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乳名茂林，原名岳焕，字崇文，后改从文，笔名有焕呼、休芸芸、琬若等数十个。1902年12月28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于湖南凤凰厅(又称镇箪城)一个军人世家。其父沈宗嗣自幼过继给箪军(湘军一支)将领，曾任云南昭通镇守使、贵州提督的伯父，曾做过清军军官，1900年在大沽炮台抵抗八国联军失败后回到家乡，辛亥革命中暗通起义军。1912年去北京，后因参与谋刺袁世凯事泄，逃至热河，此后在内蒙、西藏军队中任事。母亲黄英为土家族，有文化懂医学，对沈从文影响较大。

沈从文天资聪敏，六岁正式入塾读书，但顽劣不用心，对外面世界那本“大书”的方方面面则感到新奇与亲切，加上受了一些同伴的不良影响，染上了逃学、说谎、掷骰子赌钱和说下流话等恶习，多次遭到家里和塾师的惩罚。1915年，沈从文先进了城内第二初级小学，后转入城外文昌阁第一初级小学，受教师南社诗人田名瑜的影响，能安心听讲，尤喜诗文，但“仍放不下那本大书”，“在校外所学的实在比校内课堂上多十倍”。

1916年，沈从文得母允准参加了预备兵技术班，他训练认真、坚强、勇猛，获得好评，曾产生上陆军学校当将军想法，但不久技术班便解散了。1917年秋，沈从文小学毕业升入初中，但因家境越发困难，母亲无奈只好让他去当兵。沈从文先投入张学济领导的湘西靖国第二军第一支队，随军驻扎于辰州、芷江、怀化镇一带。沈从文在军中只是按常规打发日子，有时也练习书法或临摹一些壁画，同时受一位闻姓秘书影响，开始接触新知识，与同事合伙订了一份《申报》，并阅读《西游记》、《秋水轩尺牍》等。1919年底，湘西靖国二军开往川东，后退至湖北受到王占元部阻击，在1920年中秋节前在鄂西来凤遭所谓“神兵”和民兵偷袭，几乎全军覆灭，沈从文因留守沅陵，幸免于难，稍后被遣散回原籍。

1921年2月，沈从文再次去芷江，投靠任当地警察所长的五舅黄巨川，在警察所做办事员，后又兼任屠宰税收税员。在芷江，沈从文因七姨夫熊捷三的关系，得以常出入熊府，得阅熊府及熊希龄昔年创办的实务学堂的藏书，如《史记》、《汉书》、《大陆月报》等，尤对林纾所译小说感兴趣。后因与一马姓女子恋爱，而被骗去母亲交沈从文保管的卖房款一千块银元，感到无脸见人，便于1921年夏悄悄地离芷江，路过常德时，被表兄黄玉书留了下来。10月，经人介绍，沈从文去桃源贺龙部谋事，后又赴保靖谋事。1922年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上了湘西王陈渠珍部参谋处的司书。后来，沈从文在陈渠珍身边做书记，负责抄写军部文电，担任会议记录，并经管陈渠珍收藏的书籍、碑帖、绘画及古物。因需经常替陈翻检古籍，从而增长了不少知识，这里成了沈从文“学习历史的地方”。

1923年，在陈渠珍的资助下，沈从文带着对新思想的推崇来到北京，先住在不用租金的酉西会馆，想读点书。但到京后，沈从文发现上大学要经过考试，他只有小学水平，难以应付，只好先进行自学。沈从文每天去京师图书馆看书，又常去住所附近的琉璃厂看古董、明清服饰、器物，打下了后来从事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基础。

1924年春，在北京农大学习的表弟黄村生帮助下，沈从文在离北京大学很近的银闸胡同找了一个“窄而霉”的小公寓。在这个“窄而霉小斋”，沈从文一边断断续续去北大旁听，一边学习写作并向报刊投稿。其时，由于陈渠珍的接济中断，生活陷入困境，靠赊欠与一些相熟的学生接济。沈从文想半工半读，到各工场去联系均失望。他大胆给一些知名文人写信以求帮助，只有郁达夫对他报以同情，特意来沈从文住处看望并请沈吃饭，把结账找回零钱也给了他，使沈从文深受感动。郁达夫鼓励沈从文好好写下去，并在《晨报》副刊发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信》，为沈鸣不平。

12月，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1925年春，结识了《京报》副刊《大众文艺周刊》的编辑胡也频，后又因胡邂逅丁玲。此时，沈的文章《遥夜》受到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的赞扬，称“全文俱佳，实在感动人”。林约沈从文相见，并对他劝勉有加，这让沈从文终生感念。8月，经林和梁启超介绍，沈进了由熊希龄主办的香山慈幼园任图书馆编辑。后因发表两篇有关慈幼园的文章而发生芥蒂，为保持自己尊严和人格独立，沈从文离开香山。随后一度在《现代评论》任发行员，又去东北谋事，还在冯玉祥秘书处应过差。1926年“三一八”惨案前后，沈从文随他的大学生朋友参加过几次反帝、反北洋军阀的游行和散发传单活动。随着南方北伐战争的进行，早先在燕京大学认识的许多朋友先后到达武汉，并来信邀沈从文南下，但沈从文醉心于“文学革命”，终也未成行。

从1926年起，沈从文陆续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和《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百七十余篇作品。9月，在北京与蹇先艾、张采真、天庚虞等筹备创立文学社团“无须社”，并在《世界日报》上创办副刊。11月，沈从文的第一部作品集《鸭子》作为“无须社丛书”的一种由北新书局印行。1927年9月，小说集《蜜柑》也由新月书店出版。由于和武汉革命党人通信而受到北京警察局的传讯与搜查，为躲避北洋军阀的迫害，也为寻求自身的更好发展，1928年1月沈从文迁居上海。为生活他拼命写作，先后完成、出版《山鬼》、《长夏》、《神巫之爱》等十多部作品集。为了免除书商的盘剥，1929年初他与胡也频、丁玲共同创办《红黑》和《人间》两个月刊，从写稿、编辑、出版、发行等各种杂事几乎全部由三人包干，开头效益不错，终以经济问题，《人间》只出了四期，《红黑》出了八期，便不得不停业。

8月，经徐志摩介绍，沈从文到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开设“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并在暨南大学兼课。在此认识学生张兆和。稍后，胡也频和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被选为该联盟执行委员，并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胡曾劝沈加入该联盟，沈思想有些疑惧，他们仍保持友谊，但因沈不愿同胡走同一道路，无形中产生了隔膜，在丁玲看来，沈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1930年秋，沈从文去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1931年1月放假回上海，逢胡也频被捕入狱，沈从文多方奔走营救未果。胡也频牺牲后，沈又帮助丁玲料理后事，耽误回武大授课，只好留上海继续写作。在胡牺牲半年后，为了纪念朋友，并为丁玲母子筹款，沈从文写了记述三人友谊的《记胡也频》。

1931年秋，又由徐志摩推荐，沈从文赴由杨振声任校长的青岛大学任教。11月，徐志摩在济南因飞机失事遇难，沈连夜前往送别。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沈接连写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等文，揭露国民党秘密逮捕丁玲的行为，又列名于上海文化界营救丁玲的活动，7月发表了《论丁玲女士》(后集结为《记丁玲》)。1936年，沈从文曾去南京看望被囚禁的丁玲，但彼此心存芥蒂，关系已大不如前。

1933年7月，应杨振声之邀，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的教职，来北平参加中小学教科书编纂工作，一起工作的有朱自清、吴晗等。9月，沈从文同张兆和结婚。同时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进行小说等创作，数年间出版了十多个集子，成为30年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和巴金、朱光潜等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对青年作者萧乾、卞之琳、王西彦等给予大力帮助与鼓励。1934年1月，沈从文因母病危回家探望，深感十年间湘西在退化，后写《湘西散记》，表达感叹。同年，沈从文写成以湘西茶峒为背景的小说《边城》。这是沈从文计划以沅水流域为背景的“十城”之一部，也是沈从文的代表作，通过对沅水流域20世纪初凡夫俗子的记述，“或者只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

20世纪30年代，随着在文坛地位的提高，沈从文卷入了一系列的争论。1933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对“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杂导，在北平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构”的作家提出了批评，引发了一场关于“京派”、“海派”的论争;1934年沈从文发表《禁书问题》一文，控诉国民党当局对作家的迫害及对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引发国民党方面对沈“站在反革命立场”的指控，左翼方面则认为沈是“忠而获咎”，是不懂统治者心理的“隔膜”;1936年，沈从文又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运动》一文，指出当时许多作品存在着内容“差不多”的现象，并对这种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现象提出批评，号召作家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遵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矛头所指的是文学的政治性。沈的观点得到了不少作家的同情，而茅盾则以新文学的历史给予反驳，认为沈从文“抹杀了新文艺发展之过程，幸灾乐祸似的一口咬住了新文艺发展一时所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幼稚病，作为大多数应社会要求而写作的作家们的弥天大罪，这种立言的态度根本要不得”。

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8月沈从文接教育部的秘密通知离开北平去武汉，不久杨振声、萧乾到武汉，继续《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年底，沈又离武汉去昆明，途经家乡沅陵。沈从文在此短暂停留，并通过办事热心的大哥沈云麓协助接待、安置经沅陵向后方转移的文教单位和人士。同时和陈渠珍、龙云飞等地方官员谈时局，做团结工作。为了介绍湘西的情况，沈从文着手创作小说《长河》。全书计划写四卷，一直写到国民党当局将数万湘西武装健儿送上抗日前线，而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开进湘西成征服者。结果只写出第一卷，主要写保安队长和橘园主滕长顺一家的矛盾冲突。

1938年4月，沈从文抵达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副教授、教授，主讲现代文学习作课。教学之外，他继续写作，先后出版有《烛虚》、《云南看云集》等作品，并重新开始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工作。为躲日机轰炸，他家搬到昆明附近的呈贡县龙街乡下，离滇池只有五里远近。在抗战时期生活窘迫，但精神却愉快。他关心爱好文学的青年，他的学生汪曾祺、林蒲等后来取得了出色的成绩。1939年和1942年沈相继发表《一般或特殊》、《文学运动的重造》等文章，主张作家在创作中沉默努力，片面反对满足于一般宣传，猎取官职，引起了极大的文学争论，受到左翼文人的批评。1942年初，沈从文参与筹备、创办和编辑《战国策》半月刊，并负责“处理文艺部门稿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沈从文于1946年夏回到北平，继续在北大任教，并担任《大公报》、《益世报》、《平明日报》等大报的文学副刊编辑。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内战，沈反对内战，不参加任何政治派别，然而1947年1月沈从文在《益世报》上发表《一种新希望》，认为中国国内政局出现了“三种新发展”，即“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尝试”、“学术独立的重呼”、“文化思想运动的更新”，欢呼“第三方面有能重造，将来自然有其光辉前途”，期盼“来重造这个国家”的“第四组织的孕育”。沈从文还指责投身学生运动的年轻人是误入歧途。沈从文的论调遭到左翼文化阵营的批评，认为沈从文的“中间路线”、“新第三方面运动”，实质是“配合四大家族和平阴谋的一部分”，“是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郭沫若撰文更直指沈从文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的“桃红色”作家，“是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但沈从文在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和进步学生的劝说下，拒绝国民党青年部次长陈雪屏之邀南下，而决定与朱光潜、杨振声等北大、清华的朋友一道留下来迎接解放。1949年1月，北大一些学生贴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3月，沈从文认为自己的作品会在重新估价中完全被否定，精神受到致命打击，遂自杀。后被家人发现，脱险后，在精神病院疗养。

8月，沈从文的病情好转，由郑振铎介绍去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并在辅仁大学兼课。1950年，沈从文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经十个月革大学习，沈从文在思想上有所提高，1951年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我的学习》一文，总结了学习收获。随后，沈从文去四川宜宾参加一段土改工作，回北京后又抽调去清理整顿北京的古董店。考虑到自己在题材、审美、处理材料的方式等方面的认识均已过时，不如避贤让路，根据自己的爱好决定留在历史博物馆。这时，沈受到同乡陈赓的接见，陈对沈表示了关怀和鼓励。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沈从文以美术组成员与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毛泽东鼓励沈从文继续从事写作。同年，沈参加政协工作，此后十年他就文物研究问题提出二十多次建议。

沈从文一直眷恋文学写作，1957年《沈从文小说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一度激起他的创作热情，但因“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而熄灭。1958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曾提议要沈从文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由于他不同意而作罢。1961年，经王震安排，沈从文等九人去井冈山参观，体验生活并写作，因时过境迁，他创作小说的素材已难找到，只好打消，而重新回到自己所热爱的文物研究工作上来。

从此，沈从文一头扎进丝绸、陶瓷、漆、金、玉等工艺美术的瓦砾堆，刻苦钻研物质文化史。他边写、边观察、边思考，对其花纹设色、笔调风格、风俗习尚等无不注意。沈在馆内随时当讲解员，或为各方面打杂。沈从文同时开展几十个专题研究，经数年努力，成了享誉中外的文物专家，先后出版了《明织金锦问题》、《龙凤艺术》、《唐宋铜镜》、《战国漆器》、《中国绸案》等论文和著作，并参与《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

1963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沈从文立即着手《中国古代服装研究》一书的写作，1964年完成初稿，印出样书送有关部门专家征求意见，又增补定稿，但因极“左”思潮泛滥致使这本书未能及时出版。“文革”中沈受到冲击，下放农村仍不忘服饰研究。1971年冬因病获准回京。1978年，沈从文调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由王序、王亚蓉协助，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进行最后的校正增补工作。1981年，此书由香港商务印书馆隆重出版。此书正如胡乔木在给沈从文的贺信中所说：“以一人之呼，历时十余年，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对我国学术界一大贡献。”

同时在西方出现了沈从文热。1980年，沈从文应美国文学和学术界的邀请赴美访问，在美国会见了有关学者并进行讲学，取得了完满的结果。1982年起十二卷本的《沈从文文集》陆续由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1985年12月，《光明日报》记者为沈从文从事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六十周年做了专访，肯定了他的成就。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病去世。2002年，沈从文的全部文字辑成《沈从文全集》三十二卷，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inguorenwu/2022111917.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