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字馨远，山东历城人，生于1885年4月17日(清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一)。1904年在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毕业后，由练兵处以直隶官费生送往日本留学。1908年底，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孙留日期间曾混迹同盟会。1909年初由日回国，经陆军部考试，名列上等。11月13日陆军部奉清廷上谕赏给孙传芳“步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1]。发往北洋陆军近畿第二镇，任步队第五标教官。民国以后，第二镇改为第二师，驻防湖北，他又历充该师辎重第二营营长、步兵第六团团长、步兵第三旅旅长等职^[2]，深为湖北督军王占元所赏识。1917年升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起，王占元拘留皖系的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8月，以孙传芳代替吴职。1921年8月，“湘鄂战争”中，王占元兵败逃离湖北，28日，北京政府任命孙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继王兼第二师师长^[3]。时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任湖北督军，孙遂转依吴佩孚。

1922年5月，以英、日帝国主义对华争夺为背景的直奉战争发生，直系迅即取得胜利。奉系失败后，退守山海关外。直系曹锟、吴佩孚为了赶走安福国会选出来的总统徐世昌，垄断北京政权，并对抗南方护法政府，阴谋策划抬出黎元洪充当傀儡总统，并准备恢复“民六”旧国会，演了一出所谓“法统重光”的丑剧。孙传芳在这幕丑剧中充当中了曹、吴的急先锋。5月15日，他领先通电全国，要求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位，电文说：“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销。”^[4]28日，再次发出劝告南北两总统孙中山和徐世昌应同时下野的通电。6月2日，徐世昌被迫卸任，11日黎元洪被捧了出来。这是孙传芳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从此他逐步成为曹、吴集团中的一员要将。为了夺取福建地盘，孙奉命于1923年1月率部从湖北经江西入闽，3月20日，北京政府任命孙为福建军务督理。

孙任军务督理之前，福建政局与反直三角同盟(孙中山与奉、皖两系的结合)的形势密切联系着。在1922年5月以后到1923年3月以前，福建境内成为皖系军人、孙中山的北伐军与直系策动的陈炯明部队错综复杂的斗争场所。孙传芳率部入闽后，经营一年，到1924年春，才把接近皖系的王永泉与臧致平部赶走。王、臧旧部退入浙江境内，接受皖系卢永祥的委任。浙卢收编王、臧旧部，成为直系齐燮元进攻浙江的借口。同年9月初，作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序幕的江浙战争又打起来。孙传芳奉曹锟的命令，以闽浙联军总司令名义，出兵援助江苏的齐燮元。当苏、浙两军在黄渡前线对峙时，孙传芳军突然越仙霞岭，占领衢州，使卢永祥迅速失败。曹锟政府于9月20日任命孙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孙由于收编了卢部五个师，实力大为加强^[5]。

奉张为了援助浙卢，出兵讨直，发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底，由于直系冯玉祥部和奉张秘密停战议和发动北京政变，致曹、吴兵溃失势。从此，北京政府处于冯玉祥、张作霖共同控制之下。11月24日，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曹、吴虽倒，但长江流域的直系势力齐、孙、萧等仍在。他们通电表示拥段，段也愿挟他们以自重。但奉张怂恿浙江督军卢永祥向齐燮元夺回江苏地盘，于是段于12月11日下令免齐燮元江苏督办职，任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张作霖派奉军张宗昌部随卢沿津浦铁路南下。孙传芳在浙江感受威胁。1925年1月11日，他伙同齐燮元，组成“江浙联军”，以阻挡奉军前进。段为分化孙、齐联合，于1月16日任卢兼江苏督办，孙为浙江督办，并宣布上海永不驻兵。孙觉得自己有了保障，即不再参与齐、卢之争。齐受孤立，被迫宣布下野。2月初，孙、卢签订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双方取得暂时的妥协。

不久，五卅运动爆发，帝国主义及其军阀走狗都惊恐不安。在此之前，奉军并未履行“江浙和平公约”完全从上海撤兵，至是，奉军在帝国主义的纵容下，又大批地进驻上海。同时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杨于9月分别到皖、苏就职。奉系势力向东南的伸张，终于又使孙传芳和奉系军阀的矛盾再次激化。孙为了自保，一面暗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络反奉，一面拉拢江苏张謇、张一麐等地方代表人物，制造反奉的舆论^[6]。10月中，孙出敌不意，突然向奉军发动猛攻。杨宇霆猝不及防，又恐战线过长，急令奉军撤退，于是孙军一举夺得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10月17日段祺瑞以临时执政名义发布命令让孙传芳立即撤回原防^[7]。时鄂、皖、赣三省直系军人及旧苏军师旅长多人纷纷通电响应讨奉，并电请吴佩孚与孙传芳共同主持讨奉“大计”。奉军见势不敌，即放弃苏、皖两省，将军队全部集中徐州，与张宗昌部汇合，准备反攻。11月初，孙又到蚌埠督师，与张宗昌的反攻部队交锋，在安徽固镇以南战役中，重创张部的白俄雇佣军，俘获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山东帮办军务、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并把施处决。11月8日，孙在徐州召开庆功大会。同月底，他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任章太炎为顾问，蒋方震(百里)及日本军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成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五省的实际统治者，也成了直系军阀最有实力的首领。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从广东誓师北伐。8月初，北伐军进抵湖南岳州。当时主要打击的对象是盘踞两湖与河南的吴佩孚。这时孙传芳虽然在南京有些惊慌，但他还希冀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让他坐收渔利。因此，他暂时伪装中立，声称“保境安民”^[8]。为了对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炮制了一套“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的所谓“三爱主义”，来蛊惑群众。等吴佩孚在两湖挫败，北伐军于9月初进入江西时，他才慌忙地派兵迎战，并通电叫骂北伐军“共产共妻”^[9]。9月21日，他亲赴九江督战，妄想挽回败局;但革命洪流是不可抗拒的，孙传芳在江西战场上进行了一个半月的顽抗，仍然被打得一败涂地。11月初，他狼狈逃回南京，陷于日暮途穷的境地。19日，他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化装潜赴天津，去会见了张作霖。在此之前，靳云鹏、王占元来往天津、南京间，虽然已为双方撮合^[10]，但尚未合拍。当时张作霖正在天津蔡园召开奉系将领会议，孙传芳的突然到来，使奉系将领深感惊讶和“钦佩”。孙向张作霖求救。于是，他们在反对革命军的共同基础上，化仇为友。张作霖答应派张宗昌带一部分“直鲁联军”南下支援他，孙也表示对张的衷心拥戴。11月30日，孙传芳和张宗昌等领衔通电拥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孙、张分任安国军副司令，孙仍兼五省联军司令。会谈结束，张宗昌把直鲁联军开到浦口，孙回到南京，指挥他的部队摧垮了当时蔡元培等搞的“浙江自治”，重新夺取了浙江地盘。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占领了杭州，战线渐次逼近上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为了响应北伐军，组织武装起义，遭到了孙传芳的血腥镇压。先是上年10月，当孙在江西指挥作战时，已指使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镇压了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至2月22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起义时，孙传芳又一次命令李宝章和各帝国主义的陆战队配合，对工人、学生实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和屠杀。孙虽然镇压了上海工人的两次起义，但他的前方作战部队已经涣散无力，24日后，他不得不把浙江防线和宁沪移交给张宗昌的直鲁联军。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张宗昌代替了孙传芳，但并不能扭转他们的败局。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取得了胜利。24日，北伐军又收复了南京。孙传芳退处扬州，收集残兵败将，设司令部于蚌埠。4月12日，由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北伐停顿，才使孙得到苟延残喘的机会。6月，张作霖企图联蒋反共，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参加会议，主动劝张晋升安国军政府大元帅，承认取消五省联军番号，改任安国军第一方面军军团长。早在5月底，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军已会师郑州;南京蒋介石的军队也占领了徐州。7月，安国军趁宁汉分裂，发动反攻。孙传芳奉张作霖之命反攻徐州。由于蒋介石的背叛革命而造成的人心涣散，士无斗志，蒋军望风而溃，使孙军一战而夺回徐州，并把蒋军赶回浦口。8月底，孙传芳又利用国民党新军阀内部蒋、桂分裂的混乱局面，决定孤注一掷，分兵三路渡江，与蒋、桂军在京沪铁路沿线栖霞、龙潭一带激战五天，结果遭到失败，损失了数万人。从此，他再没有多少实力，只有仰承张作霖的鼻息了。1928年春，他奉张作霖的命令，任鲁西前线总指挥，和蒋军激战于金乡、鱼台、丰县;和冯玉祥部激战于曹州附近。当沿津浦铁路的张宗昌所部溃退北逃后，孙部阵脚立即混乱，他本人也逃回济南。

1928年4月10日，以蒋介石为首，联合阎锡山、冯玉祥等的国民党军向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旧军阀，发动总攻击。张宗昌在鲁南的防线未战先溃，孙传芳军在鲁西南的后路，被冯玉祥军截断而全线溃退。孙、张两人于30日离济南渡河北逃。6月初，张作霖逃离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孙的残部退缩在冀东滦州一带，由阎锡山派人收编。随后孙传芳即逃往沈阳，寄食于张学良门下。1929年1月10日，在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的次晨，孙害怕祸及自身，仓皇避往大连^[1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举家迁回天津英租界。经皖系政客靳云鹏介绍，孙传芳皈依佛教，过起“念佛韬晦”的生涯。1935年11月13日下午，当他正在天津居士林清修禅院跪诵经文时，被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从背后用手枪刺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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