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琦，字慕韩，晚署孟晋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世居湖墅。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三月，曾祖讳嘉谨，妣闻氏;祖讳人凤，妣邵氏;父讳诒经，子子绶，谥号文靖，妣朱氏。孙诒经是清咸丰十年(1860)进士，于同治三年(1864)入值南书房，十年(1871)迁侍讲，光绪四年(1878)升内阁学士，曾授皇帝读，兼礼部侍郎衔，后迁工部、刑部左侍郎，调户部右侍郎、左侍郎等职。

孙宝琦早年“好经世之学”，“性不喜帖括，故两应科试即弃去”。光绪元年(1874)逢恩诏，孙承父荫得到从四品荫生的身份，未经考试，又于光绪十五年(1889)遵例改承正二品荫生。光绪十九年(1893)五月，即以二品荫生资格经钦派大臣在上谕馆考试取列一等，由吏部带领引见，分在刑部贵州司学习行走。光绪二十年(1895)十二月遵例报捐候选道;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经升任直隶总督王文韶奏，奉调发往北洋差遣委用。九月委办淮军行营银钱所，二十二年(1896)正月派稽查津榆铁路，十月销差，二十三年(1897)九月委兼办育才馆及开平武毅军武备学堂，二十四年(1898)五月赴京陛见后，仍回天津办理洋务局;十月经大学士李鸿章奏调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二十五年(1899)三月经李奏保二品顶戴，六月办理海河工程;七月经前直隶总督裕禄奏保，留于直隶补用，领咨赴部。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经宗人府府丞盛宣怀委办西安电报局，九月驰抵西安，于西安行在办理军机处官电，二十七年(1901)三月经政务处大臣札派检校折件，任政务处提调，办理新政。

孙宝琦日后发迹的起点，即始于庚子事变随扈西安。他因通晓英、法文，又谙熟电码，被委任办理军机处电报房事务。当时，李鸿章回京与联军首领瓦德西谈判，两地通电频密，孙宝琦日译数千言，不假手电码簿而能准确无误，赢得了慈禧和庆亲王奕劻的垂青。于是等到和谈完毕，局势暂定后，孙宝琦便以候补五品京堂擢授三品卿衔，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奉命出使法国，年底抵任。他的换帖兄弟袁世凯在保荐折中，盛赞他是奋发有为、办事精当、熟悉洋务的“济世之才”，“才器开朗，奋发有为，向在北洋供差，历办银钱所、育才馆、武备学堂等事，皆区处精当，条理井然，而于各国政治条约均能悉心讲求”。1902年12月17日至1905年11月12日，孙任驻法大臣。翌年11月，因驻美大臣兼辖的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尼亚)使事移交驻法大臣兼摄，他又兼任驻西大臣，实际事务由法馆二等参赞吴宗濂主持。

在驻法、西任内，孙宝琦考察欧洲政情，参观兵工厂及各种机器厂，深明变法之必行，外交之迫切，专才之紧要。清朝官费留学生向由在地使臣督导、稽考，孙宝琦特别强调政法、外交、经济等的专科培养，为国家储备使才。孙保荐了使才如李经方，陆徵祥、刘式训等。民国时期的外交家如顾维钧、唐在复、陈箓、王继曾等非其僚属即其门下。孙在公使任上，屡上封奏，请朝廷定宪法、行新政，并指出，清廷在中外交涉中只抄录汉文约本，遇到交涉事件，援约论辩必因转译的语义损失而贻彼口实，因此建议清廷汇印各国通商条约、往来国书的汉洋文本，咨送各使臣及督抚，令译员日常研习，以随机应变。

辛丑之后，清廷再度上谕变法，并设立督办政务处。但往往是上有诏令而下无施行，舆论以为言路壅塞，变法徒有其表。1904年，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开战，孙宝琦深知此战关系中国存亡，遂会同俄、英、比使臣胡惟德、张德彝、杨兆鋆电请清廷一面恪守中立，一面痛自更新。他稍候又上专折于政务处，倡议仿照英、德、日之制，确立宪政国体。先以政务处为上议院，都察院为下议院，议员由军机、钦差大臣从王公大臣、翰詹科道中选拔。此折虽未被采纳，但孙以清季大臣中首个明言立宪者而声誉鹊起，不仅原折全文见诸报端，更被舆论誉为中国“易亡为存之一大纪念”。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不仅使孙宝琦暴得大名，也使“伦敦蒙难”后的孙中山找到了“联法革命”的新契机。1900年，孙中山在日本活动期间就曾与法人联络，计划在革命成功后建立一个以两广、闽贵为中心的独立民主政府，这正与法国扩张主义者欲巩固和拓展在印度支那既得利益相符。但由于法国对华政策以稳健的“保全论”为主导，故未答应其请求。日俄战争使西方列强对日有所忌惮，故孙中山于1905年1月抵达巴黎，一面在留欧学生中招募兴中会会员，一面与法国政经界人士接触。他提出，以法代日作为革命的后盾，要求法国提供军事援助，并允许革命党人在安南活动;而作为交换，将发动相熟的秘密会社领袖助法深入中国西南地区。双方相谈甚欢，法殖民部长莱芒泰尔(Etienne Clémentel)并交付授意安南总督襄助广西起义的密函一封。不料这封信被四个入兴中会后反悔的留学生窃取，向孙宝琦告发。孙宝琦深谋远虑，一面斥令告密者归还文件，遣人劝孙速逃;一面又将密函内容电告清廷外务部，外务部即饬令广西巡抚林绍年严加防范，并向法驻华公使提出抗议。

1905年底，孙宝琦卸任归国，次年署顺天府尹。1907年4月，因原驻德大臣荫昌丁忧回国，孙又奉使德国。当时德国正欲与中、美结成三国同盟以对抗英、日，孙宝琦奏请收回青岛主权，为廷议所格，于1908年9月卸任。归国后，因亲家奕劻奏以山东为对德外交要冲，孙曾使德，便于应付，乃于1909年10月任山东巡抚。1911年辛亥革命风起云涌，11月13日，孙氏“顺应潮流”，宣告山东独立，旋又向朝廷解释自己是“奏请独立”，以绥靖地方、伺机恢复，并劝谏清廷“速定共和政体”、“承认各省都督”、“公举全国总统”。袁世凯急派亲信前往控制山东实权，又以财政支援为交换条件，使孙在11日内又取消独立。不足一月，孙即以病免职。经此一大变故而须发皆白。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孙宝琦受聘为外交部顾问。1913年7月，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复派遣其与李盛铎以考察日本经济专使名义赴日，实际是袁政府希望获得日本的正式承认，并取缔在日革命党人的反袁活动。日本趁机要求满蒙五路借款优先权。10月5日，中日互换照会，同意《铁路借款修筑预约大纲》。次日，北京政府终获得日本政府正式承认。

另一方面，俄人亦伺中国内乱，于1912年11月签订《俄蒙协约》及其他囊括在蒙权利的专约，罔顾中国主权，视外蒙为己之禁脔。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俄使，严正拒绝承认该约。但俄国借口催讨庚子赔款，更仗着与英、日分别所订密约，陷中国于外交孤立，欲迫使中国承认该约。陆徵祥时任外长，历半年之谈判，始于次年5月与俄方议定六款条文，稍为维持晚清旧制。但在“二次革命”爆发前一日，该协定在国民党占多数的参议院遭到否决，陆亦称病辞职。俄人推翻前议，另行提出承认外蒙自治、认中国为其上国、中俄依《俄蒙协约》及本条款共计中蒙关系和中俄在蒙利益等四款，实质上仍欲使外蒙独立。袁镇压“二次革命”后，孙宝琦于9月接任外长，始与俄使重开谈判，要求仍依前议六款协商，但俄人不允。孙与其前后磋商十次，最终于1913年11月5日，在俄人新四款框架内，议定主件五款、附件四款。该议以声明形式发表，故无须国会批准，翌日便予以通过，11月5日双方正式签署《中俄声明文件》。前陆议各款只涉及基本立场，虽已开启祸端，但将来交涉尚有回旋余地;而孙声明虽将“外蒙为中国领土”列为附件第一条，但内容更加细化，中国既不得干涉蒙古内政与工商业，又无外交上监督的专权，而承认俄人在外蒙一切特权，实际争回的不过一个空洞的宗主权。

1914年2月，熊希龄辞去国务总理，孙宝琦又以外长而兼代理总理。5月，袁世凯改国务院为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孙仍出任政事堂外交总长。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胶州湾租借地全境陷落。日人伺机欲使中国沦为其保护国。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抛出了“二十一条”。19日，又将另一文本递交北京政府外交部，作为正式交涉的依据。当晚，孙宝琦等人被召集讨论，之后又连续两日紧急会商应对方案。讨论结果，袁令孙称病辞职，由陆徵祥接任，遂得以新外长须对案件加以研究为借口拖延时间，一面多方打探日本真实意图，一面向报界透露日方要求，鼓动舆论，争取国内外支持。

2月2日起，中日双方代表开始密谈。而孙宝琦并未赋闲，亦开始为汉冶萍公司的事情积极奔走联络。

张之洞创办的汉冶萍(湖北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为清季民初中国最大的钢铁厂，1906年后盛宣怀承办，形成官督商办的格局。辛亥革命起，与袁世凯不和的盛宣怀因提议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而引发革命风潮，被清廷问罪革职，家产籍没。日人伺机邀其东渡，后趁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支绌，商议中日合办，不料遭到全国舆论反对，遂罢。袁就任大总统后，兼为袁、盛两家姻亲的孙宝琦在两人间斡旋，助盛讨回家产，而盛亦借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民国成立之初，盛曾致书鼓励孙从政，并谓财政与外交互为表里，而与实业相始终，当务之急是借外力修内政。这番话也成为孙宝琦在民国活动的最好注脚。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钢铁需求量激增，本对汉冶萍是个极好消息，但当时日资介入已深，而内外交困的中国政府无力收之国有，故日人于“二十一条”第三号中再次提出合办要求，成为一件十分棘手的问题。此时若孙宝琦继续以外长身份出面交涉“二十一条”恐受掣肘，而幕后专为汉冶萍事项活动则为不二人选。

密谈之初，中方即深悉若准许日人插手汉冶萍，则中国不仅是以南中国数省矿山拱手相让，更将使一独立主权国之政府受制于一公司，故提出汉冶萍为商人企业，不在国际商议范围。后被迫在《第一次修正案》中让步，请将第三号改成换文，允许汉冶萍合法自愿与日人合作。但日方坚持不允，且以债务催迫。情势告急，盛宣怀只得通过交通部长杨士琦向袁建言，拟将公司移交孙宝琦负责。袁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4月下旬，孙借回乡扫墓为名，赴沪与盛晤谈，后又亲到大冶、汉口考察。但日方5月7日便下了最后通牒，在没有欧美外交援助的情况下，9日，袁世凯政府最终接受了“二十一条”。25日，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附十一“关于汉冶萍事项之换文”中明确允准中日合办，中方不得擅自将其收归国有，不得向日本以外国家借资。5月底，孙宝琦入股汉冶萍，仍与盛宣怀竭力谋求最大限度地保全国利。孙一面向财政、农商两部上呈勘探报告，力争不可合办，积极联络政府补助;一面欲勘定萍乡官私矿界，并力阻日人攫取福建安溪矿山，争取将其由汉冶萍公司合办，先发制人。曾商谈向英资通惠公司借款、中交两行筹款，因国库支绌及日人阻挠，未果。1916年6月，孙被推举为领袖董事(总理)，又计划筹集内债以偿日债，但遭日方阻止。

1916年4月，段祺瑞内阁成立，孙宝琦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后任税务总署督办。1920年，又转任经济调查局总裁。1922年4月，北京政府外交部设立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孙宝琦任副会长。其间，他曾宣言废除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撤销治外法权，反太平洋侵地;又敦促南北合作，安内对外，但未被当局采纳。

1924年8月，孙宝琦被任命为中苏建交后第一任驻苏大使，但孙始终未赴任，使馆馆务由代办郑延禧主持。后又明令其就任淞沪商埠督办。孙欲借之复起，但因人密告之，政府建设之名为虚，公卖鸦片为实，遂慨然辞去。由于家累太重，又仅赖汉冶萍公司车马费养活，再加上晚年误信女婿盛承泽，举债二十万元买入其名下汉冶萍公司股份而大伤血本，因此生活过得颇为拮据，不得不靠戚友周济。但孙素负政界名流的声望，沪港等地不少赈济事业都推他领衔，倒也博得清廉好施的清名。孙晚年尚存复起之志，但遇事不能果断，竟托信卜算者言，终无所作为。北伐之后，移居上海。1931年2月3日，因胃疾发作，逝于沪上。死后葬于杭州杨家牌楼。著有《抚东奏稿》、《出使英法德三国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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