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汰余，原名必润，四川巴县人。1886年6月16日(清光绪十二年五月十五日)生。其父苏蓬仙以教书为业，家道清贫。苏汰余在兄妹九人中居长，自幼在父亲所办私塾中读书。1900年，其父前往成都西川书院任教，他同往附读三年。1903年回到重庆，继入存仁书院学习。喜爱阅读严复的译著，接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曾改名苏适、苏存^[1]。
 1907年，苏汰余供职于重庆广益报社。因撰文讥讽清廷腐败无能，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罪恶行径，触怒当局而遭缉捕^[2]。他以其父曾在刘象羲家任教关系，逃往汉口，在川帮德厚荣号做文书。因忠于职守，学习勤奋而受到器重。与徐荣廷共事数载，意气相投。不久，被滇帮票号天顺祥广州庄管事黄辅卿所看中，与其独生女黄冰梅结为伉俪。
 辛亥革命后，德厚荣号因徐荣廷与鄂督黎元洪私交甚厚，得以承租湖北布纱丝麻四局，集股八十八万两，组成楚兴公司。徐荣廷任总经理，代表德厚荣号全权主持公司业务，苏汰余被引进公司，做徐的助手，负责文牍和财务。楚兴公司在徐荣廷主持下，经营管理很快大有起色。适逢欧战爆发，花贱纱贵，购销畅旺，连年获得厚利，引起各方垂涎。为确保承租权，苏汰余在内出谋献策，对外沟通渠道，颇为得力。
 为了筹备自办纱厂，苏汰余帮助徐大量收购应昌公司韦氏父子所持楚兴股票，又从楚兴公司历年积累中调出资金，先期购买地皮，平整土地，兴建厂房。待四局被迫移交楚兴公司接办时，徐、苏等即以历年积累白银二百一十万两，筹组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兴建大兴纱厂于石家庄。又以各人历年分红，合资组成裕华纺织股份公司，在武昌兴建裕华纱厂。由于事先准备充分，两厂于1922年都相继投入生产。
 1923年，苏汰余为大兴纱厂产量偏低事，以大兴公司董事身份，受命前往石家庄考察。经同去的公司技师石凤翔调查，认为主要是车速问题，提出应加大皮带轮直径，通过提高车速来增加产量。大兴经理张英甫则以车速为纺机设计所规定，如增加车速，电机不能负荷为由，表示反对，并提出如加快车速，不愿承担后果，两人相持不下。苏汰余经反复研究，毅然决定更换全部皮带轮，以提高车速，产量大增，很快达到裕华纱厂水平。
 1927年春，徐荣廷及裕华经理张松樵看到劳资纠纷日见增多，生产每况愈下，心怀惶恐而联袂赴沪，厂务交由苏汰余负责。苏以湖北纱厂联合会主席身份，被选为全省劳资仲裁委员会委员，竭力调解有关纠纷，但对涉及裕华纱厂案件的处理，惴惴不安。适其父因脑溢血在重庆去世，他便离汉赴渝，厂务交黄师让暂为代理。同年冬，年已七旬的徐荣廷辞去裕华公司总经理，改行董事长负责制，公推苏汰余继任董事长。
 苏汰余接任董事长后，独当一面，以经营稳健著称。为提高生产效率，使纱厂在市场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十分重视和培养专业人才。裕华公司每年都向南通纺织学院招聘毕业生，将他们安置在适当岗位上，积累经验后委以重任。公司内部则办有纺织、成本会计、工业管理培训班，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员。1928年，苏汰余选派汪文竹、许伯馨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工业学校师生名义，分两批前往日本仙台丰旭纺织厂“实习”^[3]。并以“实习”所获，对本厂生产进行改革。
 在经营管理方面，苏汰余重视实地调查，经常赴各公司、厂矿考察，直接了解经营情况。他主张集中使用资金，实行按期提取历年公积金，多赚多提，将应分年摊提的项目，一次在盈利中刷账。这样，凭借雄厚财力，平时就可以适时购入大量原棉和机物料，避免官僚资本借口贷款而进行兼并，新建企业时则可一次拨足资金。
 1929年，湖北建设厅厅长石蘅青为解决鄂棉质硬短粗、品种严重退化问题，建议由湖北纱厂联合会、武汉大学、省进出口棉业公会和省建设厅共同组成湖北棉业改进委员会，以民办为主、官方协助为原则。苏汰余对此热情赞助，以省商会主席和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主席身份，出任主任委员。他主持扩建武昌徐家棚棉种试验场，派遣该场总技师出国深造，并聘请江、浙、沪有关专家来汉实地指导，培育出亩产籽棉二百斤，提前十五天成熟的优良品种^[4]。后又逐渐推广到汉水流域和湖南、四川、陕西等省。
 30年代初，国内华商纱厂受日纱倾销、政局不稳和税捐繁重影响，十分不景气，花贵纱贱，资金短绌，武汉民生、震寰等纱厂被迫停工或改组^[5]。1933年，裕华纱厂首次出现棉纱全年积压，多时达一千多件。大兴纱厂则因日纱放价倾销，东北市场尽失，积压纱布达九千余件，每月亏损十余万元。为此苏汰余多次与中国银行宋汉章接洽，谋求卖厂未成。为了扭转困难局面，苏派汪文竹等前往平汉路沿线，调查纱号及用户意见。同时亲往大兴纱厂，了解经营情况，发现除日纱竞销原因外，大兴内部管理混乱。厂长石凤翔忙于应酬交际，一些职员追求奢华生活，玩忽职守，以至购回原棉、机物料从不验收。许多用户因大兴棉纱条杆不匀、棉布破眼过多而改用日货。苏汰余回汉即召开董事会，亲自接任大兴总经理职务，并确定由汪文竹接任大兴厂长，以石凤翔负责筹建大兴二厂，对不合格管理人员予以撤换。
 与此同时，苏汰余一反货滞减产的习惯做法，采纳徐治平减产不如增产的意见，采取避实就虚，深购远销方法，与日纱展开竞争，突破日商对市场的垄断，通过薄利多销来渡过难关。他一面与川、鄂、湘三省绅商各界积极联系，吁请打破销区限制，加大回佣，多方疏销^[6];一面调集大兴部分人员设备，添置新式自动织机，创办西安大兴二厂，利用当地棉煤来源充足、独家经营等有利条件，占领新的销售市场。为扩大裕华、大兴两厂生产能力，提高产品质量，苏汰余调集资金、人力，扩充生产设备，引进高压电机、改换立达式大牵伸，采用纱布加重放长，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增设小型印染厂和棉毯厂，通过向国民党军队兜售棉毯，以减少产品的积压。1933年底，大兴纱厂所有积压棉纱、布匹全部销出。1935年开始转亏为盈，1936年获利四十七万元。
 1934年10月，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及天津、汉口、无锡等地分会，选派代表向国民政府财政部请愿。苏汰余作为武汉各纱厂代表前往南京，经石瑛引荐，请愿代表得以列席国民党中常会，正式提出：增加进口关税，限制外纱倾销，维护本国厂商利益;发放贷款，帮助厂商渡过难关。财政部长孔祥熙不但不予支持，反责怪厂商只会赌交易所，不思改进生产。苏汰余当场质问：请问部长，谁在赌交易所?博得一片掌声。孔哑口无言，会议无结果而散。
 1936年9月，裕华、大兴两公司股东，以西安大兴二厂为基础，合股创办大华公司。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正式成立，设公司于汉口，苏汰余任董事长总理全盘。时值华商各纱厂受到外货倾销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垄断兼并，处于困境。裕大华集团所属各企业在苏汰余主持下，因在陕西设有裕兴联合采办处收购原棉，棉花存底雄厚，得以自保和稳步发展。1937年，裕大华所属各纱厂纱锭和布机，较1923年分别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四和百分之四十七;棉纱、棉布产量分别增长百分之六十一和百分之四百一十六，利润总额达到二千零三十一万元，相当于原始股本额的二十四倍。
 1937年春四川大旱，苏汰余与徐荣廷、张松樵发起组织救灾委员会，邀请卢作孚到汉报告灾情，倡导募捐救灾。苏带头认捐，计募集十余万元救济灾民。同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苏带头出面募捐，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和药品，同时出任汉口孤儿院副院长，赠款一万元，专事收容战争孤儿。不久，平津流亡学生途经武汉，他又主动赠款，以济急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上海、青岛等地纱厂停工，内地棉纱、棉布日见缺俏。除大兴纱厂地处战区，准备搬迁外，裕华、大华两厂均利用市场有利条件，更新、添置设备，极力扩大生产。武汉撤退前夕，部分年老董事以四川不产原棉，亦难运进为由，主张不迁。后接经济部工矿调整处通知，决定裕华迁往重庆生产，利华煤矿一并撤迁。苏汰余即偕张松樵飞赴四川选择厂址。1938年10月，裕华、利华两厂设备近万吨运抵宜昌，货积如山，待运无期。11月，遭日机数次轰炸，棉花、布机损失严重，形势日见危急。苏多次请求聚福公司协运未成，改与民生公司接洽。双方商定采取相互投资办法，才得以用专轮将全部物资辗转运至重庆。
 1939年6月，裕华渝厂落成开工，7月产纱上市，计陆续安装纱锭三万六千枚、布机二百五十余台，成为战时西南最大的民族资本纱厂。同年10月，西安大华厂迭遭日机轰炸，损失惨重。苏汰余暂不准备修复，拟迁往内地。因军队被服急需，军需署责令立即修复机器，开工生产，允诺在原棉、物料及运输方面尽量予以方便。苏即协调物资和人力，加紧修复厂房，先迁出纱锭二万五千枚，翌年于四川广元设立大华分厂及大兴煤矿。不久，又租进震寰纱厂内迁纱机一万六千锭，补充西安大华厂，迅速投入生产。同年，苏在巴县冰水场开办学校，帮助湖北籍流亡教师解决就业问题，免费招收附近贫苦子弟入学。
 1941年7月，福生庄被撤销，经济部农本局执行国民政府的花纱布统制政策，限制棉价并直接掌握棉花采购储运业务，首先在陕西施行。因损害棉农利益，加之田赋征实政策的施行，棉农改种粮食，致使1942年陕棉播种面积锐减，大后方棉花来源更为吃紧。6月，苏汰余、潘仰山等代表裕华、豫丰、申新、沙市四厂，具名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对穆藕初先生“棉纱评议”之评议》一文^[7]，引起各界关注。各纱厂提出“棉贱伤农”，“纱贱无以奖励生产”两口号广为呼吁。9月，为增加产量，调整纱价，裕华、豫丰、申新、沙市四厂于重庆冠生园招待新闻界，苏汰余等详述各厂生产情形，以及棉花物料采购运输种种困难，提出对核价管制及税捐意见，要求管制纱价必须同时管制其他物料，实行“全面管制”。不久，裕华公司董事黄师让、营业部主任何文翰、遭重庆警察局督察长东方白敲诈，被侦缉队以“抬高纱价，扰乱市场”为由捕去，几经疏通未成。苏汰余求助原农本局总经理何廉，通过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用蒋介石名义下一“无罪开释”的手令，此事方得解决。
 1942年12月，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全体会员聚餐会，邵力子讲演苏联战时工业概况，苏汰余等签名发起工业界志愿节约按月献金运动推进会。1943年1月，为调剂各厂生产资金，苏汰余在重庆主持创办永利银行，股本额一千万元，裕华、大华两公司占六成，苏任董事长。设立分支行于成都、西安、兰州、广元、宝鸡、达县、平凉等地^[8]。3月，苏汰余、胡西园等代表迁川工厂联合会、重庆市商会，进谒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财政部次长俞鸿钧等。孔等避而不见，推由主管下属接见。苏汰余等对新税法提出尖锐批评，希望予以调整，当局允为从长考虑。6月，苏汰余为解决大华、广元分厂原料来源，资助陕西农业改进所推广美棉，扩大陕南植棉区计划^[9]，义务代为运输、散发美棉种。同年7月，裕华渝厂被国民政府财政部管制。为逃避管制，苏汰余、黄师让利用成都纱布市场尚未管制，在四川地方势力庇护下，投资法币一亿元，设立裕华纺织公司蓉厂，1944年6月投产^[10]。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苏汰余回到武汉，主持裕华等纱厂复员工作。调配充实各厂负责人员，加强生产管理，把握时机，迅速恢复生产。为缓解原棉紧缺矛盾，他恢复联合采办处，调动一切财力设法购棉。1946年，苏汰余等集股十亿法币，创办华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桐油、猪鬃出口业务。设总公司于重庆，设分公司于汉口、万县、上海、天津等地，苏任董事长，先后购买汉口美商其乐油栈，设置储油趸船于万县。
 1947年，国统区通货恶性膨胀，裕大华集团所属各企业经营相继陷入困境，利华煤矿负债累累;华年进出口公司被迫转向内贸;永利银行汉口分行因做暗账被控，资金损失殆尽而被迫停业。各纱厂虽努力增开设备，生产仍未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此时，湖北参议会议长何成濬乘机谋夺裕大华董事长职。苏汰余避居庐山，以为抵制。
 苏汰余担任裕大华集团董事长二十余年，历经艰难困顿，治厂有方。他平素待人诚恳、宽厚，善于听取意见、协调大股东关系，博得信任。40年代末，裕大华各厂已有纱锭十万六千万余枚，布机一千三百余台，年产棉纱五万四千余件，棉布四十八万七千余匹，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纺织资本集团。他还私人投资于枣庄中兴煤矿、民生轮船公司、聚兴诚银行、川康毛纺织厂、大秦毛纺织厂、庆华颜料化学公司、秦丰烟草公司等。历任湖北商会联合会会长、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主席、汉口市商会常务委员，以及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华全国工业协会、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理事、监事等职。
 1948年春，苏汰余眼见国民党政府日益腐败，对其滥发通货、横征暴敛做法十分不满。为拒纳“戡乱救国捐”，他避走上海。同年9月10日苏汰余病逝于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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