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棐卿，名显忱，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生，山东益都人。父亲宋传典是基督教徒，为济南德商德昌花边行买办，早年在外籍牧师的资助下制作花边、发网，兼营地毯、土产出口，获利甚大。其后在济南开设德昌洋行，相继于青岛设分行，烟台、上海设分庄，又在天津开设德昌贸易公司，生意越做越大，遂成了巨富。1922年，宋传典不惜花费大洋十八万元，当上了山东省议会议长。1925年又任段祺瑞执政府临时参政院参政。

宋棐卿十二岁时在益都上教会中学，十八岁时考入山东齐鲁大学读书，不久转入北京燕京大学。1918年他去美国留学，入西北大学习商。在美“求学时，则感到毛织事业在中国地位之重要及生活上之需要，遂决意于回国后创办毛织工厂”^[1]。

1925年宋棐卿回国，在济南德昌洋行内开设毛纺部，聘一名德国人为技师，因缺乏办厂经验，误购粗纺机而失败。次年，他再次前往欧洲考察各国毛纺织厂，进一步学习毛纺织的生产技术及经营管理办法。1927年宋回国，筹划重营毛纺织业，派其弟宋宇涵去英国留学，专学毛纺技术。同时帮助其父扩展德昌的营业，在济南、青岛、烟台、天津等地经营出口地毯、发网、帽辫等土产，及进口汽车、呢绒等业务，兼办毛纺业，一时均甚发达。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济南，他认为山东易受威胁，遂分别收缩在山东地区的营业，前往天津专办德昌贸易公司，自任经理，继续经营进出口业务，并经理飞得禄牌汽车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抗日爱国运动高涨，各地抵制日货斗争蓬勃开展，国货畅销，此时宋宇涵亦自英回国。宋氏兄弟遂会同德昌贸易公司副经理赵子贞，于1932年春组成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工厂集资二十三万元，并得到山东军阀韩复榘投资，有工人一百七十余人，宋棐卿任董事长兼经理，赵子贞任副经理，宋宇涵任副经理兼厂长及总工程师。他们眼见我国毛纺织品市场长期为外商控制，年年进口大量呢绒、毛毯，资金外流，“素抱创办毛织工厂以杜塞斯项漏卮之大志”^[2]，受爱国热忱的驱使，取“抵羊牌”作为东亚厂产品的商标，以寓抵制洋货之意。1932年4月毛纺厂投产，于上海开设分庄。始初仅开毛纺，专纺单、双、四、六各股毛线，高举“提倡国货”、“实业救国”的旗帜广为推销。由于产品经过良好的梳毛加工，光泽弹力较之舶来品均无逊色。除英国的蜜蜂牌外，“抵羊牌”毛线在国内市场上数得上是最好的产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1933年11月，上海经营进口毛线生意的洋商，以捏造“抵羊牌”毛线系日货冒充相中伤。在中华工商总联会及上海国货维持会等团体的支持下，宋棐卿聘上海著名律师江庸代表出面，悬赏万元征求反证，结果获胜。是年，东亚公司资本额扩大至五十万元。年产四、六股毛线七十五万磅，为1932年产量的五倍，年营业额一百五十万元。宋在东亚公司特设编织科，专门传授手工编织毛衣的技术，以利产品之推销，营业更是骎骎日上。同时，又得南京国民政府获得相当的优惠待遇，实业、交通、铁道等部准予免征各种捐税二年，核准官营轮船、火车运费二年内各减五成，财政部亦批准只纳出口税及二五附税。宋氏兄弟取得各方支持，信心倍增。

为了进一步办好东亚公司，宋棐卿锐意改进经营管理，努力提高产品质量。1934年春，他聘请山东齐鲁大学化学系主任王启承任东亚公司化学部主任兼技师，加强对毛质的化验和染色的分析工作，大力革新技术，改良产品。同年6月，宋创办《方舟月刊》，“以增进家庭幸福，研究家庭实施，提倡家庭手工业为宗旨”^[3]，发行近万份。该刊系一家庭杂志，除研讨各种家庭问题外，还经常大量介绍手工编织毛线衣的技术和各式图案，以利东亚毛线广拓市场。11月，他再派宋宇涵出国，考察英、法、意、美、日等国毛纺织的新技术和新机器，了解国际行情。在推销方面，他扩大营业部和经销商店，设置督销主任、督销员，分赴各地广泛建立代销处达六百余家，并分别聘请一些大商号为地区的总经理。在华北地区以天津国货售品所为总经理，以天津会利合作社为华北“专牌经理家”;华中地区以长沙湘记经理处、汉口集义生号、南昌德大永等为总经理;西南地区以重庆宝元通为总经理，华南地区以汕头震东公司及集会昌号为总经理;华东地区以上海义裕兴为总经理。是年，东亚公司资本额增至八十万元，拥有各种机器数十种，蒸汽罐两台，男女工人增达四百六十余名;同时添设毛织部和针织部，生产驼绒、绒头绳及各种毛纺织品，年产四、六股毛线一百三十余万磅，单股呢绒纱四十万磅，年营业额二百余万元。在产品推销上，与天津祥和毛织厂展开了激烈竞争。

东亚与祥和经过一年的鏖战，祥和终于不支，遂请人出面调解。祥和大部分资产并入东亚，厂主袁子卿等任股东。宋棐卿接收祥和后，改组为东亚第一分厂。东亚扩张后，使用低锤精纺机生产粗毛线，采取薄利多销办法;同时以部分进口半成品毛条生产三百号细线，用德国染料生产高级呢绒。此时，东亚产品除“抵羊牌”外，还出有“孔雀牌”、“五羊牌”、“骑羊牌”等，自称“唯一国产”、“完全国货”产品，畅销全国，名噪一时。1936年7月，宋又在天津旧英租界建成一座新厂，陆续添购前纺、后纺、洗染三大工段的机器设备，使之成套，并出产游泳衣、毛内衣、花毛衣等针织品，产量不断增大。数年之间，宋棐卿成了华北著名的毛纺织工业资本家。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天津，东亚厂地处租界得以苟安。1939年欧洲大战激烈进行，东亚进口原料减少，生产顿即不振。此后，宋棐卿将东亚公司的经营重点先后转为麻纺和西药业。同时以业务活动为名前往上海，在租界暗中会见国民党人，通过上海租界与重庆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并给津地一些抗日人员家属以帮助。1940年，他创设东亚麻袋厂，以印度麻和国产青麻制袋，年产约计二百余万条，销路甚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天津英法租界，将东亚厂房当做“敌产”加以接管，还强迫东亚麻袋厂替其生产军需品。宋对日军采取一些应付手段，一面利用日人翻译虚与委蛇，一面以重金拉拢日本三井、三菱洋行和华北日军军需司令前川少将等以求庇护。

1944年9月，宋棐卿采用募集医药股的办法，向医生、护士和药店主广招股份，筹集资本创设了东亚化学厂，聘请北平协和医院的几位医学博士，生产西药及化学品，又利用“股东”(医生、护士、药店主)广为推销，他还开设了福隆、新中两商行经销其产品。1945年春，宋棐卿从事股票买卖，又开办广信行经营东亚股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扩展企业，宋棐卿请天津商会会长兼河北七省银行总经理姬奠川任东亚公司董事长。通过姬的关系得与国民党华北军政首要李宗仁、孙连仲、张廷谔等结交，以张其声势。但事与愿违，1946年民族工业面临美货泛滥和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及恶性通货膨胀的摧残，东亚化学厂于是年被迫停办。次年春，宋棐卿利用东亚公司十五周年纪念之机，将公司再次改组，更名东亚企业公司，广泛招股，资本增至法币三亿元。同年9月，又加入CC系控制的天津恒大企业公司为董事，与官僚资本拉上关系。1948年南京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陷入全面崩溃，东亚公司遭到军警当局的接连强征和敲诈勒索，宋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在此期间，他任天津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天津经济调查研究所评议员。

天津解放后，宋棐卿表现积极，人民政府对他十分信赖，曾邀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0年，宋棐卿赴香港增购机器，准备扩大天津东亚公司生产。后从香港去了阿根廷，1956年病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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