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广东海南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县)人，1899年3月23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二日)生于上海。父亲宋耀如，字嘉树，本姓韩，1875年随同舅父去美国波士顿谋生，在舅父店中学徒，被收为嗣子，改姓宋。后入基督教，离店去当水兵，得热心人士资助入万特比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1886年被派回上海传教，次年与倪桂珍结婚。后来辞去神职，开设印刷厂，又创办基督教青年会。他结交志士，资助反清革命，与孙中山结为好友，曾任同盟会司库。他有三子三女，宋子文、宋霭龄、宋庆龄是宋美龄的哥哥和姐姐。

宋美龄幼年在母亲的抚育下健康成长，五岁入幼稚园，又得家庭教师直接授教英文和中国古文。1907年，八岁的她随同二姐宋庆龄远渡重洋到美国，先入新泽西州萨密特城的波特温学校，翌年去佐治亚州梅肯，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作为旁听生开始学习。期间曾在皮德蒙特学校学习九个月。五年后，宋庆龄毕业回国，宋美龄乃转往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文理学院学习，受到在哈佛大学攻读的宋子文的照顾。她主修英国文学，研读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甚力;同时选修哲学、天文、历史、植物等课程，还学法语、讲演、音乐，以及小提琴、钢琴等。以后又至佛蒙特大学选修教育学，四年级时获大学“桂兰学者”的荣誉。她在学校甚为活跃，喜好交友，还参加网球、游泳等体育活动。将近十年的旅美留学生涯，使她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她自己也说“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

1917年，宋美龄学成毕业，偕同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宋子文离美归国。她到上海后，首先补习汉语和古文，熟悉祖国的文化、习俗;同时参加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从事一些社会服务活动。不久，她担任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和上海市工部局委任的童工委员会委员。童工劳动重、工资低、营养差的状况，使她深为震惊，她呼吁社会各界给予同情和关怀。1919年宋耀如病故，宋美龄孝敬其母甚笃。

宋美龄风姿绰约，才貌出众，在上海社交界曾引得许多人的仰慕和追求。她对当时中国的政局有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民心涣散，地方割据各行其是，须有铁腕人物实行强权政治，要有拿破仑、俾斯麦一样的领袖人物来统治中国。她对终身伴侣的理想人选，就是才堪统驭中国政局的英雄人物。1922年冬，她在宋庆龄家遇见向孙中山请示工作的蒋介石，看到蒋风流倜傥，英姿焕发;但她从姐姐那里得知蒋已有一妻二妾，故未放在心上。但是蒋介石却一见倾心，寻找机会与她接触，显露自己，还常常写信以赢得好感。后来宋的大姐霭龄又竭力撮合，因为在宋霭龄看来，蒋介石是一个很有政治前途的人物，如能联姻成亲，对于宋氏家族必然大有裨益，乃一再劝说宋母和诸弟妹。当1926年蒋介石在南方崛起，成为北伐军总司令，声名日隆之时，一直未曾觅到意中英雄人物的宋美龄，听取大姐的意见考虑蒋的求婚。1927年5月，宋美龄与蒋介石在镇江焦山同游十日，倾心交谈，感情倍增，进而商谈了婚事。这时，原来持反对态度的宋子文也表示同意。宋家只有宋庆龄因为蒋背离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坚决反对这桩婚事。10月，蒋介石到日本拜见正在神户有马温泉疗养的宋母，表示已与妻妾离异，并允认真研究基督教义。宋母考虑到宋美龄已年近三十，加之霭龄、子文一再劝说，遂乃应允。

1927年12月1日，宋美龄与蒋介石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先在宋家举行宗教仪式，由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主持，随后在豪华的大华饭店举行新式典礼。婚礼结束后，即动身去浙江莫干山度蜜月。只是蜜月刚一天，蒋介石即于3日匆匆下山回到上海，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一月后由沪至宁，执掌党政军大权。中外舆论和朝野各界广泛认为这是一桩政治婚姻，是蒋介石把自己与宋氏家族以及孙中山联结成一体，并且得到江浙财阀及亲英美势力支持，使自己在争夺权势斗争中增添实力的重要举措。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没有眷恋上海的现代化豪华生活，随同蒋介石去南京定居，尽管当时南京残破陈旧，黄沙蔽日。她全神贯注地帮助蒋介石在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搏击，凭借自己的才华纵横捭阖，效力甚多。她有留学美国多年的知识底蕴和流畅的英语，是蒋介石进行外事活动，尤其是与英、美等国打交道的重要助手。她经常出席蒋介石举行的各种会议和宴请，周旋于中外政要之间，常为蒋转寰说项，化解纠葛和矛盾;尤其在蒋脾气暴躁、缺乏理智之时，更是表现出她独特的作用。因此即使蒋介石出征去前线，宋亦随同东奔西走，形影不离。

宋美龄对于在战争中殒命的国民党军队的遗孤表示了同情和爱怜，认为这些孩子“大都缺乏教养，亟应设立学校，造就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1]，乃于1928年10月在南京筹设“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以后又加设女校，从选择校址、募集经费、延聘教员、确定教学方针直至学校行政管理，她都具体指导进行，倾注大量精力，只要身在南京，每周都要去学校一两次，“希望把它们办成中国的模范学校”^[2]。宋美龄还将蒋介石于1929年创立的“黄埔同学会励志社”掌管起来，派曾经留学美国的黄仁霖主管，成为一个军官俱乐部，仿照美国军队的基督教青年会行事，以密切联系黄埔系的军界要员，使他们效忠蒋介石。

宋美龄多方面以西方文化影响蒋介石。她向蒋介石朝夕灌输基督教义，督促他诵习圣经《旧约》，终于使蒋于1930年10月23日接受基督教洗礼，成为一名信徒;她还向蒋讲解西方文化、礼仪和生活习俗，并且每天午休前后为蒋播放欧美古典音乐唱片。她对于蒋介石于1934年初在江西“剿共”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中发动的“新生活运动”表示了很大的兴趣，亲自担任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在要求人们的一切言行都要合乎“礼义廉耻”、要从改造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为实行起点之余，还特别号召妇女要根除缠足、吸鸦片烟、不讲卫生等陋习^[3]。只因这个“新生活运动”原本是维护蒋介石统治的“心理建设”、“社会建设”的一种手段，根本不能解除人民和妇女的贫穷落后，虽然声势不小，而实效甚微。

1935年1月，蒋介石为建设一支空军，成立航空建设委员会，自兼委员长。宋美龄自告奋勇任该会秘书长，实际领导空军的筹建工作。她阅读有关书籍资料，研习航空理论和飞机的知识，参与购置飞机、培训人才、修建基地等重大事宜的筹划。在她的组织和推动下，空军建设的进程大大加快，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已有各型飞机三百零五架，组成十个空军作战大队，航校训练出了三批毕业生，在南昌还建造起一座飞机制造厂。

宋美龄凭借自己对蒋介石的影响力，使蒋介石偏袒她的哥哥宋子文和姐夫孔祥熙，不仅使他们在国民政府中获得高位要职，还能凭借职权营私舞弊而逍遥法外。她对孔祥熙的几个子女视同己出，溺爱有加。

1936年10月，蒋介石去洛阳、西安督饬东北军、西北军“进剿”长征到陕北的工农红军，宋美龄因病在上海休养未曾随行。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无效，遂于12月12日断然扣蒋，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宋美龄闻讯后当夜赶回南京，同有关人士商议解救办法。她坚决反对何应钦等人武力讨伐、轰炸西安的主张，同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力主用政治谈判的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要求各方面“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4]。她到中央军校发表演说，要求军校学员“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还指出主张讨伐的人是“别有用心”^[5]。14日，她派顾问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飞往西安了解实情，直接向蒋介石报告南京情况，并带去一封亲笔信，说“戏中有戏”，暗示南京有人借机别有图谋。鉴于何应钦16日出任“讨逆总司令”，举行白衣誓师仪式，声称“督率三军指日北上”，欲调十多个师进攻西安，宋美龄愤然直接找何责问，坚持要何停止出兵;同时急电端纳，要蒋介石下停战手令。她为促成西安事变的迅速和平解决，于22日在宋子文陪同下飞往西安，向蒋介石介绍并分析了近日的国内外形势和南京动向，力言应与张、杨和中共和平谈判，以挽救大局。在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同张、杨和周恩来进行谈判后，她和周恩来长谈了两个小时，获悉中共并没有参与兵谏，对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也甚积极公允;还了解到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表示钦佩。24日，宋美龄亦参加谈判，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对谈判中的多项条款，也代表蒋介石作了承诺。当晚，她和宋子文陪同周恩来见了蒋介石，蒋向周保证说：“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6]在她和张学良的斡旋下，蒋介石得于25日飞离西安至洛阳，26日回到南京。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美龄表现出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投身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淞沪抗战开始后，她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一次遇敌机扫射发生车祸，不幸摔断了几根肋骨。她在抗战一周年的武汉献金运动中，捐献出了巨款和金银首饰。她主持抗战妇女运动，担任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会长，组织开办战时妇女训练班，亲自讲课，训练年轻妇女从事战地救护等工作。她热心推动“工合”运动，组织生产自救工厂，安置难民妇女。她还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开展救助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难童的工作，开办保育院收容教养。她带头捐款，并和蒋介石认养一批难童，负担一批难童的生活费用，带动了各界人士掀起捐献和认养的热潮。她在赴香港治病期间，与宋庆龄重叙手足之情，共同投身抗日救亡事业;1940年4月一同返回重庆后，视察医院，慰问伤病将士，组织义卖义演，募集抗战基金等，表达了坚决抗战到底的意志。

宋美龄在整个抗战期间，以主要精力从事外交宣传活动。卢沟桥事变后，她于9月12日发表了《告美国民众》的广播演说，充满激情地用英语直接向美国人民讲述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严峻形势。此后她经常在《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每日新闻》、《费城记事报》等美国报刊上发表《中国通讯》、《战争与和平通讯》，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行径，介绍中国军民的艰难处境和誓死抗战的决心，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主持正义、给予同情和援助。1940年，她撰写的《战争与和平中的中国》和《这就是我们的中国》两书在美国刊行;翌年，又刊行《中国即将复兴》一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宋美龄以巨大的热情协助蒋介石建立中国和美、英等国的反日军事同盟，争取美、英的援助。她为协调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化解两人的龃龉，充分施展了她的才华和魅力。1942年3月，她陪同蒋介石一行访问了印度。同年11月，她以蒋介石特使的身份赴美国访问，争取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我国抗战更多的支持和同情。她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夫妇的客人，在白宫住了十一天;1943年2月18日在罗斯福夫人陪同下，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表达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强调亚洲战场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性，指出美、英应当改变偏重欧洲战场的观念，要求美国更多地给予金钱、物资和人力援助。此后，她又去美国许多地方并至加拿大，发表了一系列演说，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1943年11月，她陪同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直接参与和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英国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三国首脑会谈，为争取中国的权益和国际上的应有地位竭力周旋。

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以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告结束，宋美龄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中。她为发展国民政府与美、英等国的关系，出现在各种外交场合，以加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但是她没有想到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虽然得到美国大量援助，却没能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反而被打得落花流水，陷于内外交困之中。宋美龄眼看局势急剧恶化，把挽救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危局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上，于1948年11月代表蒋介石飞赴美国求援。但是她受到了与六年前迥然不同的冷遇，等了一个多星期才得以与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会谈了半个小时;与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也只在医院病房里见了两次，蒋介石所期盼的增加军事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发表支持声明等要求均一一落空。她大失所望，原准备立即回国，可是传来的消息是国内局势遽变，她不愿回到已在做撤逃准备的南京，乃暂时留居于美国纽约孔祥熙的宅邸，与大姐宋霭龄做伴。她对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8月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这本白皮书大不以为然，认为蒋介石的失败全怪美国援助太少。

宋美龄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的失败，最终撤逃至台湾孤岛，沮丧至极。1950年1月13日，她黯然神伤地从美国回到台湾。她鼓励蒋介石东山再起“反共复国”;自己也于4月组织起“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并出任主任委员，为蒋介石“反共复国”助威。她赞同蒋介石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的立场，坚持一个中国。她虽然在外交场合仍有活动，但已无昔日风采。她不时去美国，为争取反华势力对台湾蒋介石的支持而四处游说，但终究不能阻挡世界进步潮流和美国朝野各界正视现实。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台湾代表被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驱逐之后，她颇为气恼，说联合国“应该称之为不合国”^[7]，责怪美国当政者对中共一再“屈服”^[8]。她因胆结石和乳腺癌于1966年和1970年去美国手术治疗。在台湾则渐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学习中国画自娱。

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宋美龄不胜悲痛。尽管她对台湾政局还有一定影响，但她看到主政的蒋经国自有一套，便在料理完丧事后去了美国，住进纽约长岛孔祥熙别墅，与孔令侃、孔令伟生活在一起。1976年10月，她在纽约公开发表《与鲍罗廷谈话的回忆录》，追述她1926年冬在武汉与国民党高等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几次谈话，说鲍罗廷讲的共产主义和第三国际是“漠视人类生活”、“赤化世界的狂热”^[9]。1981年5月宋庆龄病危之时，她不肯接受邀请前往北京探望;1982年8月和1984年2月，她又先后公开致函廖承志、邓颖超，说三民主义才能建设中国。

在1986年10月台湾纪念蒋介石百岁诞辰的前夕，宋美龄在孔令伟陪同下回到台湾，发表了一篇纪念文，说要“突破困难终期”，扬言“我将再起”^[10]。但是星移物换，不久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又不顾她的阻挠继位上台。1991年9月，年逾九旬的宋美龄还是选择在美国纽约长岛定居，离开了台北。在孔令侃、孔令伟的陪伴下，她日常诵读《圣经》，阅览报刊，莳花，散步，也接待故旧来访，但对台湾的政情只止于关心。定居在加拿大的孙子蒋孝勇，有时偕同妻子、儿女飞来探访，算是对她最大的慰藉。在她百岁寿辰之时，亲友纷纷祝贺，但台湾当局并无重大表示。2003年10月24日，宋美龄病逝于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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