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女，1885年11月24日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弗兰德城一个牧师家庭。她在芝加哥郊区一所中学毕业后，曾在德国住了一年、瑞士待了半年，学习语言。1903年上大学，从欧伯林学院毕业后，在芝加哥《前进》周刊担任了几个月的副主编。190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是《祈祷者的心理》，成为当时该校最年轻的博士。

1909年—1910年，她和父亲悉尼在西雅图一起组织“熟悉你们的城市”讲习会，在西部沿海城市巡回演讲。1914年—1916年，为美国儿童局担任展览会工作专家。1916年起，她在西雅图市教育委员会工作了两年。随后，西雅图工人主办的《联合纪事报》创刊，她任特写编辑。1921年，报社由于经济不景气倒闭，她被美国教友会派往海外，作为服务队成员，去波兰、苏联调查饥荒状况，并把救济物资运往伏尔加河灾区。旋受聘为赫斯特报系国际新闻社驻莫斯科记者，于1922年又到了苏联。她在农庄孤儿学校担任“大姐姐保护人”，后来把这段经历写成《革命的儿童》一书(1925年出版)。

斯特朗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25年初，那还是军阀割据时期，南方则呈现变革迹象，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广州创建了一个国共合作的新政府。正当省港大罢工之际，斯特朗访问了朝气勃勃的广州，后来又访问一些将军和北洋军阀头目。两年以后，斯特朗又前来中国旅行，她从上海经武汉，取道西北，经蒙古再到苏联，她亲眼看到中国工农中兴起的强大的新生力量。1928年出版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就是这两次访问的实录。随后，她又把在苏联中亚细亚历次旅行的见闻，写成《撒尔马罕的红星》(1929年)及《通往古老的帕米尔高原的道路》(1931年)。1929年，她访问苏联，了解农业集体化计划推行的情况，在《苏联人征服小麦》(1931年)中作了戏剧性手法的描述。

1930年，斯特朗在苏联政府主办的英文报《莫斯科新闻》工作，曾与斯大林及有关人士商谈，将两份英文小型报纸并成一份日报，她先后担任该报主编及特写撰稿人，广泛介绍苏联革命的成就。1932年，她与苏联农学家舒宾(Joel Shubin)结婚。这期间，斯特朗撰写了《中国大众：1927年——1935年间的革命斗争》(1935年)、《我改换世界：一个美国人的改造》(1935年)、《苏联社会真相》(1936年)和《苏联宪法》(1937年)等书。

1936年，斯特朗辞去《莫斯科新闻》职务，回到美国西海岸安家。她数次访问西班牙，写成《武装的西班牙》(1937年)一书，就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独裁政权的武装斗争作了忠实的记叙。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抗战期间斯特朗两次来华，访问了武汉八路军总部以及抗日各战场，看到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可歌可泣的生动景象。在1938年出版的《人类的五分之一》，对中国革命的不同阶级进行了细致的描述。1941年1月，她将抵达旧金山时，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斯特朗在纽约的报纸上揭露了蒋介石不再统治着一个统一的中国，也不再指挥着一个统一的军队的事实^[1]。1940年出版的《我的祖国》，是斯特朗描述她本人对美国的观感，是一本出色的报告文学。1941年出版的《苏联人的预见》，分析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中所采取的各项政策。1943年出版的《荒野的河流》，是一本以作者在苏联战时生活为素材的小说。1944年—1945年，又出版了《苏联各族人民》和《我看到了新生的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特朗于1946年6月再度来华。这是她第五次访问中国，在解放区旅行了九个月，在延安多次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度过1946年的寒冬，经历过中国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刘少奇用一整天时间和她谈马列主义如何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她在革命根据地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的情景，认为这是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力量源泉。访问时她写了一系列文章，由路透社向四十一个国家发稿^[2]。其中最著名的是1946年8月去延安，毛泽东主席同她作了一次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的谈话，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3]。斯特朗把这些文章编成《中国现出黎明》和《中国人征服了中国》(1949年)，前者凭着作者敏锐洞察力，预言中国革命的胜利，后者叙述了在中国解放区的见闻。

1948年秋冬，斯特朗从美国来到欧洲，参加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然后打算取道苏联来中国，以美国新创办的《国民前卫》周报记者的身份，报道中国解放战争最后阶段的实况。当时美苏走向冷战，1949年2月斯特朗在莫斯科竟以“间谍罪名”被捕，苏联当局指控她是“一个有名的间谍分子”，她在监狱里关了一些日子后被驱逐出境。蒙受不白之冤的斯特朗拖着虚弱的身躯回到美国时发表声明说：“目前全世界都弥漫着对间谍的恐惧心理，只要一个政府希望的话，任何记者的任何活动都能被称为是间谍活动。”^[4]她不愿人们利用她来“加剧国际摩擦”，她说：“如今的新闻犹如原子弹，它能爆炸并能摧毁一切。”并指出：“官方的愚蠢行为并不是某个国家的专利品。”^[5]

尽管蒙受如此冤屈，斯特朗对苏联和斯大林本人的感情并未因此而改变^[6]。六年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愿意同斯特朗谈话，但她相信总有一天事情会得到澄清。即使被不少老朋友疏远，斯特朗仍丝毫不动摇自己的政治信念，仍然用自己的力量去教育人民。她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国民前卫》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还向世界各地寄发她编印的时事通讯《今日》，并在美国许多城市作旅行演讲，继续进行战斗。直到1955年苏联终于发表声明，承认对斯特朗的指控没有根据。清白无辜的不屈战士斯特朗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恢复了名誉。

1956年，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一书出版了。作者成功地描写了斯大林时代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首创精神，以及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重建的生动场景。

斯特朗渴望在中国度过晚年，可是美国国务院拒发护照。经过三年交涉，她赢得了胜利。1958年8月，七十二岁的斯特朗到达北京，这是她第六次访问中国。斯特朗认为：“中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懂得人类应走的道路，我希望学习和写作。”^[7]在这最后的十二年，斯特朗以她的名义发行《中国通讯》，用六种文字出版，每期印四五万份，先后发行了七十期，字字句句浸透着她的汗水和心血，浸透着她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她还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寻找报道素材。有一段时间，她每天经常工作十五六小时^[8]。她向全世界报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及其对全世界人民的意义，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在中国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1965年11月，斯特朗在上海度过她的八十岁生日。那一天，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她并共进午餐。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为斯特朗举行盛大宴会，祝贺她的八十高寿^[9]。

1970年3月29日，辛勤劳动、紧张战斗、永不知疲倦的斯特朗在北京逝世，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斯特朗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为了追求真理和光明，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了促进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她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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