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沃伦·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1883年3月19日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帕拉特卡市,父亲经商。史迪威少年聪敏,语言天赋甚高,中学毕业后遵从父命考入西点军校。1904年结业后入伍,以少尉军衔在美国驻菲律宾第十二步兵团任职。1906年回国,在西点军校任现代语教官,讲授英、法、西班牙语。五年后回菲律宾步兵团,升中尉。曾至日本、中国旅行,在广州、梧州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之时。1913年又返西点军校执教;1916年至纽约州普拉茨堡训练营任上尉教官。1917年至德国,在美国远征军第四军团任情报官,大战结束后返美。
1919年8月,史迪威被任命为驻华陆军首任语言教官,先至加州伯克莱大学学习中文,翌年9月以少校军衔来华,入北京语言学校学习汉语。他被国际赈济委员会聘为公路建筑工程师,参加修筑山西汾阳至黄河军渡的公路;后又被冯玉祥聘为修建陕西公路的总工程师。1923年7月,他奉调回国,在佐治亚州本宁堡步兵军官高级班进修步兵课程,1925年又至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入指挥参谋学校进一步深造。
1926年,史迪威来华任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少校营长。该步兵团是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驻华保护京津地区的侨民以及保证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畅通以备撤侨。1928年他升任中校、代参谋长。他对中国风俗民情以至政治派别都很熟悉,能用流利的北京话与天津街头小贩随意交谈,被认为是个“中国通”,每月向驻军作一次关于中国时局形势的报告。1929年,他奉调回国,在本宁堡步兵学校任战术科主任,与副校长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交谊深厚。1932年他被派往圣地亚哥训练后备军。
1935年1月,史迪威被任命为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晋升上校军衔。他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结识各界人士,广泛了解情况、收集情报,对具有军事意义的各种因素和事态发展进行分析后向陆军部报告。1936年他至各地旅行考察,对中国抵抗日本的能力作出消极判断。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的战争爆发后,他派人到卢沟桥实地调查,向中外记者提供了日军发动侵略的较为详细、确切的情形。他目睹日军的侵略罪行,对美国政府的绥靖政策甚为不满,对中国政府的消极防御战略和国民党军队将领的无能颇多恼恨。12月,他随外交使团撤至武汉,先后到开封、徐州、台儿庄、德安等地观察;在武汉会见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访问了八路军办事处。他向美国政府建议拨款援华,促成进出口银行于1938年末安排二千五百万美元援华贷款。1939年5月,史迪威奉调回国,任步兵第二师第三旅准将旅长,驻得克萨斯州。1940年被任命为第七师师长,晋升为少将;1941年任第三军军长。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等同盟国决定成立中国战区,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史迪威被派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并兼任中缅印战区美国部队最高司令官、美国总统驻华军事代表、美国租借法案监督。他按照美国陆军部参谋长马歇尔的布置,以打通滇缅公路,提高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果,帮助改进中国军队的战斗效能为使命,于1942年3月来华抵重庆。他被蒋介石派为援缅远征军总司令,率领中国第五、第六军赴缅作战。但是他指挥不动两军,因为远征军直接听命于蒋介石。4月日军攻占腊戍,中、英军队向印度退却,他拒绝搭乘前来援救他的飞机,与一百一十四名中、美、英、缅随行人员一道跋山涉水,穿越丛林,经过半个月的徒步行军,终于安全逃至印度边境英帕尔。他的体重减轻了八九公斤,并染上了黄疸病。
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力图提高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他针对国民党军队的弊端,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份改革中国军队的备忘录,建议对军队重新加以整训、装备,整肃掉无能的高级军官,改善士兵的给养。蒋介石不理睬史迪威的改革方案,只同意史迪威在印度训练十万军队的计划。8月,史迪威在印度建立蓝姆伽训练中心,由美国军人担任教官和联络官,分批训练国民党军队,至1943年10月共训练十六个师。1943年春,史迪威又在云南昆明设立训练中心;同年冬,再在广西桂林设训练基地。他的目标是使中国拥有六十个装备优良、训练良好的战斗师,成为击败日本的主力部队。
这期间,史迪威一再向蒋介石建议裁汰昏庸无能的国民党军队高级指挥官,主张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共同出击日军,要求撤除胡宗南部队对延安的封锁。他牢牢控制美国租借法案物资,向共产党军队也提供了一部分;在缅甸失陷后,他同意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关于削减运往中国物资的方案;他也不肯支持蒋介石向美国政府索要五百架飞机的要求。所有这些,都使蒋介石难以容忍,几次表示希望美国撤换史迪威。
1943年10月,盟军成立东南亚司令部,英国将军蒙巴顿(L. Louis Mountbatten)为最高司令官,史迪威为副司令官。11月,他参加开罗会议,代表中国战区提出了缅甸作战的方案。1944年1月,他赴缅指挥经过训练的中国陆军第二十二师和三十八师以及美国远程突击队作战,进军胡康河谷,于6月攻占加迈,8月攻克密支那。这年7月,他晋升为四星上将。
已是强弩之末的日本侵略军为了挽救孤立于南洋的日军,建立一条纵贯中国大陆到印度支那的交通线,于1944年4月发动了号称“一号作战”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4月22日郑州失陷,5月25日洛阳失守,6月18日又弃长沙。日军继攻衡阳,战局危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总统罗斯福提出建议,由史迪威统一指挥中国的所有武装部队,以扭转危局。7月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将指挥中国所有武装部队的全权授予史迪威。蒋十分尴尬,但他不肯交出中国军队的指挥大权。几经转圜,蒋于9月12日应允史迪威为中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命令,商承军事委员会同意,指挥全部陆军和空军。但是罗斯福9月18日的备忘录坚持要求蒋介石立即授予史迪威“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蒋介石不能容忍,一再交涉,最后终于迫使罗斯福为维护美国在远东的长远利益,于10月18日下令召回史迪威,改派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史迪威于10月20日愤然回国。
史迪威回到美国后不久,即被任命为第十军军长,驻冲绳,准备进攻日本本土。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史迪威回国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指挥官、装备部部长等职。
1946年10月12日,史迪威因胃癌不治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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