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震，别号启予、起予，1888年9月21日(清光绪十四年八月十六日)生于河北保定，祖籍浙江绍兴。商震五岁丧父，家境贫寒，姐弟三人中他为长子，全靠勤劳的母亲给别人做活维持生计。

商震幼年曾就读于浙江同乡办的私塾，1905年入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洋文班学习。当时孙中山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国内革命气氛日浓，商震愤恨异族专横，国事日危，遂赴东北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9年3月，商震在新军二十镇七十八标三营一哨任哨长，10月升为掌旗官，次年3月任二十镇参谋。在此期间，他与在二十镇四十协八十标任三营管带的冯玉祥结为盟兄弟。

1910年1月，商震与熊成基在哈尔滨谋刺清政府海军大臣贝勒载洵。事泄未果，熊成基被捕就义，商震逃往日本，入日本陆军专门学校。他与孙中山结识，遂加入同盟会。不久，商震仍回东北奉天，积极联络地方进步分子，倡导起义。1911年8月，商震任关外民军总司令。同年11月25日，商震与同盟会党人徐镜心等人在辽阳率众举事反清，次日为清军所败，退往庄河、烟台等地，继而进抵潍县，联合地方武装反对清军。黄兴当时曾致函孙中山，推荐“陕西之于右任、烟台之商起予”为应联络的海内豪杰。

辛亥革命后，1912年10月，商震就任山东第二混成旅旅长。1913年5月，商震被调充北洋政府陆军部顾问，甚不得志。后因袁世凯怀疑商震参与南方革命党“二次革命”活动而被京畿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拘押，后经冯玉祥向陆建章疏通幸免，商遂投陆。

1914年2月，商震被陆建章委任为河南省仓库总办。同年袁世凯命赵倜及陆建章率部入陕镇压白朗军起义，陆建章委任商震为陕北卫戍司令部参谋长。1915年3月又被任为陕西省第一旅旅长兼陕北卫戍司令。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后陕西讨袁军陈树藩起兵驱逐陆建章，商震在陕西不能立足，率残部过黄河投奔阎锡山，该部被编为一个团，商震被任命为团长。1917年7月商震奉命率部参加平定张勋复辟后，晋军扩为四个混成旅，商被任命为第四混成旅旅长。此时阎锡山接受段祺瑞的要求派商震率所部援湘，结果全旅溃败。商震回晋后，奉命主管兵工生产，对山西近代工业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1918年，陕西郭坚部进入山西，阎锡山先令晋南镇守使张培梅为总指挥率部迎击，又派商震为副总指挥增援，在吉县以西马斗关黄河滩上歼灭郭部数百人。同年7月，冯国璋任命商震为山西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1924年1月，商震被任命为山西省暂编第一师师长。同年冬，河南樊钟秀军突攻山西，破晋东南峻极关，围攻辽城，太原震动。商震奉阎锡山之命率部迎击，将樊军击退。经此一战，商震在山西军队中声名鹊起。1925年10月16日，直系浙督孙传芳通电反对奉系向东南各省扩张，吴佩孚19日通电响应。年底国民军冯玉祥部向山西进攻，晋北十三县除大同、天镇外皆失守。阎锡山命商震指挥晋军防守雁门关山岳地带。不久，吴佩孚转与奉张联合，共同反对国民军。1926年8月国民军从南口败退后，商率部挺进绥远，被阎锡山委为绥远特区都统兼北方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收编韩复榘、石友三两个师。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重振旗鼓，在商震的默许下，韩复榘、石友三两个师重返西北军。

1927年，山西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阎锡山的部队改为第三集团军，全面进攻奉军，曾由商震代第三集团军总司令。7月9日，商震任第一军团军团长，9月兼任第三集团军左路军总指挥。1928年1月，在偏关附近击溃奉军郑泽生部。1928年4月，蒋、冯、阎、桂联合北伐奉军，商震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兼左路军总指挥，率晋军向黑石关出击，先后占领保定和北京、天津，并另派一部由晋北进占察哈尔。6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8月28日阎锡山委商震兼任河北省剿匪司令。10月19日商震被南京国民政府特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1月商震因北伐有功，兼任平津警备副司令，因当时阎锡山驻在太原，商震住在北平，因此商震兼代阎锡山的平津警备司令，并握有指挥平津警备部队的全权。

1929年3月，商震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0月，阎锡山趁国内新军阀间矛盾加剧之际，把有自主倾向的商震调回太原，改任有职无权的山西省政府主席。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对蒋介石挑起中原大战，商震不以为然，态度消极，未被起用，因而阎、冯失败下野后，商震没有受到南京方面的任何议处。1931年1月31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山西省政府，以商震任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2月13日，晋军缩编为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四个军及孙楚的护路军。4月张学良在北平组织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改编山西军队，任命商震兼任第四军军长。6月商震被选任为国民政府委员。

同年7月，石友三举兵进攻东北军，张学良向南京告急。蒋介石一面派刘峙、顾祝同沿京汉线北上援张，一面电示商震出兵石家庄，截击石友三后方。商震秘集所部黄光华、高鸿文两旅，星夜出娘子关截击，石友三叛乱敉平后，商震接管了冀南、豫北一带防地，所部三十二军扩充为三个师，即一三九、一四一、一四二师。以后又将驻邯郸的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及驻大名的骑兵第四师郭希鹏部拨归三十二军建制。

商震以晋省情形复杂、派系各异为由，遂向张学良电辞晋省主席职，并保荐徐永昌继任山西省主席。8月6日，国民政府准免商震山西省主席兼职。9月12日，国民政府给予商震一等宝鼎勋章以示嘉勉。商震从此脱离了晋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于敌手。1932年8月，蒋介石委张学良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商震为北平军分会委员。同年10月，商震被任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1933年2月热河失守，长城各口告急，商震被张学良任为华北第二军团司令，指挥五十七军何柱国部、六十七军杨正治部和三十二军等，防守长城冷口至秦皇岛一带，率所部与日军激战，多次争夺各防守口。3月22日，日军第六师团第三十三旅团进攻冷口，遭三十二军商震部黄光华师的奋勇抗击。4月9日，日军以第六、第八两师团共三万人的兵力猛攻冷口，三十二军虽奋力抵抗，因伤亡甚众，冷口于4月11日失守。不久，山海关以西各口相继被日军控制。5月31日，中日《塘沽协定》签订，商震率部退驻北平南苑。

1933年4月，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英勇抗日，但在南京政府蒋介石的压迫下于同年8月被迫收束军事，方振武、吉鸿昌等少数部队向冀东一带挺进，意欲在长城内外开展游击战争。但在国民党军及日军的围击和飞机轰炸下，伤亡惨重。方、吉被迫到顺义第三十二军商震部洽商解决办法，结果商定该部由商震收编。商密令部下在押解方、吉赴天津途中使方振武、吉鸿昌逃脱，并使抗日同盟军余部千余人在商部暂时栖身避难。

1935年4月3日，国民政府授予商震为二级上将。6月，何应钦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根据日本人的要求撤换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25日任命商震为河北省主席。河北省政府亦被迫由天津迁至保定。6月4日国民政府任命商震为天津警备司令，6月18日又任命商震代天津市长。天津警备司令部的牌子刚挂出，就遭到日本人的抗议，6月22日遂改为津沽保安司令部才算了事。8月19日商震被任为河北省保安司令。11月当选为第五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这时，日本军人曾几次拉商震合作，一些大汉奸也向商游说，均被拒绝。12月8日，商震分电行政院、军委会请辞三十二军军长、冀省府主席、津沽保安司令及冀全省保安司令本兼各职。12日国民政府发表宋哲元任河北省主席，商震为河南省府委员兼主席。1936年1月商震兼任河南省保安司令，所部三十二军仍驻冀南豫北一带。

2月17日，长征到陕西的二万红军东征抗日，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蒋介石命商震率三十二军入晋“剿共”，商震借口与阎锡山不能合作婉拒。蒋介石乃改派陈诚为总指挥，并调三十二军两个师(一四一、一四二)入晋归陈诚指挥“剿共”，商震难以拒绝。在两师出发前，商震在石家庄召集团以上军官讲话，要大家保存实力。故入晋后，并未与红军有大接触，虽避免作战，竟有二三百人携械投入红军。红军西撤后，商震的部队又回到冀南、豫北一带。1937年6月整编东北军时，商震任豫、皖、苏三省军事整编委员会委员。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商震被免去河南省主席，于10月2日就任第一战区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仍兼三十二军军长，接替刘峙担负平汉线北段抵抗日军的战斗。商部曾参加正定保卫战，因力不能支，节节败退，撤退到黄河南岸沿河布防。1938年，第二十集团军调归第九战区指挥，下辖第三十二、十八、二十九和七十四军，参加了武汉会战。同年底，商震奉命率三十二军调长沙，不久又调南昌担任南浔线防务。1939年3月1日，商震被蒋介石升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辅佐薛岳，仍兼二十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五十四、五十三、三十七军和第二军，曾参加第一、二次长沙会战。

1939年10月，商震被调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1940年2月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驻在衡阳，商震仍兼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五十三军和第八十七军，担任湘江以西至湖北公安沿洞庭湖一线的防务。此后商震被调往重庆，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1941年1月，中英军事同盟成立，中国组织缅、印、马军事代表团，以商震为团长，赴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和印度进行军事考察。10月，商震又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局长。1943年商震以高级随员资格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1944年3月17日，蒋介石派商震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5月31日，谒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并介绍中国军事形势，曾参加敦巴顿橡树林会议。1945年9月初，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17日即改任国民政府参军长。1946年1月，商震兼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1946年10月，商回国任蒋介石的副官长。1947年5月，商震改任盟国共同管理日本委员会中国方面代表及大使级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并于10日抵达东京。

1949年5月，商震因不满蒋介石的统治，看到蒋介石政府大势已去，遂辞去驻日代表团团长职务退休，留居日本。蒋介石曾多次拉他去台湾，他都拒绝了。特别是70年代以来，商震更加向往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盼望祖国统一。

1972年，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一些留日中国人纷纷加入日本国籍，但商震表示“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人”，决不改变国籍。1974年和1975年，商震先后两次回国参观访问，多次受到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亲切接见和宴请，这使商震深受感动。他在病重期间，还念念不忘祖国，心向北京，希望病好以后再次回国。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日本东京病逝。他的夫人安田作子及亲属将他的骨灰送回国内，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实现他叶落归根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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