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美堂是美洲爱国华侨领袖。他从1880年出国到1949年归国，在美国生活了近七十年，“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侨胞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1]。
 司徒美堂原名羡意，字基赞，1868年4月3日(清同治七年三月十一日)出生于广东开平县滘堤洲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他四岁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童年时在家乡读了四年私塾，后到新会县城一家小作坊当学徒。
 1880年，十二岁的司徒美堂抱着闯“金山”、寻找出路的希望，随同乡亲经香港乘轮船去美国。船票龙洋五十二元，是他母亲东凑西借得来的。他刚踏上旧金山码头，就被美国流氓拋了一身马粪^[2]。此后，他在旧金山两家中国餐馆“会仙楼”当帮厨，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月工资仅得十二美元。
 1883年，司徒美堂先后阅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思想受到很大的启示。他激于义愤，加入洪门致公堂^[3]，开始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当时，有些美国流氓欺侮华侨，常到中国餐馆吃“霸王饭”(即吃饭不给钱)，还要摔碗扔碟，甚至动手打人。华侨深受其害，但因身居异国，无可奈何。司徒年轻气盛，富有正义感，好打抱不平，加上从小又学得格斗武术，所以遇上这类流氓，他就挺身而出，把对手打翻在地，抛到街上。有一次，因把一美国流氓打伤致死，被捕坐牢，差点被判死刑，幸亏华侨及洪门人士募捐营救，囚禁了十个月才获释出狱。从此，司徒其人其事，就在华侨中传开了。
 1894年春，司徒美堂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当厨工，随军舰到过南北美及欧洲各地，此行使他大开眼界，也结交了不少社会各阶层人物。1898年春，因“美西战争”爆发，司徒辞职不干，回到波士顿当小贩，用小车推着肉类、瓜菜等，走街串巷。
 早在1894年冬，司徒美堂感到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涣散，作用不大，经同洪门人士阮本万、李圣策等商议后，集合堂内一些富有正义感的青年，在波士顿另行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仍隶属于致公总堂系统之内)。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司徒被拥为“大佬”(即洪门大哥)。从此，他连续担任安良堂总理达四十四年之久，一直到1938年他七十岁时才退休。在这近半个世纪中，由于他努力活动，“安良大厦”遍于美国东部各城市，成员达两万人之多。安良堂在团结华侨、互助互济、兴学办报等方面，都曾经起了良好的作用。
 1904年夏，孙中山从檀香山到北美大陆进行革命活动，到达波士顿时，司徒美堂发动该地洪门人士，热情接待。后来孙中山还在司徒家住过一段时间。这期间，司徒聆听了孙中山讲的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政治认识;孙中山对司徒的组织能力也颇为赞许，并曾给予指导。
 1905年，司徒美堂从波士顿到纽约，成立了安良总堂，继续扩大华侨的爱国团结工作，并从人力、财力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国内同盟会电告孙中山，急需革命经费十五万美元。孙中山一时难以筹措，经司徒提议，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厦典押了出去，才筹足所需款项。同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归国所需的旅费，也全由司徒与阮本万、李圣策等人提供。
 司徒美堂“为人慷慨豪爽，热心公益事业”^[4]。他对华侨社会的人事动态、姓名籍贯，记得清清楚楚。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司徒除担任安良堂总理外，还几度被选为致公堂总监督。在美国华侨社会，小至排难解纷，大至抗日募捐等各项爱国活动，他都过问，深为广大侨胞所拥戴。致公堂和安良堂的集堂决议，有时甚至成为当地华侨所必需遵守的规约。致公堂和安良堂一贯同清朝驻外官员、保皇党相对立;其后则同国民党反动派相对立，用司徒自己的话说，是“天性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5]。如1933年，国民党派张发奎到美国进行欺骗华侨的宣传活动，华侨在一次宴会上，就对他镇压广州公社、屠杀华侨子弟的罪行，严加责问，搞得他狼狈不堪，中途逃席。再如1943年，国民党CC分子肖吉珊赴美“募捐”骗钱，当他出席“七七”纪念大会时，就遭到致公堂的反对，开始是嘘声，继而是喊打，国民党外交官也无可奈何。而蔡廷锴、杨虎城、冯玉祥、陶行知等人赴美宣传抗日，由于得到司徒美堂的关照和保护，使国民党特务无法捣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美堂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捐款支持抗战，并与宋庆龄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密切联系，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6]。
 1941年冬，司徒美堂因被聘为华侨参政员，自美回国。途经香港时，正碰上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司徒组织香港帮会，以巩固其“占领秩序”。司徒拒绝了敌人的威胁利诱，在爱国洪门人士的帮助下，化装逃脱。他因跛足而手执木杖，步行二百多里进入我东江游击区，然后经曲江、桂林到达重庆。蒋介石对司徒颇为重视，到访必迎，出则搀扶，还叫吴铁城拉司徒参加国民党，并以“国府委员”作诱饵。司徒断然拒绝，并于次年经印度飞返美国。1945年初，司徒及致公堂其他领导人看到抗战即将胜利，有必要组织“华侨政党”，以便胜利后归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当时大家认为另起炉灶建党，不如将致公堂改为致公党，更有群众基础。同年3月12日，在纽约举行的“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决定洪门致公堂改称为“中国洪门致公党”(这一美洲的致公党同后来在国内成立的致公党是两个不同组织)，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主席。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致公党还只是一个群众性的社团组织。
 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率领美洲各地洪门代表，于1946年4月回上海参加“五洲洪门恳亲大会”。这些久离祖国的老华侨，以为美洲致公堂过去对辛亥革命有过贡献，八年抗战也为祖国出钱、出力，这次海外归来，一定会得到蒋介石的热情接待。他们回国前夕，曾分别致电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中共和民盟都复电表示欢迎，唯独蒋介石未予答复。洪门代表回国后，亲眼看到蒋介石正忙于准备内战，四大家族也正忙于“劫收”发财，美国兵代替了日本兵，老百姓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司徒在记者招待会上沉痛地说：“数月居沪，曾亲睹国内实际情形，贪污事件层出不穷，工厂倒闭，大部分经济事业均为官僚资本所垄断，此种现象，如不用民主力量予以制止，将使国家沦于万劫不复之地。”^[7]
 10月23日，司徒美堂到南京梅园新村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事后，周恩来两次亲赴司徒寓所晤谈，还邀请他到解放区去参观。这几次会晤，对司徒教育很大。
 1946年11月，国民党“国大”开场前夕，由于国民党军队已攻占了张家口，蒋介石更加趾高气扬，根本不把民主党派和国外华侨放在眼里，只给五洲洪门“国大”代表一席和特别费美金三千元。司徒表示不接受。蒋介石、陈立夫又指使江征卿、杜月笙等进行“劝驾”。他们向司徒恐吓说：“蒋为人翻面无情的脾气，你难道不知道?他一不高兴，你老人家会吃亏。”司徒勃然大怒，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司徒美堂的为人你们也知道，我何曾是一个好惹的人!”^[8]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出面“调解”，并邀请司徒到南京美国大使馆吃饭，声称是以“半个中国人”的资格来欢迎这位“半个美国人”的老华侨。宴会上，当司徒雷登吹嘘所谓美国对华援助时，司徒美堂当场严正指出，美国帮助蒋介石掀起中国内战，是与中国人民为敌，而不是什么“援助”^[9]。结果不欢而散。司徒美堂拒当“国大”代表后，洪门代表全部离沪返美，他自己也于1947年7月乘船去香港。
 这时，司徒美堂对蒋介石的幻想已完全破灭。他苦闷、彷徨，找不到出路，因此留港期间，闭门谢客。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南洋的华侨团体和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也纷纷通电拥护。这个号召对司徒美堂也是个很大的鼓舞。他于8月12日在建国酒家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临别赠言”，指出回国后的耳闻目见，使自己实在不能缄默无言，过去华侨出钱、出血、出头颅，完全是为了祖国和民族的昌盛;今后“谁能解救祖国于危亡，使民众安居乐业，即馨香祷祝之”^[10]。这是他以美洲洪门致公堂耆老身份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当时香港各报都作为要闻刊出。
 司徒美堂返美前夕，中国共产党华南分局接连设宴为他饯行。在宴席上，经过深入交谈，司徒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他即席写了《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说：“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11]随后，又起草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并郑重地签名盖章，嘱留港秘书俟他到达美国之日，即在报上发表。10月30日司徒抵达纽约，这篇声明也就于同日在香港各主要报纸上登载出来。《声明》中说：“美堂于1946年自美返国，适逢当时之政治协商会议，为之大慰。奈因蒋介石玩弄阴谋，背信弃义，行独裁之政治，置民主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决议，发动剿民内战……今中共中央及民主党派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热诚表示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12]
 司徒美堂返回美国之后，在进步华侨人士的支持下，到美国西部各城市唐人街去访问演讲，报道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对团结爱国洪门人士，澄清思想，打击蒋介石集团在洪门中的活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司徒美堂被推选为美洲华侨代表。在他即将回国之时，逃到美国的孔祥熙邀请他吃饭，假惺惺地“劝告”说：“不要受人利用，年纪大了，何必跑来跑去，留在美国，生活不必过虑。”^[13]司徒断然拒绝这种“劝告”，严正指出自己是激于爱国之心，必须归国，完全出于自愿，未受任何人利用。
 1949年8月，年逾八旬的司徒美堂毅然离开居住了将近七十年的美国，于9月4日到达北平。9月21日，他带着美洲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用最热烈的心情，向大会致贺”^[14]。
 此后，司徒美堂一直住在北京，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积极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经常向国外华侨发表讲话，报告祖国解放后的情况，宣传抗美援朝，宣传党的政策，介绍侨乡的土地改革，增进华侨的爱国大团结。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遗体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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