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字明轩,山东乐陵县赵洪都村人,生于1885年10月30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父亲宋湘尺是清末廪生出身,在村中教私塾为业,由于子女较多(共养育三子二女),生活长期陷于贫困。宋哲元从七岁开始,先后随从父亲及舅父沈兰棻苦读十来年,深受儒家思想熏陶。
1906年他投考北洋陆建章为总办的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后分至第六镇见习。1911年调至左路备补军任第一营哨长,后转入冯玉祥京卫军第二团任前哨哨官。从此,他追随冯玉祥十余年,转战南北,其治军思想和练兵方法,深受冯的影响。
1917年冯玉祥部改编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宋任该旅第二团第一营营长。是年6月,张勋拥清逊帝复辟,北京政府段祺瑞在马厂誓师,令冯旅率部讨逆。宋哲元的第一营奉命进攻万庄、丰台,率先攻入北京天坛。此次讨伐迅速取得胜利,宋哲元获得冯玉祥的赏识。
1918年6月,冯玉祥率部进驻湖南常德,宋哲元任第二团第二营营长,担任常德城防,他对当地日本侨民的不法行为与停泊沅江的日舰水兵进入城门,均严予执法盘诘,不予通融,甚得冯玉祥的赞赏,称他“忠实勤勉,遇事不苟”[1]。
1922年10月,北京政府任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所部驻防北京南苑。这时冯部扩充为第十一师与三个混成旅,即张之江的第七混成旅,李鸣钟的第八混成旅和宋哲元的第二十五混成旅。从此,宋哲元跻身为冯玉祥的高级将领,因骁勇善战,被时人称为冯部的“五虎上将”之一[2]。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亦称“北京政变”),驱逐宣统出故宫,取消其帝号,并宣告脱离直系军阀系统,将所部队编为国民军,任命宋哲元为第十一师师长。
1925年初,冯玉祥至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从此,冯部统称西北军,宋哲元以第十一师师长兼教导团团长,为西北军培训干部,驻热河,任热河都统。是年底,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组织了“讨赤联军”,企图消灭南方的国民政府和北方的西北军。冯部在北京及河北、河南两省的地盘处于直系与奉系的大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危急。1926年1月1日,冯玉祥通电下野,以张之江继任西北边防督办,自己赴苏联访问,企图转移视线,保存实力。但反动军阀并不因冯的下野而善罢甘休,而是兵分五路对北京地区的西北军施行大规模围攻,迫使西北军撤出北京,退守南口。是年8月,西北军南口溃败,宋哲元率残部撤至绥远。
冯玉祥在苏联得知南口兵败的消息后,即动身回国,宋哲元协助冯玉祥聚集残部,并参加著名的“五原誓师”。冯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宋哲元任该集团军北路军总司令。1927年12月,第二集团军与南方的革命军会师郑州,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重新划定新战区,冯部各路军均改编为军,军以上为方面军,宋哲元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后又兼任陕西省主席。
1929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是年5月初,第二集团军将领二十八人联名通电“护党救国”,要求蒋介石下野,并拥冯为“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敦促冯发兵。蒋介石则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讨伐。翌年,冯又联络了第三集团军的阎锡山,由阎出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为副司令,宋哲元任第四路军总指挥,施行倒蒋,是役史称“中原大战”,交战双方势均力敌,战况空前激烈。在大战过程中,由于蒋介石收买了西北军的一些将领,加上张学良通电拥蒋,奉军入关,中原大战遂以西北军的失败而告终。宋哲元率残部渡黄河入山西,通电听候中央处置。初,被改编为东北陆军第三军,后改称为南京国民政府陆军第二十九军,宋被任命为该军军长,副军长为佟麟阁,参谋长为秦德纯,第二十九军包括四个师,各师师长分别为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1932年8月,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第二十九军随之进驻察哈尔。是年“九一八”事变,宋哲元率部下将领通电全国,请缨杀敌,有“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壮语。
1933年2月底,日军攻占热河承德后,继续向长城各口进逼,第二十九军奉命调往长城各口抗击日军,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条件下,第二十九军采取近战、夜战等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日军,取得长城抗战的胜利,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更是扬名全国,为此,国民政府颁奖宋哲元及所部高级将领以青天白日勋章。是年四月间,日军采取迂回战术,突破商震第三十二军防线。第二十九军处于腹背受敌境地,遂奉命向河北通州以东撤退。日军得以突破长城各口,直逼北平城下。
1935年8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不久又调为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成为冀察平津的主要负责人。同年12月,宋被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1935年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侵华日军阴谋利用宋哲元,煽动华北五省自治,使冀、鲁、晋、察、绥变成日伪自治区,由于当时中国的民心和第二十九军官兵仇视日本侵略者的爱国心,日军眼见煽动华北五省自治的阴谋一时难以实现,便退而求其次地炮制出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加紧对宋哲元的威逼和拉拢。宋哲元处境微妙,他忍辱负重,努力维持局面,争取时间,使国民政府做好抗战准备。
1938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十九军首当其冲,当时宋哲元本人不在平津,因日军催逼履行“经济提携”条款,无法应付,而避往老泉山东乐陵“扫墓度假”。在日军的进攻面前,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师长赵登禹、副军长佟麟阁相继壮烈殉国。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虽愤慨,但对日军的“和平谈判”仍抱幻想,一度态度犹豫,及至部属伤亡惨重,日军进占廊坊,威胁北平,并对他下最后通牒时,才下令第二十九军全力抵抗,但为时已晚,在日军陆空优势兵力进攻下,节节败退。
1938年4月,宋哲元渡黄河到郑州,以病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接受其辞职,宋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染肝病,遂离职上衡山疗养。后又患脑血栓,转至四川灌县疗养。1940年初再移至绵阳。是年4月5日,因中风逝世。临终前,仍念念不忘抗日战局,曾留下“但愿还我山河之时,有人酹酒相告”的遗言[3]。国民政府颁令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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