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本文，原名彬甫，别名时哲，江苏吴江县人，1892年1月23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祖父是个秀才，做过乡村塾师。父亲是个贡生，任本乡小学校长，兼事蚕桑。孙本文四岁入家塾，凡十年;1905年始受学校教育，先在吴江县明体学堂就读，继转江震小学堂学习。1909年，孙考入江苏两江师范学堂初级师范科，1915年春毕业，因家庭经济困窘，即去吴江县立小学任教。同年8月，孙考取北京大学哲学门，学习勤奋，成绩优秀，毕业后，在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任国文和哲学教员。

1920年秋，孙本文考取江苏留美公费生，次年4月赴美。先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研究院学习，获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继续学习社会学一年;1925年在纽约大学研究院得彭德尔(Binder)教授指导，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进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又专门进修社会学理论，1926年回国。孙在美国学习达五年之久，美国的现代科学技术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对他尔后三十多年的政治、学术思想有着很深的影响。

1926年2月，孙本文到上海，先在大夏大学任教，不久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孙视此为北伐的成功，幻想通过支持国民政府的一切措施，以谋中国社会之进步。他努力介绍欧美社会学，同时搜集我国社会之材料，致力于社会学的教授与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社会学上之文化论》于1927年出版。次年，又出版《社会问题》、《社会学ABC》和《人口论ABC》三书^[1]。1929年，他到南京任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所著《社会学的领域》、《社会学的文化基础》、《文化与社会》、《社会变迁》四书也于这年出版。

孙本文在教学之余，积极倡导并组织开展社会学方面的学术交流活动。他与游嘉德、吴景超、潘光旦、吴泽霖等于1928年在上海发起组织“东南社会学会”，作为沪宁各大学教授共同研究社会学的学术团体。1931年在北方各大学教授陈达、陶孟和、许仕廉等建议下，“东南社会学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学社”，作为全国社会学者的团体，孙当选为理事，后被推为理事长。学社的宗旨是研究社会学学理、社会问题及社会行政，主要活动是开年会和办期刊：每两年一次年会，宣读论文，交流心得经验，到1948年共开了九次;期刊名《社会学刊》，孙任主编，经费与印刷均由世界书局承担，自1929年创刊至1936年共出了十五期。1943年，中国社会学社第七届年会在重庆举行，社员们为恢复《社会学刊》，派代表与国民政府社会部接洽，决定社会学社与社会部合作，于1944年创刊《社会建设》月刊，登载社会学、社会行政、社会工作和社会调查等类的论文，孙仍任总编辑。此外，他于1933年为《时事月报》社会栏编写有关人口、劳工和灾情救济等类社会资料;于1936年至1937年代编《中央日报》副刊“社会调查与研究”栏，发表农村调查等方面的材料。

1930年5月，孙本文经北大同学冯友兰和杨振声介绍，到国民政府教育部任高等教育司司长，部长是他在北大的老师蒋梦麟。不久，蒋梦麟辞职，蒋介石自兼部长，实权掌握在常务次长陈布雷手中。1931年6月孙经陈布雷、陈立夫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此时孙仍兼中央大学教职，并在中央政治学校兼课。他主编的《社会学大纲》上下两册于1931年出版。

1932年初，朱家骅出任教育部长，孙本文随即辞去司长职，回中央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8月，任中央大学教务长;两年后他又教授社会学并主持系务。1941年，顾孟馀任中大校长，孙任中大师范学院院长，兼理附中校务。1944年，蒋介石自兼中大校长，孙辞师范学院院长职，复任社会学系主任。从1935年到1945年间，他相继撰写出版了专著多种，有《社会学原理》(上下册)、《中国社会问题》、《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四册)、《社会思想》，其中《社会学原理》被当时各大学采用作课本。

抗战胜利后，孙本文在中央大学执教的同时，继续进行社会学的著述和社会调查工作。出版的主要著述有《社会心理学》(上下册)、《近代社会学发展史》、《当代中国社会学》和《现代社会科学趋势》。他还与人合作，根据社会调查资料写成小册子数种，如与陈依兴合著《湖南长沙崇礼堡农村调查》，与赵二喜合著《南京的工厂劳工》，与凌楚璇合著《南京市五十二教员家庭生活费用的分析》以及《南京市人口的分析》等。

孙本文在我国近代社会学界一直居于首位。他的学术思想属于社会学中的文化学派，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偏重于文化分析，并以此代替阶级分析，以改良代替革命。他在《社会学原理》中说：“人类满足需要，解除侵迫，以调适环境而求生存者，其枢纽惟在文化。是故欲求人生之充实，与社会之进行者，惟在发展文化。要而言之，人类共同生活之中心问题，为生存之调适，而共同生活之中心要素，为文化社会学。”他所讲的社会改进，一是要保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另是要吸收欧美优良文化。所以他主张革新社会机构，调整环境状况，提高文化水平。他虽钦佩马克思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精神，但说马克思只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并认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社会实际，更不足以解决社会问题^[2];中国只有像蒋介石那样具有“伟人特质”的人作为“最高领袖”，在他的政府统制之下，方能获得进步。因此孙在论著中，拥护国民党的统治及其政策法令，提倡劳资协作，主张劳工运动应由政府集中指导，推崇保甲制度是农村自治自卫最发达可靠的基本组织，宣扬“新生活运动”是现时调整我国新道德标准的基本社会运动，社会教育应经常不忘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放弃个人党派私见，等等。这些言论，都适应了国民党统治的需要。

孙本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标榜以中间路线自居，力求超脱政治，专心学术工作，但他的社会学研究实际上是直接为国民党统治服务的，为维护国民党统治，他更是态度鲜明。如蒋介石发动军事“围剿”苏区时，他为《时事月报》编写《一月来之匪患与灾情》中，赞扬蒋介石的“包围封锁，步步推进”的反革命策略，说对苏区红军“若能严加封锁，使其给养断绝，则可不剿自毙”^[3]。因此，国民党政府一直很重视他。从1941年起，他一直被教育部聘为“部聘教授”，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的泰斗”、“文坛的权威”，多次作为名流被请到国民党中央机关所属军政人员训练班作讲演。他在教学生活以外，常常被邀兼任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工作，曾任国立编译馆社会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社会部社会行政计划委员、考试院典试委员等。

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使孙本文逐步醒悟到自己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推进中国社会进步是不可能的。后期，他竭力推辞政治活动，倾力于社会学的教学和著述。1949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土崩瓦解，中央大学校长周鸿经逃往上海，学校陷于无政府状态，孙本文被选为校务维持委员会三名常务委员之一，维持校务。4月南京解放，8月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孙代表维持委员会办理校务移交，事毕，被聘为专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学的社会学系撤销，孙调地理系任统计学教授，开讲“统计学与统计图表”和“国民经济计划”课。1957年，北方一些学者提出恢复社会学的主张，他表示反对，并作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专题发言。1962年孙调政治系(后改哲学系)任教，着重进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介绍与批判，并进行国民经济计划与统计学的研究。自1952年起，孙历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南京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江海学刊》编委，并被推选为江苏省第一至三届政协委员。

1979年2月19日，孙本文病逝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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