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字杏荪，别号愚斋，江苏武进人，生于1844年11月4日(清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盛家世代官僚。1860年，清将和春的江南大营为太平军击溃，盛宣怀随祖父母从武进避至其父盛康湖北粮道任所。1866年，盛宣怀回籍应童试，补县学生，以后屡试不第。1870年春，李鸿章奉命督师入陕，进攻回民起义军。盛宣怀经杨宗濂推荐，投李鸿章幕，任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由于盛的父亲和李的关系深厚，盛宣怀迅速获得李的信任。同年秋，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自此以后，盛宣怀不断受到李鸿章提拔：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年署津海关道，1886年任山东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1892年调补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

盛宣怀是李鸿章兴办“洋务”的得力助手，早在1872年，他就向李鸿章建议“由官设局”、“试办招商”^[1]，成立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第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他参与了最初的筹划。翌年，李委他任招商局会办，直接经手具体业务，打破了官不经商的成例。1876年冬，盛宣怀为招商局活动到一笔官费，出高价盘进了濒于破产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并从中贪污了一笔手续费，而招商局营业却更加困难，摇摇欲坠。盛宣怀因此遭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奏参，被迫在1881年离开了招商局。1883年，李鸿章重新派盛宣怀入局。1885年盛升任该局督办，全面控制了招商局，并成为招商局最大的股东。当时，盛宣怀以局产作抵押，向汇丰银行借款三十万英镑来维持营业。以后又多次与太古、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订立齐价合同，来避免在竞争中倒闭。

盛宣怀又于1880年向李鸿章建议，仿照轮船招商局的方法筹办电报局，次年被派为电报局总办。盛宣怀在主管电报局期间，和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允许他们在中国沿海敷设电线，并在上海等海口登陆，控制中国沿海的电信。

1893年10月，李鸿章筹办十年而开张才两年多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遭焚毁，急派盛宣怀赴沪处理善后。盛重新招股，改名华盛纺织总厂，担任该厂督办。当时，李鸿章经办的经济企业，多数归盛宣怀掌握。其中，华盛则被偷梁换柱，逐步变成了盛家的私产。

1895年中日战争后，李鸿章因兵败被撤销直督职务，失去了北洋地盘。盛宣怀的地位也跟着发生了动摇，不得不请假离开天津前往上海，打算另谋出路。他曾企图弃官从商，大干一番。恰好这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因汉阳铁厂亏空太大，束手无策，商请盛来接办。盛向张提出，如接办铁厂，须同时组织经办芦汉铁路的公司，以保证汉阳铁厂所产铁轨的销路。张之洞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1896年5月，盛宣怀首先接办了汉阳铁厂(包括大冶铁矿，1897年起又兼营萍乡煤矿)，改为官督商办。同年8月，张之洞与直督王文韶会奏保荐盛宣怀经办芦汉铁路。10月，盛宣怀又亲自进京活动，结果清廷委他经办的不只是芦汉铁路，而是包括东南诸路的“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同时，他还获准主持开设中国通商银行。然后，他才轻松地卸掉了津海关道的职务。

1897年1月，铁路总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不久通商银行也在上海开办，从此盛宣怀的活动中心便从天津移到了上海。此后，他以铁路总公司为枢纽，遥控汉、冶、萍、铁煤厂矿，近制轮电、纺织及银行业务，声势十分显赫。张之洞、王文韶在保举盛的奏折中，曾称赞他通晓“官法”、“商业”和“洋务”，一身而兼“三长”^[2]。在19世纪末叶的中国，盛宣怀是一个新兴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

铁路总公司成立后，盛宣怀一面开工建造芦汉铁路芦保段和淞沪铁路，一面立即筹借外债。他的方针是“造成一段”，就“抵借一款”^[3]。同年7月，盛与比利时正式签订芦汉铁路借款合同。1898年，比在俄、法支持下，寻找借口违反合同，进一步向中国勒索利权。盛不得不与比改订了合同，使其获得贷款的高额利率，并攫得芦汉铁路的建筑权和行车权。同年，盛宣怀又与英国签订了沪宁、苏杭甬、浦信铁路的借款合同草约(浦信路约后来实际作罢)，与美国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草约(后于1900年签订正式续约)，其条件较比利时的更为苛刻。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盛宣怀多次密奏清廷，主张对义和团实行镇压。八国联军入侵后，他运动“东南互保”，代表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保护列强在长江流域的利益。事后，西太后十分赞赏盛宣怀在东南互保中所起的作用，夸奖他是“不可缺少之人”^[4]。1901年1月，盛升任会办商务大臣，驻沪办事。同年10月，又任办理商税事务大臣，奉命协助吕海寰与各国进行增加关税、改订商约的谈判，希望以出让内河航行权、增辟商埠、裁撤厘金为条件，换取列强增加关税。经过几年谈判，终因与列强的利益相违背，遭到反对，无果而终。

1902年起，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依仗权力，从盛宣怀手中接管了电报、轮船两局。虽经盛宣怀的极力抵拒，在轮船招商局保存了很大的势力，但在电报局的势力却完全丧失了。从此，盛、袁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1903年7月，盛宣怀与英国把前签订的沪宁铁路借款草约改为正式合同。其后不久，湘粤士绅要求废除前与美国订立的粤汉铁路合同，收回自办。1905年，张之洞在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废除美约，而盛则反对废约。因此，盛宣怀与张之洞之间发生争吵，盛由此失去了张的支持。继而，江浙两省士绅也要求废除与英订立的沪宁铁路合同及苏杭甬铁路草约，并发展为声势颇大的收回利权运动。至此，盛宣怀不得不口头上赞成废约，而实际上却勾结列强，破坏废约运动。盛的手段激起了人民的公愤，是年11月17日，经商部奏请，清廷派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接管沪宁铁路。不久，铁路总公司也被裁撤，盛宣怀黯然下台。

到1907年底，由于浙江地区人民要求废除苏杭甬铁路草约的运动仍在扩大，西太后乃召盛宣怀进京，研究对策。盛在西太后面前攻击袁世凯属下主持的铁路政策，朝令夕改，失信中外。

1908年3月，盛宣怀被任为邮传部右侍郎，但未到任即被袁排挤出都。他在京时，曾奏准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正式合并，改为商办，于3月26日在农工商部正式注册，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由他担任总理。

先是盛宣怀于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时，仅凑得股份二百万两，根本不足以扩大生产，只有依靠借债经营。为了使铁厂获得廉价的焦煤，他曾于1899年向德国贷款四十万马克购买采煤机器，扩大萍煤生产。1904年11月，他又以大冶得道湾矿山作抵押，以廉价供应日本优质矿石为条件，向日本预支矿石价款三百万日元，用以改造和扩大汉阳铁厂。他把这笔贷款看成是“无中生有，一线之生机”^[5]，而实际上，却是把日本财阀的势力引了进来。到1907年底，汉冶萍公司成立前夕，厂矿设备确已初具规模，但在盛的一手包办下，经营腐败，债务累累。公司成立时，盛声称“加集巨股，大举合办”以扭转亏空局面^[6]，但实际集股仍然十分有限。由于营业上继续出现巨额亏空，公司濒于无法支持。1908年9月，盛宣怀去日本治病兼行考察，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联系日本财阀。到11月间，由于光绪、西太后相继死去，盛匆促回国。

1910年8月，清廷召盛宣怀进京，回邮传部右侍郎原任，并要他“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实际上，清政府要他出面向列强借钱，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于是，盛立即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先后谈判币制实业借款和湖广铁路借款。1911年1月，他补授邮传部尚书。不久，就和度支部尚书载泽一起，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一千万英镑的币制实业借款合同。同年5月，随着清政府宣布全国商办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命令，盛又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六百万英镑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把原先已允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奉送给帝国主义。

所谓“铁路国有”，是由盛宣怀策划奏请，由清政府批准实行的。清政府通过铁路国有政策，以筑路权换取列强的贷款。但是，这一政策严重损害了民营铁路投资者的利益，立即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盛宣怀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保路运动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清政府不得不于10月26日将盛宣怀革职。盛的反对者们乘机要清廷将他“明正典刑”，惊惶失措的盛宣怀赶紧向外国使节求救。革职后的第二天深夜，他在英、美、法、德、日五国驻京使节分别派兵护送下，经天津乘德国轮船逃往青岛。12月下旬，盛在日本人的接引下，移居大连。

盛宣怀在逃亡青岛、大连期间，密切注视着时局的演变。他消除了与袁世凯的宿怨，通过亲家孙宝琦的关系，一再为袁镇压革命、篡夺政权出谋划策，为袁的一举一动拍手叫好。

当时，盛宣怀在江苏等地的钱庄、房地产被革命当局查封。为此，他曾恳求外国驻华使节出面保护他的财产。但是，外国使节并不为他的那些与外国资本无关的财产“启封”而出力。汉冶萍公司则因有日本的大量投资，革命当局受到日本驻华使节的阻挠而不能予以接管，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继续维持经营。因此，盛宣怀认为“商产恐非洋债，终难保全”^[7]。他打算重新组织汉冶萍公司，增强日本资本，来保护他的这一份财产。为此目的，他于1912年1月3日，前往日本神户。

当时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孙中山派人向盛宣怀接洽借款，盛和日本方面于是提出了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要求。1912年1月29日，盛宣怀指派其代表，在神户和日本签订了中日合办汉冶萍的合同。但消息一经传出，一些党派和社会舆论即表示坚决反对，孙中山不得不宣布取消前议。在上海的汉冶萍公司股东会于3月开会时，一致反对中日合办，撤销了盛宣怀的公司总理职务。

其后，临时政府北迁，袁世凯大权在握。盛宣怀以赈灾为名，独捐银元一百万元，向袁表示效忠。1912年10月中旬，他从日本悄然回到上海。回国后，立即要求发还财产。他在为此给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呈文中，公然气势汹汹地诋毁革命，竭力为自己开脱罪责。是年12月10日，在所谓“保护人权”的幌子下，以报销水利经费二十万元为条件，程德全下令发还盛宣怀的全部财产。

1913年3月以后，盛宣怀又当上了汉冶萍公司的董事长和轮船招商局的副董事长。在“二次革命”期间，他攻击这次革命是“革命流毒忽又剧作”^[8]，一再要求袁世凯政府迅速派兵镇压。他操纵轮船招商局，一面竭力抵制、破坏革命军对该局所属船只的调用，一面积极地为袁世凯军队运兵运械。盛宣怀还乘机向袁表示忠心，吹捧袁世凯“实超轶乎汉高、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无不及”^[9]。但是，盛宣怀这番献媚，并没有获得袁的青睐，袁不愿和这个已经无用的宿敌和解。盛在袁政府内部寻找靠山的目的既无法达到，他经营汉冶萍公司在政治上就缺乏依靠，因而不再享有从前的种种特权;而且，经济上还遭到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盘剥，使营业更为困难。于是，他一方面表面上提出“国有”或“官商合办”的主张;另一方面，决心更进一步接近日本，以便依靠日本的力量，来迫使袁世凯政府给予更多的特权，迫使袁政府不敢实行国有或官商合办。1913年12月，盛宣怀与日本财团签订了以汉冶萍公司财产作抵押，贷款一千五百万日元的大借款合同，规定长期供应日本廉价的生铁和铁砂，并由日本派遣顾问来监督企业。自此，中国这一煤铁联合企业，便与日本势力联系愈加紧密。

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又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归中日合办。当时，日本方面曾派人和盛宣怀密商中日合办问题。但因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盛不敢贸然同意。随后他又和日本策划搞一个中日合办的钢铁公司，但未及实现，就于1916年4月27日在上海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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