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广东海南文昌县人，1894年12月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七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基督教徒家庭，父母给他取英文名字“Paulos”(保罗)和中文名“子文”，意思是希望此儿将来能像圣徒保罗一样在中国弘扬基督教的福音，像革命家孙文(中山)一样在中国传播西洋富强之学。
 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字嘉树，原本姓韩，1875年随舅父前往美国波士顿丝茶店学生意，后被舅父收为嗣子，从此改姓宋。1885年他毕业于万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回国后在上海任基督教牧师，后经营工商业。他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忠实支持者，曾任同盟会的总司库。他和倪桂珍婚后生有六个子女，他们是霭龄、庆龄、子文、美龄、子良和子安。宋子文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接受西方教育、深受西方文化熏陶、富有开创和进取精神的家庭。为了培养子文独立思考的能力与习惯，宋耀如不惜遭到基督教教友的非议和反对，把子文送到天主教会办的圣芳济学堂读书，继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2年宋子文赴美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1915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前往纽约，进入国际银行任办事员，负责办理向中国汇款业务，同时他还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17年宋子文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离美回国。曾在国际银行的实践，使宋子文熟悉对华金融往来和侨汇等业务，并结识了一些美国金融方面的人员。这些经历为他回国后从事金融工作投身财政界提供了初步经验。
 宋子文回到上海后，不久就被盛泽丞所罗致，请他担任汉冶萍公司上海总办事处的英文书记，负责汉冶萍公司的业务经营擘划。宋的才识颇获盛府上下的器重，后因向盛家提亲一事被拒而辞职。曾先后经商、炒股和在银行任职。总之，这一阶段宋小试所学，均未能有所展布，从而悟出如果自己没有资本，纵有天大的学问也未必能有所作为，除非打出一个天下来由升官而发财。
 1923年春，滇桂军把陈炯明部叛军逐出广州，孙中山于2月下旬由上海到达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改称大元帅。孙中山不再用“护法”的旗帜，把所能控制的军队改称讨贼军，并宣布此后转入讨贼时期。3月1日广州大本营组成，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由于税收多被当地驻军截留，增税又受到商人们的反抗，截用关余则遭到公使团的武力威胁，因此广州政府在财政上一直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此时宋子文从上海来到广州，正是广州政府急需人才之际，4月22日就被孙中山派为中央银行筹备员，负责筹备工作。5月9日宋子文被任命为中央银行副行长。由于筹集资本不易，筹备工作进展迟缓。7月中旬宋曾奉命北上，与孔祥熙同晤冯玉祥于北京，做联络工作。10月27日宋又被任命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改进盐税的征收。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由于国共合作和获得苏联的援助，广州的政治形势有所好转。3月5日孙中山严令统一广东财政，其后由于获得苏联的贷款，中央银行的开办资金才有了着落，筹备工作得以加快进行。6月广州政府令广东造币厂大量铸造银元，并通令自8月1日起所有田赋、厘捐、租税均以新造银元缴纳。8月2日孙中山遂下令设立中央银行，任命宋子文为行长，黄隆生、林丽生为副行长，资本一千万元。在15日的开幕会上，宋子文在开幕宣言中称：“本行系国家银行，其资本由政府借款拨充，并奉政府颁布条例，俾资遵守”，“际此开幕之日，所足以为诸公告者有三：第一，自来官办银行每因借垫政费过多，遂致周转不灵。本行自当恪守条例之限制，绝不敢稍有瞻徇。第二，省银行滥发纸币，前车可鉴。本行现既发行纸币惟有十足准备，绝不敢超出定额。第三，为银行所最忌者，厥为投机营业，本为条例所不许。本行应与同人共勉，绝不敢偶涉冒险”^[1]。孙中山亦亲临开幕式致训词，阐明“银行最高之信用是兑现”，并要求军政各界把中行这个资本视为谷种和母鸡，用它播种下蛋，发展经济和生产;开展汇兑免受外国人高汇兑水之苦。中行纸币要十足兑现，一定没有广东省立银行纸币的毛病。
 中央银行开业后，由于能确实遵守上述主旨，各项业务都能正常进行，所发行的纸币甚至在不受广州政府控制的地方也能行使。该行信誉日增，宋子文在广州也因此崭露头角。此外对广州财政的开源节流方面，宋也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
 1924年10月下旬，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由于多年艰苦的革命工作，积劳成疾，抵京后竟一病不起。1925年2月上旬，宋被电邀至北京参加照料病人和办理身后各事，并是《总理遗嘱》的见证人之一。孙中山逝世后，7月1日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宋子文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8月2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9月20日宋子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并保留中央银行行长和省商务厅长的兼职。宋继廖仲恺之后成为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的主要负责人。二次东征胜利后，省政府将广东九十四县划分为九个行政区，宋被任命为广州各属行政委员。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除通过政治、党务、军事等决议案外，还通过了《关于财政决议案》，明确提出改善广州国民政府财政制度的任务，要求在短期内迅速统一财政。随后宋签发广东省财政厅的通电，要求各军政单位核实经费，确定预算案;实行统一财政，无论何等部队不得截留;自高级机关以下及各军各部队彻底的财政公开，并实行军需独立和金库独立^[2]。3月27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统一军民财政条例》，严禁擅自征收或截留钱款。在此期间整理财政的具体措施有：清理田赋和厘捐，整顿盐务，改革印花税，整理沙田耕地，募集国内公债与金库券等。由于广东军事政治渐趋统一，为财政的统一和整理创造了重要的条件。1925年广东的财政收入为二千五百一十八万二千元^[3]，而1925年10月至翌年9月底，即宋任财长的第一年，财政收入猛增至八千零二十万余元^[4]。宋子文在广州理财获得了初步的成效。
 随着两广的统一，国民党于1926年7月9日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经过一系列战斗，到9月上旬攻克汉口，10月10日光复武昌。由于革命重心已移至长江流域，11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随后宋子文被派往武汉做迁都调查和布置。12月中旬，已到达汉口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国民政府职权。当时宋子文一身膺任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常委，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常委等要职。1927年2月1日湖北省政府成立，宋子文又兼省府委员和财政厅长。
 为解决军需和政费，武汉政府和宋子文曾采取一些措施，如发行公债、征收附税、设立银行和统一财政等。由于连年战乱，当时工商衰落，财力已竭，加之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敌对势力对武汉地区的封锁破坏，以及武汉当局所采取的措施也有失当之处，入不敷出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江苏、浙江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上海更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和金融枢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为了统一财政、增加税收，曾决定以宋子文财长兼江浙财政处长，前往整顿统筹。当3月28日宋奉派抵达上海时，蒋介石已于两天前抢先委派了江浙地区的财政负责人，上海经济界因而不与宋氏接洽。好不容易宋向上海各银行、钱庄借到三百万元，却被蒋介石截去，“仅由苏俄之远东银行借得五十万元接济汉口”^[5]。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宋子文的财政部驻沪办事处也于17日被蒋查封，宋本人则滞留上海。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古应芬为财政部长，形成宁汉对立的两个政权。
 对宋子文，蒋介石采用又拉又压的手腕。由于宋霭龄、孔祥熙的一再劝说，以及蒋介石等人的威胁和利诱，宋子文处于犹豫动摇和恐惧不安之中。6月，美国记者希安来沪，说服宋子文去武汉，宋已口头同意，随后他在征求家人意见时遭到反对而作罢。宋对希安说，“我去武汉毫无意义”，“你知道，我其实不是社会革命家。我不喜欢革命，也不相信革命”^[6]。随着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以及家族成员的影响，宋子文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开始倒向蒋介石一边;对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经谭延闿劝导后，也由反对转变为赞同。
 7月12日，宋自上海抵武汉，为蒋向汪精卫等游说宁汉合流。当晚他往见二姐宋庆龄，以家人骨肉手足之情来劝诱，又以外界形势险恶来威吓，企图使宋庆龄放弃革命立场或至少保持沉默。坚持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宋庆龄自然不为所动。14日，宋庆龄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7]，与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蒋、汪一伙决裂。
 武汉汪精卫一伙开始“分共”后，宋子文回到上海，除为蒋介石集团联络英美争取支持外，则为宋美龄的婚事而奔忙。为此宋子文先期到达日本，向母亲为蒋疏通一切。10月3日蒋介石拜见宋母，婚事终于获得宋母同意。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参加这次显赫婚礼的不仅有朝野诸要人、沪上的名流大亨，还有美、法、日等国的领事以及美国海军上将布里斯托尔(Mark L.Bristol)。当时有人说它是“中(正)美(龄)联姻”。《上海时报》在次日的报道中说：“这次婚姻使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庭以及国民党创始人已故孙中山博士的家庭联结在一起。”蒋通过与宋美龄联姻，可以取得宋氏家族对他在争夺政权和维护统治的支持;对联系江浙财阀，筹款理财和争取美、英等列强的支持，都有巨大的作用。宋子文及其家族则可以利用蒋氏这位“宁波拿破仑”的权力杠杆，步上升官致富的终极捷径。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由沪返宁，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重掌军事大权。7日宋子文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3月27日孔祥熙被选为国府委员并特派为工商部长。正如当时人们所说的：蒋家天下陈家党，孔宋一门当部长。“四大家族”的统治由此开端。
 由于连年用兵，财政支出浩繁，宋子文出任财长时，南京的财政收入每月仅有二三百万元，支出则需一千余万元，收支相去甚远。随着二次北伐开始，军费日增，蒋介石要求宋子文每五日筹集一百六十万元以供军需。为此，宋除规定苏、浙、皖三省财政机关按时向南京筹解的款项外，同时采取高压手段向上海资本家筹集款项，这种做法与北洋军阀强行摊派并无区别，引起了社会不安和反对。
 宋子文为获得江浙资本家的合作和控制预算，使财政工作渐上轨道，于1928年6月下旬和7月上旬在上海和南京先后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经济会议主要由金融、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和财政专家与会;财政会议的出席者，则为负有执行财政计划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会议的结果，为南京政府岁入、岁出、债务、银行与币制、划分中央和各省财政收入等方面，获得广泛的咨询和建议。宋子文与财政专家、企业家、各级官员集思广益，沟通了朝野关系。
 二次北伐结束后不久，国民党各军事实力派因权力、地盘的争夺连年混战，南京政府的军政费用更是猛增不已。宋子文作为蒋介石政府的“钱袋”，所采取的措施有：争取关税自主，改革国内税收，发行公债，建立国家预算，成立中央银行，改革币制废两改元等。
 争取关税自主，即废除当时仍受列强控制的协定关税(值百抽五的固定税率)，与各国另订新约，增加关税收入，它从1928年岁入一亿三千四百万元，上升到1931年三亿八千八百万元。由于国际上银价跌落，1930年1月1日起改用海关金单位计征，以消除银价跌落带来的损失。当时南京政府除偿还到期外债，每年可从关税中获得一亿元以上的纯收入。
 宋子文大力改革国内税制，首先对积弊丛生的盐税进行改革。废除包商引岸旧制，改为就场征税和统一收入、统一税率、整理场产、推广运销、加强稽核和缉私等措施。盐税收入从1928年岁入三千四百万元，到1933年增至一亿五千九百万元，使“财政部竟能宣布不但能逐年摊还盐债，并有余力可以清偿旧欠矣”^[8]。税收明显增加了，但民众负担依然沉重。
 税制改革的另一方面是办理统税。所谓统税，即对国内工业产品进行一次性征税后，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另征捐税。从1928年1月颁行“烟草统税条例”开始，其后棉纱、火柴、水泥、麦粉等产品也先后实行。它对增加中央税收，促进商品流通，裁撤厘捐减少税负，客观上有着较明显的效用。1931年全国统税收入，约占全年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
 为了开通借债的渠道，南京国民政府同意承担北洋政府原有内外债务，并筹划清偿拖欠的旧债。至于举借新债，则以海关的二点五附加税的收入和对卷烟、石油征收的新税移充新债的担保，并用很大的折扣向银行取得现金。这种做法使江浙金融资本家获得高额债息，从而使他们与南京政权利害相共而拴在一起。到1933年10月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务时，共发行内债十一亿三千二百万元，这些资金原本可以推动私人资本投向生产发展事业的，却被蒋介石用来实现独裁统治所引起的无休止的战火所吞噬。
 由于宋子文采用上述多种措施，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大幅度的增加，但是支出增加更快，尤其是军费开支竟占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因此每年都有巨额的赤字。宋子文曾多次呼吁，需要“用一个预算代替现在这种缺乏计划的现挣现吃，而且挥霍靡费的办法”^[9]。这一主张曾得到出席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人士的支持，认为控制岁出、严格预算最为重要，力促设立一个强有力的预算委员会实行财政上的控制，并要求全国裁兵，把每年军费开支压缩到一亿九千万元。上海商界人物虞洽卿为此还组织了一个“国民裁兵促成会”，通电南京当局要求裁兵和限制军费。蒋介石初不同意，后发现它符合自己“削藩”的意图，在全国裁兵编遣会议上用它作为向异己派系军事领袖们施加压力的舆论武器。预算制度一直是纸面上的东西，蒋向财政部索取军费从不顾及财政和预算，也是蒋、宋之间多次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改革税制的同时，中央银行则于1928年11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宋子文自任总裁兼理事会主席，以留美同学陈行为副总裁。该行主要职责就是充当南京政府的财务代理人，主要业务则为国库存款、发行公债、发行兑换券、铸造和流通货币、经理外汇等。宋力图以中央银行为枢纽，加强对全国金融业的控制。随着南京政权的控制力向各省市伸延，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也迅速在各地成立，它从经济上增强了南京政府对地方当局的控制力量。
 宋子文任财长时，国内市面上流通的主要通货是银两和银元，而钞票则是随时可以向银行兑换银元的兑换券。而银两和银元间的比价常变动不定，对商品流通和债务关系造成许多不便。1928年的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都主张废除银两，专用银元作为货币单位，以为日后采用金本位制做好准备。1933年3月1日，宋子文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先从上海实施，以规定银七钱一分五厘合银币一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日起实行，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各种行市改标银元单位。废两改元，一举成功。它对简化纷杂的货币、促进商品流通、发展经济、便利人民生活都产生较好的作用，并推动了中央银行的业务扩展和中行纸币在国内流通的范围，从而为1935年实行法币制度奠定基础。
 在南京政府中，宋子文除主管财政金融外，还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等要职。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时，为了和蒋同进退并给粤方制造财政困难，宋也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职务。次年1月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分主军政，宋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长。汪精卫出国养病期间，宋曾代理行政院长。
 在南京政府的外交事务中，宋子文以亲美英而著称。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时，宋支持蒋介石依靠国联调停的主张;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宋表现出一定程度抗日积极性。如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宋命令财政部所属的税警总团改名为第八十七师独立旅归第十九路军指挥，参加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同年12月间，宋曾联络孙科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一个议案，要求把军队集中于热、察、冀地区，以抵抗日本侵略军;还号召全国一致抵制日货。但此提案被会议所否决。1933年初，日军由山海关向关内侵犯，宋曾率军政、外交、内政等部的部长北上会同张学良到热河视察，表示中央决不放弃东北，决不放弃热河;随后与张学良拟定了热河保卫战初步计划。
 热河抗战失败后，宋子文于是年5月出访欧美，参加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此行为争取欧美诸国对中国发展经济和结束对日本关税特惠待遇的理解和支持。宋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进了南京政府与美国的关系，并取得美国给予五千万美元以购买棉花与小麦、面粉的借款;以及争取国联的技术合作等。此行有利南京政府获得欧美经济上的支援和削弱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方面的影响，这就引来日本当局的攻击和国内亲日派的不满。加之对此项棉麦借款在用途上的分歧，以及当时“剿共”军费不断增加，每月赤字逾一千万元，筹款极感困难，遂使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矛盾加剧。
 宋子文反对更多的借款，他认为“这个方针存在着毁灭、政治不稳及最后的灾难。赤字和短期借款的恶性循环，此中痛苦我久经饱尝”^[10]。宋的态度与蒋、汪所坚持的对内镇压、对日妥协的方针相抵触。宋于10月上旬提出辞职。10月14日行政院长汪精卫携行政院秘书长曾仲鸣、外交次长唐有壬赴庐山，与蒋介石商量宋子文辞职及“剿共”经费和福建政局等问题。28日蒋介石由南昌飞回南京，为宋辞职一事经与汪精卫、孔祥熙晤商后，次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财政部长职，由孔祥熙继任。同日国民党中常委决议准宋辞行政院副院长职，选孔祥熙继任，并选宋为国府委员;对宋辞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则予以慰留。对于宋子文辞职原因，当时传说纷纭，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蒋、宋在政策上分歧造成的。此时蒋介石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进一步向日本寻求妥协，对内准备进行第五次“围剿”，采取更大规模镇压措施;而宋则主张坚决抵抗日本，对福建事变反对武力解决，同时主张用经济和政治的办法扑灭共产党。但宋本人拒绝公开说明辞职原因。据胡汉民私下说，宋曾说过：“当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走狗，从现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11]
 宋子文辞职后离开了权力中心，但仍保留着国府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等职位。宋在官场失意，决心另辟致富蹊径。全国经济委员会当时实际由宋主持，美国棉麦借款的巨额资金则归该会分配运用。宋在为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运动”效力的同时，以近水楼台之便，成立了“华南米业公司”、“中国棉业公司”，为家族和个人牟利。1934年5月31日，创办中国建设银公司，资本定为一千万元，共分一百万股。认股者多为一些大银行家和金融界知名人物，宋子文、子良兄弟认购六万股，孔祥熙认购二万股。在股东会上孔祥熙当选为董事长，宋子文为执行董事，执掌公司全权，宋子良被任命为总经理。他们利用与当局的特殊关系，使公司得以迅速发展，资产由1934年末的一千二百六十万元，到1936年6月扩展到一亿一千五百万元;又筹集中外资本修筑成渝、杭甬、广梅等铁路，组建扬子电气公司，接管淮南路矿公司，控制上海证券交易所等，仅1936年一年，该公司即获利一千九百一十四万元。
 宋子文还伙同蒋、孔攫夺中国银行。在当时国内金融界，中国银行是首屈一指的大银行。1934年该行的业务情况，比中央银行的现金多百分之五十，存款多一倍许，有价证券多一百五十倍，资产多近三倍。这些情况早已引起孔、宋的觊觎之心。而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对南京财政当局派销公债、勒借垫款，又常悭吝不给，甚至趁机抛售公债，使南京政府十分难堪。孔祥熙经与宋子文密商并请示蒋介石认可后，就对中国银行下手了。办法是增资改组，1935年3月19日以财政部发出一张二千万元的公债预约券，送交中国银行作为增资的股本，随后对该行进行人事改组。中国银行新董事会以宋子文为董事长，张嘉璈调离改任中央银行副总裁，所遗总经理一职由张的老对手宋汉章继任。同时增资改组的还有交通银行。孔、宋攫夺中、交两行，实为南京政权控制全国金融业的开端，也是国民党政府的国家垄断资本的发轫。而宋子文成为豪门巨富，正是在掌握了中国银行之后，运用金融实力巧取豪夺而得以迅速膨胀起来的。一年后，宋以国家银行的资金，投资于广东银行并将该行改组，宋自任董事长，后由其弟宋子安代理，成了宋家的私人银行，从此公私交替运用得更为得心应手。又如以中国银行控制新华储蓄银行，再运用该行将自己势力扩展到众多民营企业之中。宋由金融而实业，在聚敛财富的道路上迅猛发展。宋的政敌曾讽刺他说：“宋从政之前，不过一穷措大耳。”^[12]而今虽暂时丢了官，却大发其财。
 在华北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推动了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是年底，宋子文和宋庆龄商议请董健吾持密函去延安接洽联合抗日的问题。董健吾顺利完成任务，并携回中共中央关于联合抗日的具体建议，向宋子文、宋庆龄复命。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曾致函宋子文，希望他为促成联合战线“竿头更进，起为首倡”^[13]。
 由于蒋介石仍然不愿放弃“消灭红军”的反动政策，使全国团结抗日的局面迟迟不能实现，终于导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宋子文在宋美龄、孔祥熙等人的支持下，抵制南京内部“讨伐派”的压力，以私人身份于12月20日冒险飞抵西安调停，经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后，获知他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目睹蒋介石十分安全，便于次日飞返南京后向宋美龄、孔祥熙汇报。22日，宋子文陪同宋美龄再次飞西安，并经蒋介石同意由宋氏兄妹为代表与张、杨和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判，终于达成和平解决的协议，26日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成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重大转折点，宋子文是有功绩的。但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却食言自肥，有些承诺未曾兑现，反把张学良长期软禁起来。宋子文为释放张学良多次向蒋劝谏，也无效果。
 “七七”抗战爆发，正值孔祥熙出使英国，国内财政金融的若干重要措施，宋子文曾参与主持，如限制提存、集中外汇加强控制，策划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在沪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以加强国家银行的联系和协调，协助政府应付危局。这些措施，对当时稳定金融并转入战时轨道是必要的。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争取国际援助以利持久抗战就变得日益重要。1940年6月，蒋介石以宋子文为特使赴美，与罗斯福总统就时局交换意见并争取美援。蒋授予宋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之全权。经宋积极向美国各方面进行接洽，同年10月达成二千五百万美元钨砂借款，12月上旬又获得一亿美元借款，其中五千万美元用以支付中国从美国进口粮食、汽油、坦克和卡车等;另五千万美元作为外汇平准基金，用以帮助中国稳定币值。随后宋在纽约和华盛顿分别设立了环球贸易公司和中国防务补给公司，负责向美国采购军用物资。1941年2月4日，中美签订“金属借款合约”，由美方收购中国锡等军用原料六千万元;美方则由进出口银行贷款五千万美元，由中方支用。同年4月1日，宋与美、英分别签订“平准基金协定”，由美国贷予五千万美元，英国贷予五百万英镑以支持法币稳定汇价。5月6日，罗斯福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美拨给中国总值为二千六百万美元的物资。此外，还有如接洽购买作战飞机、招募空军志愿人员来华加强中国空军，参与攻缅计划的制订等。为争取美国援助以利抗战，宋子文是出了力的。
 宋忆文在美国办事常常越过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因而胡、宋常生摩擦互不相能。胡更不齿宋借公营私的行径。1941年12月宋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胡适在工作上就更难开展，1942年9月胡适辞职获准，由魏道明继任驻美大使。从此宋可以无所顾忌地去为所欲为，大搞公私兼顾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加快了联合对日作战的协商。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宋子文代表中国在有二十六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它标志着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汇合，结束了长期孤立抗战的局面。随后，中国战区成立，蒋介石被推举担任最高统帅，以美国将领史迪威任参谋长。美国援华作战物资和借款也获得明显的增加。
 为了联合对日作战的需要，美、英两国于1942年10月9日分别通知中国政府，声明愿意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随后宋子文以外长身份主持了与美、英关于废除旧约和签订新约的谈判。由于英国不肯放弃在1898年强行租借为期九十九年的九龙租借地，因而使谈判拖延，至1943年1月11日才正式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随后中国又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至此得以基本上废除，全国人民都为此欢呼庆祝。宋子文则以“如愿以偿”感到“无上欣幸”^[14]。
 在中美共同对日作战中，双方也并非融洽无间的。由于缅甸作战失利和史迪威控制援华物资使用的决定权，使蒋介石对史迪威产生不满。而史迪威则对中国政府、军队中的“腐败失职、混乱”提出批评。为了挽救“豫湘桂战役”大溃败，罗斯福要求蒋介石赋予史迪威指挥中美一切军队作战的全权，以阻遏敌军深入，而蒋不允。这样终于导致蒋介石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宋作为外长积极支持蒋介石，并于1944年9月9日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召回史迪威的要求。其后美国特使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也向罗斯福建议调回史迪威，以免与蒋介石破裂。10月19日，罗斯福召回史迪威，以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极大地暴露了重庆政府在政治军事上的腐败无能，它受到参政会的质问并要求严惩失职官员;当时美国舆论对华亦抨击甚力。为了平息国内外的不满，蒋介石不得不于11月20日调整中央政府人事：以陈诚代替何应钦为军政部长，以俞鸿钧代替孔祥熙为财政部长，以朱家骅代陈立夫为教育部长。12月4日又以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诚然，孔、宋交替用，肥水不流外人田。
 豫湘桂大溃败，国内外舆论哗然，却给宋子文带来取代孔祥熙的机遇。1945年5月3日，经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通过，宋由代理而被正式任命为行政院长仍兼外交部长，7月25日又被任命为“四联总处”副主席。宋子文再次掌握国民党政府的行政、外交、金融大权。
 1945年4月，宋子文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会议，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宋子文与英、美、苏外长同为联合国会议四主席之一，轮流主持大会，制定了联合国宪章。以宋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为联合国的产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日本投降前夕，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进行谈判。双方于8月14日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关于大连的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队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此次中苏会谈与有关协定的签订，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美国力图在远东与苏联达成妥协的产物。宋子文虑及签订这些协定日后的政治责任，乃于7月30日辞去外交部长兼职，由王世杰继任，由王代表中国政府于8月14日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上签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作为中国行政首脑的宋子文，对战后的国计民生全无通盘筹划，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接收敌伪物资事宜上，趁机膨胀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10月，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成立，由副院长翁文灏负责，各省市相应设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命令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将接收封存的物资交由该委员会接管。在此之前，各色接收大员涌入收复区，以接收日伪财产为名，大肆劫掠应属国家和人民的资财，他们像饿狼一样，每到一地抢占房子、车子、条子(黄金)、女子、票子(钞票)，大发劫收财。当时人们讥讽为“五子登科”。宋子文亲自前往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重点地区，召集各地方军政官员，会商和布置接收处理事宜。据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行政院公布的数字，共接受敌伪物资值六千二百亿元之巨^[15]。国民党的国家垄断资本，正是在接收名义下，攫取了日伪榨取中国人民血汗所聚敛的巨额财富而集大成的。国民党财政当局还用不等值的办法收兑伪钞，使收复区民众蒙受巨大经济损失。民众愤恨地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有的报纸公开发表文章：“这一带无数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众不得聊生。他们痛苦极了，比未胜利时还痛苦。”^[16]连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也对行政院的工作给予严厉指责，“尤以财政经济多所贻误，均无可讳言”。
 随后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挑起全面内战，不久社会政治、经济全面恶化。宋子文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承认：“没有和平，则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17]坚持反动专制独裁的蒋介石，妄想在三个月至半年内消灭共产党军队;而宋子文则把解决财政经济困境的希望，寄托在开放外汇市场以争取美援和抛售黄金外汇来回笼法币，弥补巨额赤字上。然而这种买办商人的手法，仅仅有利于国民党特权阶层化公为私和美国商品似潮水般地涌入中国。民族工业和农业进一步遭到摧残，南京政府掌握的为数有限的硬通货，则迅速濒于枯竭。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国库尚存有六百万两黄金和九亿美元外汇，及至1947年2月爆发争购黄金潮而无法收拾时，已抛出黄金三百五十一万两，占存金的百分之六十，而九亿美元外汇亦所剩无几。由于停售黄金和禁止外币买卖，则牵动物价狂涨不已，法币呈加速恶性通货膨胀。当时南京、上海的一些报刊公开抨击宋子文，要求将宋等有关人员撤职查办。国民党内政学、CC等派系则趁机攻讦。为了推卸责任，蒋介石大骂宋子文是“败家子”。傅斯年则在1947年2月15日出版的《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署名文章，实际成了倒宋的“檄文”。随之而来的是监察院的彻查，立法院、参政会的质询。宋子文陷于“四面楚歌”之中。3月1日宋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随后又被免去行政院绥靖政务委员会主任和四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等职务。
 宋子文的去职，除责有攸归，也有代蒋受过的一面，因此得到蒋介石的极力庇护，不久监察院的弹劾案也就石沉大海了。4月1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宋子文为国府委员。9月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宋又当选中执会常委。9月13日宋子文发起募集国民党基金，捐献他持有的中国建设银公司股份。隔了一周行政院竟决议以宋子文代罗卓英为广东省主席。
 1947年9月30日，宋子文走马到广州就任广东省主席一职，11月15日兼广州行辕主任，集广东军政大权于一身。他梦想把广东建成抵御中共的“堡垒”，大力整顿和扩充了省政府所辖的武装。在经济上他想利用美国资金、器材和技术人员，在广东建电厂、煤矿、糖厂、铁矿等。由于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和广东、华南人民的英勇斗争，宋统治广东一年多时间，除修筑了黄埔港、黄埔公路及粤汉路通黄埔的支线外，其他所成不多。但宋利用所掌握的省府权力成立的广东粮食经济委员会、燃煤供销委员会和物资调节委员会，则加紧对重要物资控制和垄断，从中牟取暴利。此外大炒金钞，套购港汇，操纵广州金融市场，并趁机把从政以来所掠夺的巨额财富及早转移至香港和海外。
 在中国大地上，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迅速胜利，标志着蒋介石统治集团赖以维持的主要支柱的军事力量已基本被摧毁。蒋介石所面临的是：战场上已无可战之军;币制改革的骗局破产已使民心丧尽;宋美龄赴美乞援受到冷遇;加之各界反对继续内战呼吁和平声浪日高，桂系趁机逼宫。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同日宋子文也辞掉了广东省主席之职，于24日携妻张乐怡前往香港暂住。此时宋对南京的“和平”攻势和“长江天堑”尚存有幻想。3月下旬宋曾一度由港回到广州，与孙科及在穗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们晤谈，随后去溪口见蒋介石。宋自称此行是为处理与家族有关的私人事务。由于解放战争进展神速，4月21日晨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23日解放南京，5月3日解放杭州。被中国共产党列为主要战犯之一的宋子文在香港再也待不下去了，5月16日携妻赴巴黎，6月9日由巴黎飞抵纽约。
 宋子文到美国之后，曾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向美国乞求军事和经济援助，8月与宋美龄商量后向美国国会递交了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但国内形势发展更快，解放军已向华南发展，8月5日解放长沙，10月15日解放广州，12月26日解放成都。中国人民革命迅速胜利，粉碎了宋子文一伙期望依靠美国援助使国民党政府苟活下去的美梦。
 宋子文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好过，8月5日美国公布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指责蒋介石“不能应变，其军队丧失斗志，其政府不为人民所支持”^[18]。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宋家的动产大都存在旧金山宋家开办的广东银行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曾对作家默尔·米勒(Merle Miller)说过这样的话：“他们都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三十八亿美元中偷去七点五亿美元。他们用这笔钱去圣保罗搞房地产，他们有的房地产就在纽约市。”^[19]宋子文拥有财产实数，迄今所说不一。宋美龄在美的乞援活动，也受到美方的冷落，于1950年1月13日黯然回到台湾。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出，再任“总统”。为了吸取失败的教训，他着手“改造”国民党并加紧对去台军队的整顿和控制。蒋曾要求宋子文回台任职，而宋对台湾的前景已丧失信心，同时更怕蒋挖他的宦囊，因此拒绝回台。在美国，宋子文把精力用于经营他的金融事业，大做石油股票、农矿产品期货和新技术的交易;同时在金钱上支持“院外援华集团”，而自己直接出面的政治活动不多。
 1963年2月，宋子文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在台北的别墅中住了几天。据说蒋请宋子文帮助分析美国当局对蒋“光复大陆”的态度有无变化。1969年3月，宋子文曾去香港出席幼弟宋子安的葬礼。
 1971年4月，宋子文偕妻张乐怡去旧金山会友，24日晚他的老朋友设宴款待他们，宋在进餐时因一小块食物卡在气管里而引起心脏病发作，猝然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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