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复亮，原名存统，曾化名方国昌，笔名光亮、文亮、伏量等。1899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县叶村的农民家庭。家境较富裕，其父以耕为业，母亲能看书识字。施复亮幼从母读，六七岁时就帮助父亲下地劳动，做些杂活。九岁时才进村塾，勤奋刻苦，熟读“四书”。

辛亥革命后，施复亮受进步思想影响，率先剪掉发辫。不久他进了城里的长山高等小学堂学习，在课余，广泛涉猎《三国演义》、《西游记》、《古文观止》和《纲鉴易知录》等书，尤崇拜孙中山，阅读了不少关于三民主义的著作。施有意从军报国，无奈不识门径。高小毕业时，他希望进一步求学深造，但父亲希望他回家务农，经母亲说情，才被允许继续升学。1917年夏，施复亮考上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是著名的新派人物，教师有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和李次九等。施立志刻苦学习，以便将来做出一番大事业。在五四运动激励下，他开始接触《新青年》等刊物，看到陈独秀写的《复辟与孔子》一文，思想顿时开朗，遂和沈端先(夏衍)、阮毅成等创办《浙江新潮》，他们亲自撰稿，轮流编辑。施写的一篇激昂慷慨的文章《非孝》，发表在该刊第二期上，犹如惊蛰的春雷，立刻引起轰动，由此他名闻遐迩，但当局下令将他开除。

施复亮在杭州不能立足，便于12月与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一起到了北京，一度参加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混合物“工读互助团”，但该团旋即解散，1920年春又同俞秀松到了上海，并结识了陈独秀，他们常在一起讨论中国革命和其他有关问题。当时陈望道也在上海，与陈独秀密切来往，共同活动。这些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给施的思想较大影响。同年5月，施同陈独秀、陈望道等借上海澄衷中学的风雨操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国青年》、《星期评论》且出版特刊。会后他们经过多次商谈酝酿，决定着手建立共产党。施加入了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陈公培(吴明)、俞秀松等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即共产主义小组，同陈独秀等开始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与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但因7月去日本而中断。

在日本，施复亮首先拜访戴季陶介绍的宫琦龙介，又与李达的朋友周佛海取得了联系。施努力学习日文，很快就能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著作。不久接到陈独秀的信，陈通知施担任东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该小组起初只有他和周佛海两人，后很快发展了杨嗣霞、林孔昭等十余人。施很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宣传，曾发表《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等多篇文章。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前，他得到通知，要求东京小组推派一名代表参加，周佛海作为东京小组代表参加了一大。同年12月，施复亮在日本警察搜捕日共党员时被逮捕，并于1922年1月被驱逐回到上海。他立即向党组织报到，党组织派他负责青年团的工作。同年5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有刘少奇、邓中夏、谭平山、陈公博等人。会上选出俞秀松、蔡和森、张太雷等为中央委员，施复亮不仅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且担任中央书记，负责主持团的日常工作。他多次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1923年1月，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创刊，前三期是刘仁静、邓中夏编辑的，第四期以后多由施复亮主编。他曾两次被捕，其中一次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后由李大钊保释出狱。同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施仍为中央委员，但因病力辞团中央书记工作，获得批准;团中央派他到上海就医，同时在上海大学任教。

施复亮于1924年初到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讲《社会主义运动史》、《社会思想史》和《社会问题》三门课程，分别写有讲义，后收入《社会科学讲义》第二集中。同年瞿秋白被捕，社会学系主任由施继任。作为革命摇篮的上海大学，无论在理论宣传和革命实践中都走在前列，施复亮不仅努力做好教学工作，更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在《五卅特刊》上发表了不少支持工人、鼓舞斗志的文章，在反对戴季陶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中表现尤为突出。

1926年下半年，施复亮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同时在黄埔军官学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1927年2月，施复亮又到武汉，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施对此认识不清。5月，夏斗寅叛变，率部逼近武汉，中央军事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组成中央独立师，由叶挺率领、恽代英为党代表，施复亮担任政治部主任，随军开往前线。在行军途中，他多次登上较高的田坎，向部队演讲，激励士气。但因片面地听信顽固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认为农民运动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又受陈独秀思想影响，感到民主革命应由国民党领导，对共产党领导革命产生怀疑。在独立师凯旋武汉的路上，他听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第二次改组国民党，解散共产党的主张，产生了共鸣，觉得为避免误会，“共产党这块招牌不是不可以牺牲的”^[1]，终于写了《悲痛中的自白》一文，刊登在同年8月30日的《中央日报》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而不退出国民党。后来他对此不断自我批评，悔恨莫及。

1928年初，施复亮邀集许德珩、李达、邓初民等十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商量今后中国革命的出路，秘密成立一个定名为“本社”的组织，表示不忘马克思主义之“本”，反蒋而不反共。他们分别参加了认为可以争取的各派系团体，如“第三党”等，李达办《现代中国》，邓初民办《双会》，施和许德珩参加了号称国民党“左派”陈公博主持的革命评论社，出版《革命评论》。不久《革命评论》等刊物被查禁。

施复亮自1927年起，从事翻译工作，先后独译或与人合译《资本论大纲》、《现代唯物论》等二十余种进步著作，193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经济史》一书。这时他除译著外，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民国大学任教。面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施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受到国民党市党部的监视，成为国民党市党部密令逮捕的五位教授之一，由于事先得到学生报信，才幸免于难。

1933年初，施复亮经人介绍，认识了冯玉祥，得冯资助暂去日本，同年回国，在老家叶村读书写稿。1935年春，应冯玉祥邀，施曾往泰山讲学，得酬劳两千元，偕妻子再去日本。在友人的帮助下，在日本创办了《文物》综合杂志，任白戈、艾思奇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至1936年春，回上海投入救亡运动。施在《救亡日报》、《文化战线》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驳斥“亡国论”、“速胜论”，指出全面抗战必须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思想等一切方面动员起来，要求取消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后来他把这些文章汇编成《民主抗战论》一书出版。抗战开始后，施复亮征得叶澄波同意，把进化书局和一个印刷厂一同迁往昆明，改名为民主印刷厂，1940年复迁往重庆，改名为南方印书馆，施任总编辑和代总经理。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施失去工作，生活艰难，有人劝他当参政员，他拒绝说：“即使饿死，也不做蒋介石政府的官。”^[2]不久，由胡子昂介绍到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工作，编辑《四川经济季刊》，并出版了《经济漫谈》、《四川征购粮食办法》等著作。

抗战后期，施复亮曾参加“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星五聚餐会”的活动，同企业家有所联系。当时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劝民族资产阶级成立自己的组织，表达自己的主张。1945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多次会见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施复亮对毛泽东检讨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毛泽东对施热情慰勉，称赞他为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推动抗日救亡事业付出了辛勤劳动，希望他坚持统一战线，为争取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继续努力。施复亮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先于9月间同许德珩等创立九三学社(民主科学社)。不久脱离“九三学社”，又于12月与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在重庆成立民主建国会。施为常务理事，他同黄炎培、章乃器等其他几位领导人在政治上并不一致，但都希望通过和平道路，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新中国，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具有进步意义。他们在党派关系方面标榜“不右倾，不左袒”^[3]，自处于中间地位，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施复亮曾在民建机关刊物《平民》周刊上发表《怎样促进政治民主化》等一系列文章，对建立反蒋统一战线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6年1月，国民党被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社会贤达代表，共三十人。施对此寄予很大的期望，以为通过这次会议，可以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一人独裁的局面，实现政治、经济民主化，建立自由、民主、独立的新中国。为了促进会议成功，民主建国会同其他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一起，组成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多次假迁川工厂联合会合作会堂和沧白纪念堂等处，举行报告会以动员群众。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施复亮、章乃器代表民主建国会参加大会主席团，国民党特务派遣一些流氓打手，冒充群众，大打出手。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数十人被暴徒打伤，施复亮伤势最重。较场口事件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貌似民主的假面具。施复亮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口述，由妻子记录，题为《愤怒的抗议》一文，在《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及各界各地代表到医院或致电向施慰问。出院后，周恩来劝施早日离开重庆，不久他随着新华社同志一起搭飞机离渝赴沪，稍后民主建国会总会也迁往上海。

施复亮想在上海找一个适合他的文教工作来维持生活，但国民党教育部已密令全国各学校，不得聘用施。在沪他拿不出租房押金，找不到住处，却受到一位叫周庚的人欢迎，让施住到半淞园路家中，而且不收房租，施非常感激，后来知道周是地下党员，是党组织让他帮助施复亮克服困难的。解放战争时期，施复亮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仍然坚持向反动派进行斗争。1947年，国民党实行大逮捕，发生“六二”事件，施并没有被吓倒，他做好了被捕的思想准备，为了揭露反动派捕人的阴谋，他邀集民主党派在上海的十位领导人一起去见国民党上海市长，严正地说：“听说你们要逮捕，我们自己来报到坐牢。”^[4]弄得市长狼狈不堪。同年10月20日，国民党悍然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口号”，建议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施复亮对此非常兴奋。在5月23日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会议上，施等经过争论，一致决定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蒋介石独裁政府决裂，为创建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同年冬，民主建国会领导人由沪到香港，施和章乃器、孙起孟被民建会推为代表，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翌年1月，施复亮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到东北参观，在老解放区看到一派欣欣向荣和人民热爱共产党的情景，深受教育。回到北平后，他于4月间加入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请民建会一些负责人共进晚餐，勉励大家为解放大上海作贡献，施立即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随陈毅大军进入上海。不久施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顾问，为贯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尽了自己的力量。9月，政协全国委员会成立，施复亮被推举为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后，施被任命为劳动部第一副部长，1954年因病辞职。此后历任全国人大第一、第二、第三届常务委员和政协常务委员，同时继续担当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工作认真负责，在恢复国民经济、“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各项运动中表现积极。他坚决拥护《共同纲领》，把民主建国会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适合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政治团体，他通过开会作报告和到武汉、重庆、上海视察，同工商界代表座谈，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施患有半身瘫痪，病中仍关心国家大事，“文革”时受到冲击，病情加重，于1971年11月29日去世。

施复亮一生为革命尽心竭力作出了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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