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名振青，浙江金华人。生于1884年11月1日(清光绪十年九月十四日)。他的父亲邵桂村是个教员。他弟兄共五人，其他四人都在家乡务农。邵飘萍幼年就特别喜欢读书，十四岁中了秀才。后来因受戊戌变法的影响，他丢弃了“子曰诗云”的一套，改而攻读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1902年，他考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在杭州，他开始读到多种书报杂志，眼界逐渐开阔。那时，梁启超在思想文化界有很大影响。邵飘萍对梁的新文体及其“笔端常带情感”的议论颇为倾倒，用心加以模仿，不时为《申报》写些通讯文章，反映杭州及金华地方情况。不久，他被聘为《申报》特约通讯员。

1905年，邵飘萍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回到金华，在一个中学里教书。他继续为《申报》写通讯，对新闻事业的兴趣更加浓厚起来。他看到报纸颇能影响人心，便认定报纸是救国的有力工具，发展进步的新闻事业可以成为救国的一种途径。和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幻想“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一样，邵飘萍则可以说是一个“新闻救国论”者。

1911年辛亥革命，赶跑了清朝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布的《约法》里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一时间，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于各地。这时，幻想“新闻救国”的邵飘萍，心情非常激动，于1912年离开金华到杭州，与一个叫杭辛斋的报人合作^[1]，办起《汉民日报》。邵在《汉民日报》上经常揭露贪官污吏与地方豪绅的丑恶，对袁世凯盗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也时有讥讽。所以，他办报还不足三年，竟先后被捕三次，“最后，《汉民日报》遂承袁世凯之电令而封闭”^[2]。到这时，邵飘萍以其亲身经历，锐敏地觉察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汉民日报》于1914年被封禁以后，邵飘萍逃往日本，入法政学校读书。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策划侵略中国。他感到无比愤慨，于是联络三个中国同学，“设东京通讯社，为京津沪汉著名报纸司东京通讯”^[3]，极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阴谋和野心。1915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首先在外国报纸上透露出来。邵飘萍立即驰报国内，从而激起全国人民对袁世凯的愤怒声讨。他在通讯里，还经常反映留日中国学生开展爱国运动的情况，对国内正在酝酿的反袁斗争起了促进作用。

1916年春，邵飘萍应上海《申报》和其他几家大报的邀请回国。抵沪后，同时担任《申报》、《时报》及《时事新报》的主笔。他以“阿平”的笔名经常发表反袁的政论，很快引起舆论界注意。6月，袁世凯倒台身死，军阀政客们又群集在北洋军阀的新首领段祺瑞周围，北京政局仍是群魔乱舞。邵于此时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员。

邵飘萍到北京后，奋力改变新闻界只靠摘引官方文件发消息的陋习，千方百计，必欲得事实的真相而后发出第一手新闻消息。在邵的要求下，《申报》大大扩充了北京电讯的篇幅。于是，《申报》的《北京特别通讯》，以其内容丰富、真实、生动，受到重视，引起各家报纸效法。邵飘萍通过《北京特别通讯》，及时较详细确实地揭露了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的种种丑行，因而遭到反动派的忌恨。

1918年7月，邵飘萍创办新闻编译社^[4]，这是在北京由中国人自办通讯社的开始。它的业务是一面采编本国新闻，一面择译外电，然后分发各报馆。当时“北京报纸和外国驻北京记者购用的很多”^[5]，这有利于打破外国通讯社和报纸对我国舆论的操纵。是年10月，邵又在北京创办《京报》，他在《创刊词》中写道：“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作也。”^[6]在他的编辑室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颇以舆论界“中流砥柱”自命。然而，这毕竟带着很大的幻想成分，恣睢暴戾的北洋军阀，是不可能听命于多少反映一些民意的舆论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邵飘萍激于爱国义愤，在报上揭露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罪行，因而触怒了段祺瑞政府。段政府下令查封《京报》并派军警包围报馆，要逮捕邵飘萍。邵仓促化装，逃出北京到上海。不久，他接受大阪《朝日新闻》社的邀请，前往日本，担任该报的特约记者。

邵飘萍到日本后，一面当记者，一面注意研究思想和社会政治问题。在1920年内，他写成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本书。前者介绍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并较多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后者专门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邵根据他当时所能看到的材料，严正地指出，各国反动派所散布的对新俄国的种种诬蔑，皆属荒谬无稽;确认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上之一新纪元”^[7]。

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从日本回国，在北京重新办起《京报》。根据对日本新闻事业的观察研究，他看到国内的新闻事业亟待改进，且必须发展新闻学教育。早在1918年，邵飘萍曾被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聘为导师，讲授新闻采访技术。由于邵氏思想进步，又有丰富经验，讲课很受会员欢迎。1923年，邵又在汪大燮办的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讲授同一课程，并在这年写成《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出版。1924年，邵又受聘于北京政法大学，讲授新闻采访技术以及报纸经营方法，并于是年写成《新闻学总论》一书出版。

《京报》复刊后，邵飘萍锐意革新。1925年初，《京报》陆续增出各种周刊，其中《莽原》周刊，是鲁迅先生主编的。其他有《妇女》、《儿童》、《电影》、《戏剧》、《民众文艺》等共十二种周刊，此外还刊行三种社会科学半月刊，这些定期专刊深受读者欢迎。这期间，邵飘萍追求进步，同情革命的倾向更趋明显，《京报》成为最活泼而有生气的北方报纸。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它是北方进步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

1923年“二七”大罢工时，邵飘萍在《京报》上怒斥军阀禁遏工人合法集会并枪杀工人群众的暴行。

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建立广东革命政府。邵飘萍对南方出现这一新局面，自始就持欢迎态度。是年11月，趋向进步的北方军人冯玉祥率部入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的总统曹锟，并把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宣布废除帝号。邵对这一进步行动非常赞扬。

1925年初，孙中山为谋求政治统一而北上。《京报》上几乎每天报道孙中山的消息，并以“全国景仰”为题，刊出孙中山照片，表示了对这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高度敬仰，热烈地希望他北上成功。而对于段祺瑞搞的善后会议，则一直持批评态度，曾指出：“所谓善后会议者，不过一班寒酸措大，聚讼之庭，嚼字咬文，与人民之实际生活有何关系?”^[8]邵的这种政治态度，再度激起段祺瑞政府的忌恨。当时邵飘萍曾写信给胡适，向他指出，进步青年对他参加善后会议十分不满，同时在讲到自己的态度时说：“微闻当局对弟极为不满，此固意中，亦无所惧。”

接着，震动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邵飘萍在《京报》上连篇著文，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是“已退化于野蛮阶级之人中豺虎，自称文明绅士之强盗化身”^[9];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以“排外”、“暴动”、“赤化”的罪名，作为屠杀中国人民的借口;指出英、日等国政府应负杀人罪责;提出“打倒外国强盗，严办外国凶手”的口号^[10]。他在《愿国民注意根本问题》一文中，还指出了斗争应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最终目的。

五卅反帝运动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群众日益奋起，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高潮。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在“讨赤”的黑旗下，联合起来向革命人民疯狂进攻。这时，邵飘萍又在《京报》上发表《中国今后之趋势》一文，相当深刻地分析了所谓“讨赤”的巨大欺骗性和它的反动实质。然后指出，被帝国主义、军阀、政客指为“赤化”的“祸源”的广东革命政府，其“治绩为全国第一”。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写道：“腐旧的军阀必归失败，帝国主义者必遭覆没，革新派虽困苦艰难，千回百折，而最后胜利必归于革新者。”^[11]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充满信心。

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段祺瑞下令卫队向举行反帝游行的学生群众开枪，造成又一起大惨案，全国为之震动。邵飘萍怀着极大愤慨，连续在《京报》上发表评论，严厉声讨段政府的罪行;揭露其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对爱国人民穷凶极恶的反动嘴脸;指出段祺瑞是惨案的祸首元凶，应当逮捕法办。恼羞成怒的段祺瑞对邵飘萍恨之入骨，遂把他秘密列入通缉名单，企图进行迫害。

“三一八”惨案过后不久，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进攻冯玉祥所部国民军。4月15日，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奉军入京后，疯狂肆虐，不但封闭报馆，钳制舆论，而且残酷镇压爱国运动，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由于邵飘萍同情国民军，反对“讨赤”，还曾支持郭松龄倒戈，并多次指名谴责奉张亲日卖国，张作霖对他早已怀恨在心。邵为免遭迫害，当奉军入京时，便避入六国饭店。4月24日，奉军设计将邵诱捕，当即封闭《京报》馆。然后，不经审讯，即以“宣传赤化”的罪名，于4月26日将邵飘萍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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