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乔，小名乔兴，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生于广东开平县赤坎塘边村。父亲司徒郁曾在本县小揽地方开过小米店，由于英、法商人在广东倾销洋米以及本人不善经营，不几年工夫便倒歇。司徒郁回乡下无所事事，于是弄起画笔，学着给人画真容，画关羽、岳飞，因无法解决一家生计，后经堂兄介绍到广州美国教会办的岭南大学附小管杂务、办伙食。当时每个校工可享有一个孩子免费入学的优待，于是便把司徒乔从乡间鸣鹤小学转到岭南附小。在各门功课中，司徒乔最喜欢图画课。学校每年的图画奖，都是司徒乔领走的。
 司徒乔在岭南附中读书时，同洗衣妇冼大娘的儿子冼星海最要好。他们虽然不同班级，但都爱好艺术：一个绘画，一个拉小提琴、唱歌，两人十分契合。在一位油画老师和广州赤社美展、全省美展的启发下，司徒乔一边揣摩，一边练习，经过两三年实践，终于画出了《搁浅》和《海》两幅早期的油画。后者曾在国内多次展出，还参加了1929年的巴黎沙龙画展。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对当时的青年影响巨大。岭南许多学生纷纷北上转学，冼星海转到上海音乐学院。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司徒乔也于1924年到北京入燕京大学神学院，靠免费继续上学。他赞同蔡元培“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不愿听《圣经》上那套说教。他热爱绘画，课余时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等等，试图画出人民的辛酸疾苦和街头的悲剧。他还给未名社和《莽原》半月刊画封面、插图。1926年6月，司徒乔把七十多幅习作在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水榭举办画展。鲁迅曾选购了《五个警察和一个0》、《馒头店门前》两幅画，对初出茅庐的司徒乔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司徒乔大学毕业了。他决心不当牧师，而要用画笔来参加变革人民生活、挽救祖国命运的斗争。他毅然拿起画笔，背着简陋的行李，搬进北京西城的贫民窟，去与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人接触，走上了荆棘丛生的创作道路。
 1926年12月初，他用十天时间画成了十幅画，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万国美术展览会的展出。俄国女画家罗尔斯卡娅认为“司徒乔年轻，很有希望”，并指出作家画家必须到工厂去、到贫民窟去、到人力车夫家去，在那里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真正有生命的作品”。司徒乔的《被压迫者》在英文《晨报》星期画报上被称誉为“全场五幅最好的人像之一”^[1]。
 北伐战争开始后，1927年2月司徒乔来到扬子江畔的武汉，在苏联顾问鲍罗廷办公室工作，用画笔进行政治宣传，鼓动人们战斗。4月蒋介石清党反共，不久武汉白色恐怖也开始了，司徒乔化装逃往上海。
 在上海，他好不容易在虹口租到一座三角形小屋，取名为“乔小画室”，又开始了创作生涯。1928年春天，挑出了七十多幅作品举行了“乔小画室春季展览会”，引起了文化界的注意，鲁迅特地为他的展览会目录写了序言^[2];徐悲鸿撰文赞扬说：“司徒先生对色调之感觉，为当代最敏之人，又有灵动之笔，供其纵横驰骋。”^[3]随后，万国美术会在上海给他开了个展览会，会上出售展品获得了几百元收入，使司徒乔筹得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川资。行前，还在上海、香港举行了画展。
 1928年底，司徒乔怀着兴奋的心情到达巴黎，向写实派大师比鲁求教，在名师指点下严格锻炼。但好景不长，仅仅半年时间，他无法偿付高昂的学费，被迫辍学了。即使靠画稿所得的一些稿酬，也只能断断续续地上学。巴黎的艺术宝库鲁佛尔宫藏有欧洲各国的名画佳作，司徒乔常带着几块黑面包，整天在绘画大师的作品前流连，用达·芬奇、伦勃朗、米勒、杜米埃、莫奈们的心血来灌注自己的艺术生命。有时，还通过朋友的介绍，探访有成就的画家、雕塑家、收藏家，来丰富艺术修养，增长社会知识。
 也就在这个时期，司徒乔遇上了爱好文学的冯伊湄。冯是复旦大学毕业生，正在法国留学。由于艺术创作上有着共同的语言，两人友情弥笃。1930年初，冯的父亲经营的赣省矿业被军阀方本仁掠夺而破产，不久身故。冯接济断绝，不得不辍学东返;而司徒乔靠朋友的帮助，要到美国去观摩学习。两人只得暂时别离。
 司徒乔到纽约后，靠着替饭馆装饰壁画的菲薄收入维持生计。他把五十七号街画廊当做课堂，把书店里的名画复制品和画家传记视为老师。1930年，戏剧家梅兰芳访问纽约，梅卓越的京剧艺术风靡了美国。罗马尼亚著名肖像画家斯托恩内斯库渴望为梅画一幅戏装画像。司徒乔促成了这事，从而第一次亲眼目睹一幅杰出的油画是怎样绘成的。正好印度诗人泰戈尔来美讲学，司徒乔用最新的心得，以大刀阔斧的笔触画出了这位诗哲风采粲然、神思清澈的半身像。
 正在他半工半读学习和创作逐渐登堂入室的时候，警察以留学生画画赚钱、触犯移民法的罪名予以拘禁，他在监禁中终于病倒。监禁期满又花了一笔罚款才被释放，但限令在两星期内离境。
 1931年5月，他横渡太平洋，回到广州。这时，岭南大学开了美术课，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高奇峰教国画，司徒乔教西洋画。冯伊湄在中山大学教书。司徒乔和冯在8月间结婚。冯业余爱好国画;司徒边练习油画，也边学国画和书法，试图画出中国气派的油画，把中国画简练有力的线条化入素描和速写中去。埋头苦练一年后，他在青年会开了个画展，其中富有“东方精神”的油画《夜未央》(画的是在茫茫黑夜里，珠江上一个老船夫划着小艇送客过江的情景)，更博得舆论的好评。
 不久，岭南大学美术课停开，司徒乔又染上肺结核病。1932年，邹鲁当中山大学校长，一下撤换二百多人，冯伊湄亦在被撤之列，司徒乔的父亲又失了业。这时司徒乔的长女刚出世，六个弟妹都在念书，生活十分窘困。
 1933年，日军强占热河，进犯察哈尔。广东人民组织了粤东各界慰劳团北上慰问抗日同盟军，司徒乔不顾疾病，随团到了张家口，为冯玉祥将军画速写油画像，表达了支持打日本的心意。为了描绘抗日战士的不朽业绩，他四处奔走搜集题材，后来病倒在一家小客店里，被送到北平治疗。
 1934年春，冯伊湄在西山疗养院找到了司徒乔。冯这时在民国大学教古典文学，光靠薪金是不够维持生活的，家里断炊是常事。恰好《大公报》要办《艺术》周刊，司徒乔把这工作接下来，每月有编辑费六十元。北海、什刹海、天桥，到处有入画的题材，可是限于经济，他那时画的都是竹笔速写和素描。
 华北局势日益紧张，司徒乔一家于1935年12月初移居上海。《大公报》接着出上海版，但《艺术》周刊只继续办了几个月便夭折了，他再度失业。这时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了。他急忙赶到万国殡仪馆，含泪画下了鲁迅的遗容，一共画了三张，最后一张背面写上：“鲁迅先生盖棺前五分钟司徒乔作。”不久，“七君子”下狱^[4]，司徒乔痛心人民没有爱国的自由。
 正当就业无着的时候，司徒乔被介绍到南京中山陵园去画孙中山像。为了把孙中山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体现到画面上，他八易其稿，呕心沥血半年多，终于完成。这幅画曾被誉为“惊人的肖像画”^[5]，陵园管理处只送润笔费二百元，他对此并不介意。由于积劳过度，他重又病倒。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8月15日，日机突袭南京。司徒乔十二年的创作，连同书籍、日记、文稿都化为灰烬。他一家乘轮船到了武汉，又遇见冼星海。不久，冼星海去延安，司徒乔因病打算返乡疗养。到了广州，冯接到仰光福建华侨女子师范学校的聘书，便举家于1938年1月到达缅甸。司徒乔的病体有了转机，三个月后，他便画出《泼水节》、《缅甸古琴图》、《街头夜宵》、《莱雅湖上的清洁工人》等作品。后来因为司徒乔夫妇给陕北公学、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募捐，通过在香港的廖承志(岭南大学时的同学)把钱款转去延安，触怒了当地的国民党分子，被扣上一顶红帽子，使他俩不能在仰光立足，于1939年4月流离到槟榔屿，同年末到达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乔一家历尽艰难，于1942年2月到达重庆。
 在重庆，他的健康状况又恶化了，生活也无着落，在贫困和疾苦折磨下，他花了十个月工夫画成了高达一丈七尺的大壁画《尚未瞑目》，后改名为《国殇图》^[6]。过了一年，他参加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西北视察组前往新疆，画了二百八十多幅作品，其中有《生命的奔腾》、《珠勒多斯草原》、《新疆集体舞》等，于1945年9月举行画展，轰动了山城。
 抗战胜利后，司徒乔谢绝了为司法院院长居正作画的邀约，却应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之聘，到遭受天灾、战祸严重的粤、桂、湘、鄂、豫五省旅行创作。他倾注了真挚的感情，用有力的彩笔，写了地狱的一角，写了黄河的水，写了无名英雄，写了忠骨和义民，写了人间的互爱，写了神州的剩水残山，把劳动人民苦难遭遇在画上再现。1946年6月、7月，灾情画展先后在南京、上海展出。《义民图》的长卷最吸引观众，人们不忍离开这些血泪交织的作品。郭沫若对司徒乔只以三个月的努力画出这许多画面，深深“佩服了他的献身精神”^[7]。司徒乔如此热爱生活、热爱事业，可是肺病加剧了，不得不于这年8月离开上海，去美国治病。在洛杉矶遇见医生贺达(去灾区作画途中的旅伴)，承他热忱款待和细心料理，病情有些起色。然后，去纽约一所肺病疗养院诊治，那时链霉素刚问世，医药费昂贵，幸有美国友好人士马莉·壁珈和她的弟弟以及侨胞们的支援，加以冯伊湄的辛勤照料，经过五个月的治疗，他肺上百孔千疮的病灶大都结了疤。其后，又相继在两所免费医院疗养。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了。1950年8月28日，他一家从三藩市起程返国，同行的还有物理学家钱学森、赵忠尧等。10月底到达北京，结束了长期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
 这是司徒乔第三次来到北京城。他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又立即描绘《毛主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新作了。1952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有七十八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他打算采用中国画法以简练明快的线条来纪录时代的脉搏，画一幅有一百二十五位代表形象的巨幅史画(可惜这幅史画到他生命最后一息只完成了初稿)。在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他为农民诗人王老九、《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等人画像，还创作了《鲁迅与闰土》等插图。1956年10月，他去上海庆祝国庆，用画笔记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图景。1957年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他画了《秋园红柿图》，这是他最后一幅创作。
 1958年2月16日，司徒乔病逝于北京。正如他的老友廖承志所说：“司徒乔把整个生涯贡献给了祖国的劳动人民，司徒乔的一生是为苦难祖国和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民族敌人的刻骨的仇恨，他的节操，他的淡泊，他的无欲，都可为我们的师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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