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汉章，原名鲁，原籍浙江余姚。1872年4月6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生于福建建宁^[1]。父亲宋世櫆曾在闽办盐务，兼营木业，后协助经莲珊创建上海电报局。宋有兄弟四人，排行第二。早年在本地私塾就读，后随父到上海，进中西书院，1889年毕业后在上海电报局当会计，业余在夜校补习英文，1895年考取上海海关任关员。

1898年，经莲珊赞助康梁变法，通电拥护，宋汉章亦列名其间;戊戌政变后受清政府追缉，随经出亡。不久，经以宋尚年青，亡命非久远之计，且非要员，不为追索者所瞩目，乃更其名为汉章，资助返沪，进中国通商银行当跑楼^[2]。该行系盛宣怀1897年在沪创办的第一家新式银行，聘有西人大班和华人买办两名经理，跑楼专任沟通华洋经理之间的业务联系。宋在该行十年间，学到了中西金融工作的实务经验。

1908年，清政府的户部银行决定在北京增设储蓄部，宋汉章经人介绍主持该部业务，成绩斐然。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后，宋被调至上海分行进行整顿，不久任沪行经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宋任上海分行协理，1913年升任经理，张嘉璈任协理。陈其美任上海都督后，曾责令宋汉章筹饷，宋以中国银行系官商合办为由，婉言坚拒。陈乃设计将宋扣捕，但宋仍不屈，后经伍廷芳等营救，始获释。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至翌年4月，滇、桂、粤各省相继独立，袁被迫取消帝制，但仍试图以武力镇压各地反袁势力，为急筹军饷，密谋攫取中国、交通两银行在各地的存银。消息外泄，京、津两地中、交两行出现兑换券挤兑风潮。5月11日，北京政府悍然下令各地停兑，并封存现银。电讯传来，中国银行沪行宋汉章、张嘉璈紧急磋商，认为如执行停兑则非但持券人将蒙受严重损失，银行也信誉扫地，且将牵累全市市面;照兑则必将触怒当局而受查究，但两人认为个人得失事小，“维护中国金融之生命事大”^[3]，决定抗命照常收兑票面上印有“上海”字样的沪行兑换券，并由商股股东组成的股东联合会作出照兑决议，并登报声明沪行事务悉归该会主持，所有资产负债已移交律师代表股东进行管理。宋汉章取得外商银行支持，订立透支契约备用。收兑之初一度曾发生挤兑，后增加委托同业代兑，不及一周，人心即趋安定。不久袁世凯殒命。经此风波，沪行兑换券反信用大增，发行量遍及江、浙、皖各地穷乡僻壤，外商银行在沪发行的纸币，无形中也受到了排挤，宋汉章在沪的声誉随之大为提高。1916年，上海总商会改选，宋当选为会长，辞未就。1918年上海银行公会成立，宋汉章、陈光甫当选为首届正副会长。此时上海的外汇市场，仍为外商银行所操纵，每年损失巨额外汇。为挽回利权，宋汉章亲自研习有关书籍，并聘请熟悉业务的外汇人才。1919年沪行开始经营外汇业务，并与欧、美、日本各国银行签订代理合同，在纽约、大阪等地成立机构，宋亲自拟稿签发重要涉外电讯信函。此后外汇业务日趋发展，足以与外商银行抗衡。

上海开埠后，租界上华人处于无权状态。20世纪起，华人发起参政运动，提出“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的口号。经过长期酝酿和斗争，至1921年争取到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内设置华人顾问五人委员会^[4]。是年11月，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选出宋汉章、陈光甫、余日章等五人为首届华人顾问，此后宋连选连任。其间曾参与两次抗拒工部局加捐的斗争。1925年“五卅”惨案后，宋汉章等五人愤而集体辞职。

1922年，上海总商会再次改选，宋汉章、方椒伯当选就任正副理事长。该会在宋、方主持下，是年8月通电全国商会主张“裁减厘金，增加关税”，后又提出《裁厘办法及理由》，谓此举乃“解百业之倒悬，慰兆民之渴望”。12月15日发起组织裁兵制宪理财委员会，宋任会长。分电各省商会及众、参两院，主张裁减现有军队，整理财政，迅速制订适合国情之宪法^[5]。1923年2月英驻华大使、1924年5月美驻华公使先后来沪，宋汉章在总商会欢迎宴会上，强烈要求无条件收回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并于事后派代表赴北京会见外交、司法部长，要求与英、美各国严正交涉。同年6月召开上海总商会临时会员大会，通过决议，认为“政府中断，国会违法，早失人民信仰，中华民国主权在民，今日正人民行使其主人之职权”;主张组织“民治委员会”解决国是，受到舆论赞许^[6]。1924年虞洽卿继宋汉章任会长，民治运动渐趋低潮。

1927年3月北伐军抵沪后，蒋介石多次责令各业垫款筹饷。5月2日银钱业再次讨论筹款时，中国银行等表示困难。次日蒋介石直接电宋汉章：“军需孔亟，请竭力设法预购二五库券一千万元，限本月5日前解交”，“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若不如数筹缴，不惟妨碍革命进行，且不足以表示赞成北伐与讨共大事”。宋13日复蒋函：“汉章为创办中国银行之一分子，初即忝长沪行”，“对于北方政府方面暨省库事务向非汉章所顾问”，继述自北伐军出发以来粤、闽、浙、汉、宁、沪各行已先后垫借六百六十余万元，最近5月7日沪行又勉垫二百万元，合计已达八百六十余万元，但未提续垫事。20日蒋再电宋，严责“贵行在汉竟给共产政府以一千八百万元之报效，使其尚敢负隅一方……此次沪上借款以有确实二五税作抵、信用卓著，而贵行竟表示反对，始终作梗”，“务请于23日前补足一千万元”。次日宋即复其电，说明“汉行非属沪行管辖”。同时致函陈光甫等陈述实情，“宁、浙两行再垫二百万已超出千万之数，在政府虽属杯水车薪，在银行已属精疲力竭，至沪行发行数目，外间不察以为漫无限制”，实际因“准备金共同管理，不容丝毫假借”，“发行之数不足三千万元，即需相当现金以应兑现，又须稍留余力以平市面。其间可以活动之数固已有限，而垫款之巨又如上述，在银行责任实属万分冒险。当总司令不予见谅，必令增垫，设谣言一播纷纷挤兑，汉章个人原不足惜，恐银行从此倾覆，金融亦将不可收拾，反响及于财政，此汉章期期以为不可者。至此次商垫转辗迁延，实因各行接洽起见，并非汉章不具诚意”，请其向蒋缓颊。蒋介石一面派钱永铭、翁文灏赴中国银行商洽;一面指示俞飞鹏，谓宋“此等商人毫无信义可言，何必客气”。25日蒋又电陈光甫等，指责宋所筹之款延宕无期，“请诸公从严交涉，万勿以私忘公”，显示蒋已欲对中国银行与宋汉章作断然处置。为此陈光甫急于6月初以长函劝蒋慎重处置，并指出逼中行从准备金提垫将会产生严重的金融后果^[7]。此后，陆续发行二五库券七千万元，由沪上各业、商联会、两淮盐商等分摊认购，解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之围。

1928年10月，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外汇银行，官股五百万元、商股二千万元，并将总管理处由北京移沪，以张嘉璈为总经理，宋汉章升任沪区行总经理、常务董事。此后该行积极开展外汇业务，陆续建立国外直接通汇六十三处、特约代理九十六家。

1930年，张嘉璈从国外考察回国，对保险业务与金融的重要关系感受至深，向董事会提议投资设立中国保险公司，并推定由宋汉章兼任中保董事长，全权筹办。时宋已近花甲之年，受命后刻苦钻研保险业务，精心筹划，使中保于1931年11月在沪开业。中保以中行信用为后盾，各地中行机构为中保设经理处、分行经理则出面任中保代理人，业务发展顺利。1933年3月承保的汉口申新四厂突遭大火，损失达二百余万元。中保和太平保险公司为首的各分保公司迅速、及时地全额赔付申新四厂^[8]。为此，申新四厂在沪各大报刊登整版鸣谢启事，使中保声誉鹊起，业务更加发展，当年还能盈余。此时宋联络同业发起组织学术研究机构“保险学会”，被推为会长。

1935年，国民政府加强金融垄断，发行金融公债一亿元，其中一千五百万元公债预约券拨充中国银行官股股款，随即成立改组后的中国银行董事会，推选宋子文为董事长，实行董事长负责制。原总经理张嘉璈被迫辞职后调离中行，宋汉章保留常务董事职，并受董事长聘为总经理。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宋汉章随中国银行总部迁往香港，后赴重庆。抗战胜利后，宋汉章回到上海，仍任中国银行总经理。1947年6月宋为造福桑梓，筹款数十万元创建余姚阳明医院^[9]。1948年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宋汉章被胁持去香港，但他坚决拒绝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仍被缺席推选为新生的中国银行董事。1950年宋汉章去美国，翌年到巴西依其子宋美扬，但仍受国民党“联络员”暗中监视。1960年设计离开巴西，回到香港。

宋汉章自四十岁起即患重听症，晚年几至失聪。他一生生活简朴，以薪金度日，不谋私利。当选总商会、银行公会、华洋义赈会等会长之职，全尽义务，所得车马、酬谢等费一概谢绝不受。即使在中保董事长任内二十年，也从未领取分文报酬，甚至代表公司对外应酬交际各费，也往往自己承担。垂暮之年，宋时时思念故乡，并以毕生事业的中国银行为念，曾对人表示只要该行得以保存下来，后继有人，自己死也瞑目了。

1968年12月宋汉章因病在香港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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