴樾、刘廷森等人。1906年，又进陆军行营军官学堂(后改为陆军预备大学堂，民国后改称陆军大学)第二期速成科进修。这时，北方同盟会创始人陈幼云受孙中山委托，从日本东京回到保定。陈着意在军官学堂进步师生中工作，以聘请体育教员为名义，请孙岳等到育德中学，进行革命联系。后来由陈幼云主盟，张继、王法勤介绍，孙岳加入了同盟会。

孙岳于1909年毕业，先后担任北洋陆军第三镇(统领曹锟)九标三营管带(营长)、中校参谋等职。他在军中联络下层军官，积极从事反清活动，与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秘密组织的反清团体“武学研究会”暗通消息。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为策应南方革命，孙岳参与王金铭、施从云等策划滦州起义。由于有人告密，在滦州起义前夕，孙岳便被革职。不久他潜回保定，随即南下投奔革命党，至南京时江北独立，被陆军部委任为苏、松、宁、扬、镇五路军总司令，驻扎长江以北，与清军作战。后来军队改编，孙岳被任命为陆军第九师师长。

民国成立后，孙岳应江西都督李烈钧之聘，参赞军务并督办庐山牧场。1913年“二次革命”时，任讨袁一路军总司令。反袁斗争失败后，同李烈钧逃亡日本。不久密潜回国，隐居于陕西华山脚下。

袁世凯病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奉、皖三大派系，各自扩张势力，争夺地盘。1917年，孙岳凭借与曹锟的旧关系，任直系曹部军官教导团团长，先后参加了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被任命为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冀南镇守使，移驻直隶大名。

曹锟、吴佩孚把持北洋政府后，穷兵黩武，吴佩孚企图武力统一全国，残酷镇压工农运动。1923年10月8日，孙中山发布讨伐曹锟令，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采取一致行动。同时，又派李石曾等秘密联络北方将领。孙岳与冯玉祥在滦州起义之前就相交甚厚，两人在政治上都有进步倾向，在直系中又都受到吴佩孚的排挤，因此都有倒直的意愿。1924年9月10日，孙岳应冯玉祥之约，以祭奠殉难官兵之名，在北京南苑昭忠祠，就推翻曹、吴之事进行秘密商议，即史书上所称的“草亭会议”^[1]。会后，孙岳即联络胡景翼。胡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率部在陕西耀州起义，后迫于形势，接受直系改编。第一次直奉战争后，驻扎于彰德、顺德一带，正好与孙岳的部队相比邻。经孙岳联络，欣然同意，并派部下岳维峻去见冯玉祥，表示绝对服从指挥。

1924年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任命冯玉祥为第三路军司令，率部进军赤峰，置于奉军重兵之下，并派胡景翼等监视冯部，如有异动，就地解决。这更迫使冯最后下决心推翻曹、吴。在直军动员会之后，冯向曹锟建议，调孙岳部来拱卫首都。曹不知有计，即令孙岳率部进京，委任为京畿警备副司令(总司令赵玉珂)兼北京戒严司令，负责京城治安。孙岳为了掌握举事主动权，安排得力副官门炳岳当陆防处处长，派出马、步兵在各主要街道来往巡查。10月12日，吴佩孚亲赴前线督战。18日，又将驻长辛店、丰台的嫡系部队全部调往前方。冯玉祥得到消息后，遂于10月19日通知孙岳监视总统府卫队和吴佩孚的留守部队，做好举事准备;通知胡景翼扼守通州，防止吴佩孚反扑，命令所部李鸣钟急趋长辛店，切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急令已到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部停止前进，限期回师;急令鹿钟麟率部日夜兼程，迅速返京。10月22日夜12时，鹿部前锋到京，孙岳令士兵开城门迎接，布置所有官兵佩戴事先备好印有“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报国”的臂章，占领车站、电报局、电话局，控制了北京与外部的联系，并派人去中南海通知曹锟。曹梦中惊醒，觉得大势已去，只好下令卫兵向孙岳缴械。这样，不费一枪一弹，一夜之间，完成了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使直系失去了根基，前线直军溃不成军，吴佩孚只得收拾残兵败将，从海路仓皇南逃。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军政会议。孙岳力主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同时，极力推荐与孙中山有密切联系的国民党人李书城、李烈钧、李石曾等出任过渡政府的重要职位，并坚持自己及其部下均不参加内阁，以示举事为国，不图私利。会议决定将参加北京政变的各部队统一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推举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会后，冯、胡、孙三人联名电请孙中山北上，并派代表持冯玉祥的亲笔信，南下迎接孙中山“务希即日北上，指导一切”^[2]。11月1日，孙中山向冯、胡、孙等发表了感谢电，表示“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3]。但是冯、胡、孙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的政治主张却遭到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反对。孙中山抵达北京后，未及开展工作，便因病逝世，使冯、胡、孙等人期盼与孙中山共商大计，开创政治新局面的主张未能实现。

国民军成立后，孙岳即率国民军第三军进取保定，肃清曹、吴残余势力，释放关押在保定监狱的“二七”大罢工的工运干部，使京、津、保等地的工会得以恢复。同时还同意共产党在保定建立妇女联合会、农民协会、反帝大同盟等革命群众组织。孙岳带兵，军纪严明，深得军心、民心。进驻保定后，兵力得到扩充，由一个混成旅发展为两个师，后又扩编为四个师三个混成旅。孙岳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其余三个师的师长分别为叶荃、杨虎城、何遂。三个混成旅的旅长分别为徐永昌、庞炳勋、刘廷森。

1925年1月，孙岳任豫陕甘剿匪总司令，8月，任陕西省督办。11月，国民军反奉之战爆发，直隶李景林部败逃山东，孙岳调任直隶督办兼省长，进驻天津。1926年初，冯玉祥因和苏联接近激起北方军阀的攻击，以冯“赤化”甚于洪水猛兽。冯迫于处境日益险恶，提出息争呼吁，通电下野。孙岳接任对奉作战前敌总指挥。3月，奉军及直鲁联军反攻，天津失守，国民军撤回北京。孙岳心情郁闷，染病住进医院。4月中旬，随国民军退至包头，留五原养病。9月，冯玉祥自苏联回国，重整国民军，孙岳抱病参加“五原誓师”，本想参加北伐，但因病加重，不得不赴上海就医，国民军第三军军长一职由徐永昌代理。1927年6月，孙任河南省政府委员，8月，兼任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

1928年5月27日，孙岳病故于上海。12月25日，安葬于北京西郊温泉山下，张继为之撰墓志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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