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Stuart John Leighton)，1876年6月24日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其父斯图尔特·约翰·林顿(John Linton Stuart)是美国南长老宗的牧师，1868年来中国传教，在杭州四十六年，1913年病故。母亲霍顿·玛丽(Mary Louisa Horton)，亦为传教士，早年来中国，1925年病逝。司徒雷登夫人名艾琳(路爱玲，Aline Rodd)，也是传教士，1904年11月与司徒雷登在美国结婚后，同来杭州传教，1926年病逝于北京。
 司徒雷登儿时，父母为他选择奶娘、女仆和中国小同伴，教他学杭州方言。同时母亲授英语课和“主日学”教育。1887年，司徒雷登十一岁时回美国读书，1888年入亚拉巴马州莫尔比城小学校。1893年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1896年毕业，获学士和文学士学位。1897年到潘尼普斯附中任拉丁文和希腊语教师三年。1899年秋进入里士满城协和神学院，1901年加入学生义勇海外布道团。1902年被授为长老宗牧师。同年6月神学院毕业，得神学士学位。1904年11月，受南长老宗差会派遣回中国杭州传教。
 司徒雷登从1904年至1908年一直在杭州北部乡村传教。他十一岁前已有杭州方言基础，这时又特聘高敬甫教授汉语。平时也尽量找教友攀谈，上台布道讲汉语。如是者三年，他对浙沪一带吴语系的几种方言，都能流利地会话。后来他到南京，又延师学习南京方言，到北京又学习普通话。他的中文水平相当高，被目为中国通。
 1908年，司徒雷登调到南京金陵神学院，主持《新约圣经》注释系并担任拉丁文、希腊文教授。在金陵神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十一年。著有《环球布道小史》、《希腊文初阶》、《希英汉词典》、《启示录新注释》和《第四福音注释》等。
 司徒雷登欣赏“基督教青年会不受教会、教义和组织上的约束”，因而经常参加青年会举办的一些夏令营讨论会，彼此“公开讨论如何将基督教的教义，应用到政治、社会、学术和经济问题上”^[1]。这种思想与他后来创办燕京大学和参加政治活动，是息息相关的。
 1918年秋，司徒雷登奉华中布道团之命，到北京筹建一所教会大学^[2]。原北京汇文大学(属圣道宗北派美以美会)、原通州的协和大学(属公理会和长老会合办)、原北京协和大学与协和神学院(几个公会合办)，遵照差会的意见合并为一个大学。为并校组成联合委员会，聘请司徒雷登为新校的校长。司徒雷登了解到合并中的矛盾很多，主要争论是通县协和大学与北京的汇文大学(他们自己英文名字称北京大学)都坚持新校必须使用自己的原校名，彼此争论不休;而新校的经费来源，却无人关心。司徒雷登首先要求委员们停止争论，他对委员们说：“诸公爱护旧校，理所当然，然基督教运动前途，实赖教育，幸勿以小害大。”^[3]对新校校名，采纳了诚静怡博士建议，不用“汇文”，也不用“协和”，而用北京的古称“燕京”这一词汇。一经提出，委员会便一致通过。
 接着，司徒雷登大力解决经费来源和物色新校址。他推荐齐鲁大学副校长哈利·卢斯(Henry Winters Luce)为燕大副校长和纽约燕大托事部的副主席，专门负责筹款事宜。卢斯立即启程赴美。1922年，司徒雷登又亲自赴美。他曾往返中美间十次，发动过三次大规模募捐活动，截至1936年，总计共募捐二百五十万美元^[4]。创办燕京大学的关键经费问题得到解决。
 1912年，燕大在北京西郊以六万银元买妥前陕西督军陈树藩的一所旧园，地处海淀北面两公里，面积达三百八十亩。接着在附近买了一些废园、荒地，总面积达到一千余亩。1921年起兴建，到1925年基本竣工，将旧校迁入，1929年举行落成典礼。校园建筑，利用原有的山水风景精心设计，采中国宫殿式外观，内部钢筋水泥，西式水暖和照明。园内湖光山色，碧树繁花，配以小桥流水，宝塔古钟。这座独树一帜的校园，为燕大和司徒雷登本人赢得了好声誉。
 司徒雷登受命办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他认为办“正规大学”“应该与宣扬宗教互为助长，相得益彰”^[5]。从1919年至1929年，他用了十年工夫使燕大基本上具备了普通大学规模，设立了文学院、自然科学院(后改称理学院)、应用社会科学院(后改称法学院)三个院和一个国学研究所，院下共分十八个系(后来增至二十多个系)，教职员(不含工人)共三百四十五人。此外，他把宗教学院和哈佛燕京学社单独经济核算，名义上与燕大分开。燕大学生经常保持八百人左右，日本占领时期到过一千二百人。从1919年至1949年“一共有六七千学生”^[6]。燕大以优厚的物质待遇聘请师资，以1930年为例，拥有教授、讲师、助教一百七十人，内正副教授占六十人;同时还聘请客座教授授课。燕京大学被列为当时全国著名大学之一。
 司徒雷登认为：“燕大是整个传教事业一个组成部分”，燕大应“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7]。他提倡“思想自由化”，要“传教士完全可以壮着胆子去宣传基督教生活方式”。他还认为：“信仰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事。”^[8]1922年，他废除了宗教必修科目和礼拜仪式的规定，他认为：“必修与强迫，劳而无功。”^[9]他仿照青年会在燕大独创了一个“基督教团契”(Fellowship，即同志会)，规定任何教职员工，任何教派的基督徒都可以自由参加，契友都有平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团契不属于任何教派，由选出的执行委员会领导，有自己的牧师，能施洗礼、收教徒等等。他认为这样可以把宗教活动与学校行政分开，避免教派间矛盾^[10]。
 燕京大学后期虽有中国人担任校长，但实权依然掌握在司徒雷登手中。
 司徒雷登创办燕京大学，颇受美国政府、美国基督教会和美国上层社会的重视。1930年6月17日，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司徒雷登一向重视广泛结交上层社会人士，参与他们某些政治活动。在民国成立之初，司徒雷登就以兼任美联社特约记者身份，经常找机会会晤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并列席会议，开始接触一批名人，如王正廷、蔡元培、王宠惠、袁宝林(袁世凯的侄女)等。到北京后，司徒雷登联络的权贵有阎锡山、孙传芳、韩复榘、宋哲元、张作霖、张学良、冯玉祥、汪精卫、张宗昌等。他熟悉每个人的政治动向和要求，为这些人出主意拉关系。1936年“两广事变”中，司徒雷登两次造访李宗仁，为蒋介石说项。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侵占平津，司徒雷登坚决执行美国的“严守中立”政策。珍珠港事件前，他曾受华北日军最高当局之托，为日、蒋之间牵线搭桥。他借参加中华教育基金会之机，每年春偕秘书傅泾波经香港飞重庆会晤蒋介石。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被日军逮捕。日本宪兵没有送他去潍县集中营，而把他与协和医院院长亨利·霍顿(胡恒德，Henry Spence Houghton)、总务主任特利弗·鲍恩(Trevor Bowen)、荷兰籍大夫斯纳珀博士(Dr. Isidore Snapper)一同幽禁于霍顿的住宅，厨师、仆人依旧，读书看报照常。如此幽禁生活，过了三年零八个月。
 1945年5月，希特勒彻底垮台，日本为挽救覆灭命运，曾试图通过苏联或蒋介石做中间人，同美国媾和。苏联回绝后，日本内阁打算起用司徒雷登，让他去重庆说服蒋介石充当媾和的中间人，乃匆忙派出两名外交官到北平办理。正当此期间，7月26日《波茨坦宣言》发表，责令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已无和谈条件，司徒雷登亦未能成行。
 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广泛活动，颇受美国政府重视，不时接受政策咨询，并搜集战略情报。1933年5月3日，他受罗斯福召见，“垂问中国时局……颇蒙嘉纳”^[11]。此后，美国政府为制定对华政策，多次向他咨询。他在燕大时，每年至少要有一次亲自起草向纽约托事部作的“秘密报告”。珍珠港事件前，“他先后就日本人威胁以及美国应趁早采取行动，以防患于未然的建议”，曾几次送过“绝密报告”^[12]。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7日司徒雷登获释。他于9月飞赴重庆会晤蒋介石并看望燕京流亡在渝的师生。10月，他回北平参加复校后第一次开学典礼。1946年4月，司徒雷登又到南京拜会蒋介石。蒋氏夫妇建议他去会见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马歇尔对他通晓中国情况、结交广泛、长期为美国政府做政策咨询等非常欣赏，当即向国务院推荐他为驻中国大使。此项任命于1946年7月发布。
 司徒雷登任大使时，正值美国采取援蒋反共政策。他随同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偏袒国民党，还支持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企图为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制造“合法”的面纱。
 蒋介石为获得更多美援，不惜牺牲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先后同美国签订公开或秘密的条约一项、协定十六项，司徒雷登任大使期间有十四项。其中由他代表美国政府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名为“友好通商”，实则规定了美国在中国享有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许多特权。订约消息一公布，全国舆论哗然，称之为“新二十一条”。
 司徒雷登还要在华基督教各差会派代表去南京，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的“戡乱动员令”。1947年秋，司徒雷登多次向蒋进言改革，无奈此时国民党政权已腐烂至极，无计可施。后来，司徒雷登寄希望于李宗仁挽回败局，亦无补于国民党政权的垮台。
 1949年2月，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司徒雷登滞留南京。他建议美国政府试行与中共接触，谋求建立新的关系。他通过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黄华和民革领导人陈铭枢，向中共领导人传递建立新关系和他本人可否去北平的信息。中共方面答复：中国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欢迎他以“中共老朋友”的身份前往北平。司徒雷登把上述两项请示美国国务院，均被否定。于是，他于8月2日乘一架小型飞机离开了生活长达五十年的中国，随行的有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
 司徒雷登回到华盛顿后，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从此他过着拮据的隐居生活，未再参加政坛。他写下约十万言的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内容主要来自他的日记。据说：“司徒雷登在生命最后的十三年中，也一直关注中国的事情。他常常念叨一生中有两个遗憾：一是1949年夏天没有听傅泾波的话，来个‘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从南京前往北平与中共接触，造成既成事实。但司徒雷登骨子里还是个牧师，害怕说谎遭上帝惩罚。二是没有机会再回中国去。他常说，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13]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中心医院逝世。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一个美国人”^[14]。时隔四十六年之后，这一愿望终得实现，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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