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三,名大有,字秀三,以字行,直隶乐亭县人(今属河北省),1882年12月29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生。孙秀三幼年家境贫寒,读书很少,十三岁便远离故土前往东北,到长春“益发合”大车店“住地方”[1]。
长春“益发合”是乐亭县汀流河刘石格庄大财主刘梦道以四万八千吊资本于1892年投资开设的,最初仅是一个大车店。“益发合”大车店通过招待过往货车,服务食宿吸引客商,或代客购销,从买卖成交中提取佣金。每到秋后,也囤积粮豆,从倒把中获得厚利。还附设了油坊、碾磨坊、粉坊和豆腐坊等手工作坊,开设了粮米铺,零售油酒米面和杂货。孙秀三入“益发合”时,该号正不断发展,蒸蒸日上。
孙秀三刚到“益发合”时虽然年轻,但聪颖勤奋、任劳任怨,故深得掌柜们的重视,数年便升为“小掌柜”,成了“益发合”车店里出类拔萃的年青买卖人。
清末东北金融混乱,币制复杂,多种银、钱、钞票同时流通。为适应商品流通,便于兑换货币,钱庄业在长春迅速发展,大商号多自办钱庄。1904年,“益发合”大车店在本城西三道街开设了“益发钱庄”。翌年,二十三岁的孙秀三被提升为钱庄经理。
孙秀三经营“益发钱庄”后,深知钱庄要发展,关键是筹措充裕的流动资金,增强购买和储存各种钱钞的能力。1907年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有密切关系的长春“同和盛”银号倒闭,他迅即聘用该银号精通业务的佟锡侯等三人,通过他们与正金银行搭上关系,取得贷款。同时,孙积极改进内部业务,增设新的营业项目,扩大业务活动范围:第一,向交通银行学习办理汇兑业务,使“益发钱庄”不仅获得了较多的汇水(汇款手续费),而且提高了存款额,扩充了流动资金。例如,1914年仅乐亭一地待取的汇款,有时就达一百多万元。第二,增加买卖和兑换金票、钞票、卢布和大小洋的业务,从中获利。第三,于1929年自设银炉,铸造“吉林大翅”[2],并自出一至五吊的凭帖。第四,1913年以十万元(小洋)为资本,禀请“在黑河开设金炉,收买沙金,铸造‘宝条’”[3],运赴上海出售。由于色纯量足,信誉甚佳。在机构设置上,于上海、乐亭、天津、营口、哈尔滨等地增设了分支机构,办理汇兑业务。这样,“益发钱庄”由以兑换为主,逐步转为以汇兑和买卖钱钞为主,并在“益发合”内进行单独核算,独立经营。
由于孙秀三经营有方,“益发钱庄”成为“益发合”各柜中最主要的获利单位。1912年至1917年,“益发合”共盈利二百零二万元,其中绝大部分为钱庄盈利,大车店的生意,则因中东铁路通车后货运量锐减而常常亏损。1916年秋,“益发合”的总经理韩杏林拟从钱庄提取一笔巨款,作为车店买卖粮食的流通资金,孙及钱庄众掌柜对此举颇不以为然。次年元宵节,他与钱庄掌柜们提出总辞职,韩见形势不妙,便自请退约。此时财东刘家亦已看出,韩杏林和一帮老掌柜们不谙商情变化,无所作为,而孙秀三和一伙后起的掌柜们年富力强、有识有为,于是同意韩杏林退约,从而迫使身股高、年岁大的三十余名老掌柜纷纷辞职。店东将孙秀三等人的身股增加一倍,委任孙为“益发合”总经理。此事在当时长春商界影响很大,人们称之为“孙秀三闹革命”。
孙秀三就任“益发合”总经理后,他以钱庄为“益发合”的总柜,在原有分柜、分庄的基础上,积极改革内部业务,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创办了榨油、制粉等工厂。同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加强社会联系,使“益发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孙秀三主持下,“益发合”的金融业务扩展较快,经营方法更加灵活。他大力经营金银和各种钱钞,随时用电话掌握各地兑换比价,在此地低价购入,在彼地高价抛售。1919年,为日商三井、三菱洋行代收金票,即获利数十万元。“益发钱庄”除自身发展外,又于同年和交通银行合作,各出资十万银元,在长春开设“益通商业银行”。同时,“益发合”还大量经销粮豆,赚取厚利。由于经营金钞和粮豆等倒把买卖,企业经常冒着很大的风险,孙切身感到办企业“虚的不行,要办实的”。鉴于长春一带盛产粮豆,生产豆油、豆饼和面粉,不仅加工简便,而且销路畅旺,于是积极筹建榨油厂、面粉厂等近代工业,这是“益发合”前进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1921年,油厂建成投产,安装有四十台水压式压榨机,日产豆油二万斤,豆饼三千六百块,每日需用大豆二十万斤,是当时长春设备最先进的机械动力榨油厂。1924年,以四十余万元买下日商“中华面粉公司”的制粉厂,日产面粉四千袋,每日需用小麦一百二十吨,是当时长春设备最先进、产量最大的面粉厂。为了加强面粉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益发合”不惜高薪聘请外籍技师指导生产,在选购原料、精心加工、严格检查产品质量上下工夫;同时还开设了织布厂,自制面袋,为生产面粉服务配套。经过一番努力,“益发合”生产的“龙马牌”面粉在大连博览会上被评为一等品。1928年又租用哈尔滨“永盛公司”火磨(机器面粉厂),是为“益发合”的面粉二厂。次年与长春“裕昌源”合买“裕滨”火磨,建面粉三厂。这样,“益发合”面粉的年产量遽增至五百四十万袋,在当地位居第一,产品畅销于南满、吉长铁路沿线各地。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榨下,为使“益发合”能够生存发展,孙秀三注意联络结交地方官绅,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的吉长道尹蔡运升、曾任奉天军政两署秘书长的袁金铠、滨江镇守使丁超、依兰镇守使李杜等人,或为“益发合”的座上客,或与孙时有来往。他看到负责经销吉黑两省食盐的吉黑榷运局,进出款项数额颇大,便与局长董某拉关系,为该局代收盐款,从而得到近百万元的存款充作流动资金。同时,由于他在长春商界积极活动,1917年被选充长春商会常务董事,1922年又当上了长春总商会的副会长。1924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一直担任长春总商会会长。
1925年前后,由于军阀混战,滥发纸币,致使奉票币值不稳。当时,不少钱庄大量倒卖奉票牟利,“益发钱庄”内部也有人主张多做奉票买卖,孙秀三虑及这样做可能给“益发合”招致祸患,便坚决禁止买卖奉票,并布置向沈阳、大连等地大量销售“龙马”面粉,使“益发合”的商誉为世人皆知。其后,奉票贬值,市场动荡,民怨大起。为了转嫁责任,奉系首领张作霖竟将倒卖奉票的钱号“天合盛”沈、长、哈等三柜的执事人逮捕,并于1926年8月19日将冯浚川等五人枪毙。据说,“益发合”也曾被列入查办的名单之中,幸有与他早有结交的奉系要员臧式毅出面力保,声称“益发合”素营实业,并不倒把,遂得使该号化险为夷。对此,“益发合”内外无不赞佩孙秀三掌柜有先见之明。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益发合”已经是商业、工业和金融资本的集合体,各业相互补充,彼此促进,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1920年至1931年,盈利约计八百万元。除长春总号(包括油厂、面粉厂及其附设的织布厂)外,在关内外二十四个地方设分支机构二十七处,全部从业人员达二千余人。
“九一八”事变后,孙秀三避居大连,在大连设立“总管理处”,仍负“益发合”经营管理的全责。为了扩大粮豆外销,1932年在大连“益发合粮栈”设出口部,直接向欧洲、南洋各地出口大豆、豆油、豆饼等。后因无力与洋商竞争,加上日伪进一步控制,被迫于1939年歇业。1932年,“益发合”还在长春西四马路口开设“泰发合”百货商场,这是当时中国人在长春开办的营业面积最大、条件最好的百货商场。为了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1936年他提出改进组织领导形式,成立股份公司。是年7月,在大连召开筹备会,决定成立“益发合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设于长春,孙任代表董事,领导董事会。公司成立后,“益发合”由原财东刘家独资变成合资;由一人执掌全局,改为代表董事依董事会决议行事;将三年结账一次改为一年一结算,采用簿记帐,每年提出《业务报告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伪为了加强对东北的经济掠夺,施行全面经济统制,“益发合”和众多的民族工商业一样,原材料和商品几乎断绝了来源,生产和销售受到严格限制,因而日渐衰败下去。处此逆境,孙秀三仍然尽心竭力进行经营,终使这一民族工商企业得以保存下来。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孙秀三抑郁愤懑,不久即辞去连任七年的长春商会会长职务,派“益发合”一名副经理出任副会长以事应付。翌年,他干脆以养病为名从长春出走,摆脱伪满“首都”——“新京特别市”的社会活动。日伪当局曾加给他“新京特别市自治委员会委员”、“满洲制粉组合理事”、“新京地区直辖油房组合副组合长”等伪头衔,但孙从未参与其事。在日伪残酷统治下,他对日伪不予合作态度只能是有限的;但作为一个商人,孙秀三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是可贵的。
“益发合”是个拥有数千职工的大企业,孙秀三担任这样一个大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在用人、操守等方面也有值得称道之处。“益发合”的一些业务骨干大都是他亲手栽培提拔起来的,他们或老成持重恪守职责,或精明干练勇于创业,对一个私营企业来说,也可谓人才济济。孙执掌柜务,号令统一,不别亲疏。他的女婿高某在“益发合”任事,派驻海龙,1929年春节前夕,因业务需要,总柜通令各地驻在人员不得回长春度岁,而高某竟擅返沈阳家中过年,当时虽经东家为高求情,但仍执意责令其“出号”[4]。孙体恤下情,善于笼络人心。一次,经理室内存有蜜橘,一小伙计趁室内无人,登高取食,恰逢孙入内,小伙计惊惧失措,他却毫不介意和悦地说:“取下来,我要吃。”小伙计转恐为安,感激不尽。在企业内他虽权重位高,但廉洁公正,为同人所悦服。他精于计算,一般加减乘除均用心算,很少借助算盘等工具,俗称擅长“袖里吞金”。
孙秀三长期担任“益发合”总经理,资深功高,个人身股也较高。后来将身股折算成钱股,遂成为除刘家一门八支外的较大股东。
1945年2月2日,孙秀三病逝于大连。
附记:在撰写过程中,吉林省工商联副主委万玉英(原“益发合”财东刘次玄的夫人),原财东刘益旺、文书经办人王赫然等曾积极提供资料。稿成后,又经孙秀三的后人孙广礼先生订正,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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