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字晋庸;原名振甲，字德三。生于1897年1月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辽宁开原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属汉军旗人。早年在西丰县小学、沈阳农林中学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1917年得到亲友资助，留学日本，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盛世才受留日东北学生同乡会推举，返沪参加爱国活动。同年考入韶关讲武堂，盛在讲武堂期间，与该校教官郭松龄过从甚密，毕业后随郭返奉，在郭任旅长的奉军第八旅担任排长、中尉连副等职。后升为东三省镇威上将军府警卫团上尉连长、中校参谋。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锐意整军，选派少壮军官出国深造。1924年，盛世才由郭松龄推荐，保送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邀盛参与其事，盛乃归国，在其部任营长。郭松龄兵败身亡，盛即仓皇返日，后被张作霖取消官费留学资格。
 1927年盛世才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兼中央军校附设军官团欧洲战史教官。1929年至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作战科长。盛不甘任此闲职，多方谋求升迁。恰逢新疆督办公署秘书长鲁效祖在沪、宁延揽军事人才，盛设法与之结识，1930年秋，受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之聘入新。经过辽宁时，对其密友赵铁鸣说：“此行乃破釜沉舟之举，有进无退，吾必远到边疆另创一局面，将来或作一东亚红军总司令亦未可知。”^[1]
 盛世才初到新疆时，由于金树仁素对南京参谋本部的军官怀有戒心，只委盛为督办公署参谋处中校参谋、上校参谋主任等闲职。盛初来新疆，人地生疏，唯金之命是从，博得了金树仁的好感。不久，被委兼任军校战术总教官。盛以当时先进的军事技术教育学生，颇受学生欢迎。他即以军校为基础，培植个人势力。
 1931年2月，新疆发生哈密事件。同年5月，甘肃地方军阀马仲英部入新，直趋哈密，威逼迪化(今乌鲁木齐)。金树仁派鲁效祖为总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开赴哈密，迎击马仲英，结果大败。金树仁又改派伊犁屯垦使张培元为前敌剿匪总司令，仍委盛世才为参谋长，驰援哈密。9月，马仲英部失败，退回甘肃。
 马仲英部退回甘肃后，得陕西省主席、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扶持，改编为新编第三十六师，马仲英任师长。他派遣部将马世明、马占仓再次进入南疆，以图再战。同年7月，金树仁提升盛世才为东路剿匪总指挥，统率“归化军”，往剿马部。
 1933年1月，马世明等攻陷迪化之咽喉要地达坂城，于旧历除夕，围攻省城。盛世才又挥师北上，在六道湾与马军遭遇，马军败走，遂解迪化之围。在连续两年战乱中，盛世才在军事方面崭露头角。
 1933年春，战事虽暂趋缓和，但是，迪化城内粮煤恐慌，居民啼饥号寒，加上金树仁兄弟趁战乱囤积居奇，高抬物价，投机倒把，大发横财，更使民怨沸腾，金树仁政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1933年4月12日，迪化县县长陶明樾、督办公署参谋长陈中等人密谋倒金，策动驻迪化南关的白俄归化军攻占了督办公署，金树仁逃走。晚间举事诸人在归化军指挥部邀集省府官员和当地士绅开会，成立临时维持委员会和临时军事委员会，推举原教育厅长刘文龙为临时省政府主席，因在东北抗日退入苏联、归国后滞留迪化的原黑龙江救国军第十五旅旅长郑润成为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为“第一次新变”。
 政变发生之时，盛世才部正驻防乌拉拜(迪化西三十里)。金树仁命令他火速回城平乱，而同时，陈中也星夜赶至盛驻地，请他支持政变。这时，盛世才举足轻重，他决定倒戈反金，以便伺机取金树仁之地位而代之。13日晨，正当金树仁调集军队进行反攻，归化军眼看招架不住之际，盛世才率部赶到，与郑润成部联合，在“一炮成功”(地名)击溃金军，金树仁仓皇西逃昌吉。14日，盛世才率队凯旋入城，随即参加临时维持委员会和临时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他命令所部包围会场，在高处架起机枪，以武力胁迫联席会议推举他为新疆省临时边防督办。随后他发表就职通电，宣布施政纲领八条：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村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藉以安定人心^[2]。迪化各阶层人民对盛世才寄予很大的希望，他们在4月22日，破天荒地举行了一次游行集会，表示对盛世才新政府的拥护。
 这时，马仲英部又重整旗鼓，挥兵西进，6月14日，盛、马两军激战于阜康、孚远间的紫泥泉。结果，马军大败，向天山南路逃窜。
 南京国民政府久欲直接控制新疆，但鞭长莫及，乃趁新疆内乱未息，派遣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新“宣慰”，以图伺机取而代之。黄在督办公署院内，设立宣慰使署，同迪化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并提出废除督办制，改设军事委员会新疆分会，欲邀郑润成等东北军将领参与军政工作。“第一次新变”的发动者陈中、李笑天、陶明樾等各怀己志，亦力主废除督办制。盛世才见黄等的活动威胁他的既得权位，便舍弃马仲英不予追歼，于6月25日匆匆回师。6月26日，盛世才在督办公署东花园设宴庆祝胜利，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将陈中等三人枪杀。接着，又故作姿态，表示不恋居高位，欲率部开赴塔城。临时省主席刘文龙深感自危，亦表示恳辞。与会者在震慑之余，对盛、刘表示慰留。是时黄慕松已陷软禁处境，只得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请维持督办制。7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致电盛世才、刘文龙，表彰他们“维持秩序，巩固后方，平定叛乱之劳绩”，劝慰他们“万不可自生携贰，致隳前功”;要求他们“仰体中央意旨，共济时艰”^[3]。至是，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便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正式承认，黄慕松也得以解脱“人质”地位，于7月9日离开了新疆，是为“第二次新变”。
 1933年8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派外交兼司法部长罗文幹入新视察，欲造成盛世才、伊犁屯垦使张培元和南疆马仲英的鼎足之势，使三方互相牵制，以利南京控制全疆。盛世才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于10月10日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指控马仲英“煽惑省军哗变”，声称要“率师出发，以张讨伐”^[4]。10月14日，盛军进攻达坂城，盛、马之战再起。马军势孤力单，由吐鲁番退守哈密。
 11月，盛世才又以临阵脱逃的罪名，将郑润成和东北义勇军将领二十余人逮捕(后均被秘密处死)，将省长刘文龙软禁，捧出已是高龄的老官僚朱瑞墀为省主席，这样，新疆的军政大权实际上操于他一人之手。
 12月，张培元与马仲英相策应，两面夹击，兵临迪化近郊。盛世才得到苏联的援助。次年1月26日张培元兵败自杀，马仲英逃往喀什，后来偕其幕僚亡命苏联。全疆基本统一。
 1933年，中国共产党从北平、天津开始派遣党员到新疆开展工作。此时，盛世才刚拿到新疆政权，统治还不巩固，特别是经过三年战乱，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他为了巩固统治，不得不采取对外联苏、对内联共的政策。从1934年9月开始，盛世才即派财政厅长胡寿康和苏联国外贸易公司理事长商洽向苏联借款。1935年5月，以新疆土产公司名义同苏联驻新贸易公司签订了五百万金卢布借款合同^[5]，后来又向苏联续借了二百万金卢布。1936年和苏联签订了“聘请苏联专家待遇合同”，于是大批苏联顾问、专家来到新疆。与此同时，为了取得苏联的援助和换取各族人民的支持，盛世才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标榜“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依据的”，是“发展新经济、创造新政治、发展新文化的正确方针”^[6]。并悬挂自制的六星旗。盛世才执政初期，推行“六大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疆的战略地位愈益重要。盛世才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8年，中共中央在迪化设立了八路军驻新办事处，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进入新疆。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新疆成为重要的抗日后方基地。盛世才凭借新疆的特殊战略地位，依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
 1939年以后，盛世才随着权力欲不断增长，感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了他的独裁统治。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袭苏联，使社会主义苏联遭受严重困难，同时，国民党当局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接二连三地发动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善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以为苏联靠不住了，共产党靠不住了，企图另找靠山，逐渐走上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1941年，盛世才经过精心策划，制造了一起所谓“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诬陷爱国民主人士、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是“汉奸”、“托派”，将他逮捕入狱，严刑逼供。被牵连入狱者达一千二百余人，著名文化人如张仲实、沈雁冰、赵丹等均遭到迫害。
 蒋介石对盛世才的百般笼络，加快了盛公开反共的步骤。从1941年冬到1942年，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曾五次到迪化。1942年春，蒋发表盛世才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同年秋，宋美龄代表蒋介石赴新，对盛表示抚慰。1943年7月，国民党任命盛为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督办公署特别党部特派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九分校主任，以及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席。盛踌躇满志，随即取消六大政策，并把六星旗改为青天白日旗，公开宣布反苏、反共。
 1942年，盛世才制造了一起所谓“共产党阴谋暴动案”作为投靠蒋介石的觐见礼。他制造其四弟盛世骐被暗杀事件，无中生有地称之为“空前的带国际性的错综复杂的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并以此为由，在同年9月5日，通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命其撤走全部专家、顾问和驻星星峡的苏军。9月17日，盛逮捕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共驻新重要领导人，又陆续将在外区工作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押回迪化，拘留在八户梁招待所。1943年2月7日，他把在新全体中共党员投入监狱。9月27日，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秘密处死。还把杜重远案改为“共产党阴谋暴动案”，煞有介事也呈请国民党中央派员来新复审，并最后将杜重远毒死在监狱里。
 1944年，苏联卫国战争节节胜利，德、意、日法西斯灭亡在即，国民党加紧对新疆渗透与控制，同盛世才的矛盾日趋激化。盛世才遂故伎重演，制造了一起所谓“阴谋暴动案”，于8月11日深夜，把国民党要员黄如今、林继庸连同下属一千余人逮捕下狱，妄图再投靠苏联。对此，蒋介石立即派“中央军”入新，盛束手无策，只得听从国民党摆布。同年8月29日，国民党把盛调离新疆，改任农林部长。
 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满载在新疆搜刮的金银财物，在朱绍良、徐恩曾的护送下前往重庆。当时有一首童谣：“盛贼世才讲清廉，八十汽车没拉完，三架飞机还不算，二千骆驼在后边。”9月18日，盛世才就任农林部长时，蒋介石曾亲临授印。但是，深受其害的新疆民众掀起讨盛浪潮，发布“新疆省全体民众讨盛檄文”，编写《盛世才祸新纪略》，迭向国民政府控告盛的罪行。1945年，国民政府撤去盛世才的农林部长职务，责成法院查办。但盛以重金行贿，此案不了了之。
 抗战胜利后，盛世才一度任胡宗南武汉行辕高参，1949年去台湾，曾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在台时，盛一度经商，并撰有《牧边琐忆》以及《新疆十年回忆录》等。
 1970年7月13日，盛世才病死于台北。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inguorenwu/2022111926.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