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里斯·维克多·沙逊(Ellice Victor Sassoon)，生于1881年，英籍犹太人，英国海外财阀沙逊家族的后裔，世袭准男爵士。是个跛子，绰号“跷脚沙逊”。维克多的祖父大卫·沙逊(David Sassoon)为老沙逊洋行(David Sassoon & Co.Ltd)的创办人。维克多的父亲爱里斯·大卫·沙逊(Ellice David Sassoon)，简称E.D.沙逊，是老沙逊的第二个儿子。E.D.沙逊后来脱离了老沙逊的商号，在印度孟买另外创设了新沙逊洋行总行(E.D.Sassoon，Sons & Co.Ltd.)，并且以后陆续在香港、上海等地开设分行，新沙逊洋行总行和分行是E.D.沙逊和长子爱德华、次子维克多父子三人开设的商号，经营的业务和老沙逊洋行一样，以印度鸦片和印度棉纱为主。

1918年维克多在印度孟买接管新沙逊洋行。1921年新沙逊洋行在印度孟买的商号进行改组扩大为沙逊有限公司，成为E.D.沙逊财阀的中心。

沙逊家族从维克多的祖父和父亲起，就从印度将大量的鸦片装载上英国轮船一直开进黄浦江，时间持续远在鸦片战争以前，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经营鸦片的品种、数量和价值都具有相当大的规模，沙逊家族就是以贩卖鸦片而发家致富的大鸦片商。

1923年，爱里斯·维克多·沙逊第一次来到上海，他看到这块冒险家的乐园——具有大量掠夺财富的有利条件，于是决定以新沙逊洋行上海分行为立足点，亲自指挥人马在上海大干一场。同年，上海安利洋行(Arnhold Brothers’Co.)的股东英籍德国犹太人阿诺特(Hary Arnhold)无意中在轮船甲板上和维克多相遇。阿诺特经营的安利洋行在1920年2月至12月间上海发生的所谓“九先令风潮”中，因外汇汇率剧烈波动受到很大损失，它的大部分资金几乎都丧失殆尽，安利洋行濒于破产。阿诺特迫切需要资助以摆脱困境。对维克多来说，阿诺特虽处困境，但他是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的总董，而且安利洋行内有着很多著名的买办经营着许多企业，这对维克多在拓展事业上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二人交谈之下，一拍而合。阿诺特以安利洋行在上海、香港、汉口和天津的庄口房地产作为担保。1923年3月27日，安利洋行接受新沙逊洋行资金的援助而改组，维克多担任安利洋行的董事，一切经济由他做后盾。此后数年间，新沙逊洋行对安利洋行的贷款多达一千多万两，至1935年5月，安利洋行正式让渡新沙逊公司作为总管理处，至此，维克多就掌握了安利洋行的实权。安利洋行原来经营的子公司有：英商中国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资本一百万两;英商祥泰木行有限公司，资本五十万两;镕瑞机器造船公司，资本五百万两;英商耶松有限公司老船坞，资本二百七十八万两;扬子银公司，资本二千万两;中国钢车制造有限公司，资本一百万两;上海啤酒公司，资本二百万两。以上各子公司资本共约三千三百万两，换算“法币”约为四千六百万元。当阿诺特兄弟在和维克多最后分手时，仅从维克多那里获得一百多万元的补偿。维克多投资经营的企业，计有造船、锅炉制造、船坞、铁道和桥梁建设、金融、公用事业、酿造、地产、水陆运输、保险、饮料制造等，在华占有重要地位。在各个子公司中，维克多都安排得力心腹人员掌握着实权，而维克多本人则是新沙逊财阀的总头目。

维克多曾于1930年创立沙逊银行，总资产约为五百万英镑，到1935年乃增至七百八十万英镑，行址设在沙逊大厦内，自任总裁。该行是沙逊财阀从新沙逊洋行到所属于公司金融和财务的内部总账房和往来开户银行。沙逊银行在上海外汇市场上具有重要的支配力，成为当时金融界人士瞩目的中心。该行还利用当时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定和美国提高白银价格等情况进行金融投机，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利润。1935年底有人推算，新沙逊财阀全部资金“约达三十一至五十亿元左右”。自从维克多掌权以后，他在中国所获得的财富与怡和、太古不相上下，甚至于超过了他们。

维克多在上海的主要财产，是购置大量的土地和房产。据估计当时旧上海二十八幢十层以上的大楼中，他一人就曾占有六幢，并拥有大小房屋一千九百多幢，占地六百多亩。如1928年建成的位于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维克多于同年6月依照香港政府的公司法，将大厦的一部分开设华懋饭店，资本五百万两，饭店内布置得富丽堂皇，房间备有各国式样摆设，招徕一批洋行的大班买办和达官豪绅的捧场。而维克多自己则占用华懋饭店最高层金字塔尖顶下的一整套大房间。1930年，维克多又先后将上海苏州河畔的宝康里翻建为河滨大楼，福州路的福华里翻建为都城饭店，在都城饭店对面又盖起了汉弥登大厦。在上海主要几条热闹的马路，到处都有他的产业，如十三层楼(今锦江饭店)、十八层楼(今茂名公寓)等都是他的产业。

维克多在经营房地产方面有着多种办法，如接受客户的房地产抵押，采用高利息和累进利率，当客户到期无力归还押款，地产即归沙逊所有。再如出租土地给人家造屋，不但索取高额地租，且规定造屋式样，当使用期满，土地房屋悉数无偿归维克多所有。又如对一些旧式里弄房屋，维克多投保巨额火险，一旦房屋发生火灾，他可从保险公司获得巨额赔款。

维克多还通过当时任英租界工部局总董阿诺特的关系，预先知道当时租界的城市建设规划，就用低价大量购置将来要开辟为主要马路的周围土地，等马路铺成，商店次第建立，地价就会直线上涨。他还和国民党官僚合办大中实业公司，就在1934年一年里，他就通过这家公司从徐家汇、青浦等地用低价买进了大量地产。

维克多经营的房地产业务，是经过他设立的专门管理机构去完成的。1925年，他成立了远东营业公司，资本一千万两，经营地产交易和金融投资事业;1926年12月更设立华懋地产公司，资本五百万两，经营地产交易和金融事业。1930年7月又创立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向香港政府注册，作为买卖地产和从事金融投资的公司。此外，还设立了上海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三新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中和地产公司等，这些专业的子公司为他在上海房地产的投机和操纵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维克多利用这些公司的名义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十八层楼大厦就是由华懋地产公司发行的债券来建造的。同时，维克多又利用这些名义上各自独立的子公司，操纵地产市场。在各个子公司之间，卖出买进，哄抬房地产市价。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时，恰当美国提高银价，上海发生信用恐慌，地产业处于萎缩不振的时候，维克多竟然提议发行一亿元地产证券用以兼并，这一个举动，不仅轰动了上海，也轰动了伦敦地产界。

爱里斯·维克多·沙逊不仅和上海租界当局关系密切，而且和国民党官僚中的上层人物间的关系也很密切。如1934年，他花了七千多两银子购买了一辆新型的小轿车，他一面在租界上申请了一张“1111”号码的车照，一面向上海市“公用局”申请一张在中国地界行驶的“2222”车照，但是这张号码的车照早为中国某富商捐用，维克多派人和对方谈判，愿出高价从他手中挖过来而未得逞。维克多亲自写信给上海市长吴铁城指定要这张车照，吴铁城接信后唯恐“公用局”办事不力，竟亲自下令吊销这张号码的车照，把它转给维克多使用。在中国各派军阀混战期间，维克多曾将欧洲战场上剩余的军用物资，以高价贩卖给中国军阀，让他们用以争夺地盘，荼毒人民，而他却从中获取暴利。今四川中路延安东路口20号这幢大厦，过去就陈列过安利洋行的飞机样品，当时奉天、四川等地的军阀都曾到这里来购买军火。以后国民党政府购买飞机零件和军火，很多笔交易也在这里谈判成交的。1934年，宋子文还亲自到安利洋行去为“上海海关缉私营”购买步枪等军火，他和宋子文关系密切，经常通过当时的“上海海关监督”唐海安和宋联络。1934年，中国银行准备在上海外滩一侧建造一座远东最高的三十四层的银行大厦，但是维克多·沙逊强横地要求中国银行让步，不能建造超过隔邻沙逊大厦的高度，结果中行当局竟然屈从这一无理要求，只造了十六层，高度比沙逊大厦的金字塔尖顶低三十多厘米。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维克多在上海的有关各项企业由于当时上海租界畸形发展而获得了相当的厚利，但他也察觉到这种繁荣后面的危机。此后，维克多为了保持E.D.沙逊财阀在中国的财产寻找安全出路。1939年7月，他第一次去美国，劝说美国为了对付日本，有确立英美对日共同作战的必要。1940年12月，维克多再次去美国发表谈话，阐明日本国内经济的危殆状况，强调美国对日本抑制力的影响，并且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出军队。以后维克多又三度赴美，一方面是活动借款及促使英美对国民党的援助积极化，同时为了保持沙逊家族的财产安全，着手把一部分财产转移到美国。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局面已由美国替代了战前的英国势力，其后他看到国民党统治集团在解放战争中节节失利，便把房地产的投机转移到外汇投机上去，加紧和国民党官僚资本相勾结，幕后操纵外汇买卖，抽逃在华资金，套购外汇，抛售在上海的房地产并在国外收款成交，将新沙逊洋行总行迁至巴哈马群岛的首府拿骚(Nassau)。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除了未及卖掉的土地和房屋外，大部分可以转移的资金都已被他提前转移。

爱里斯·维克多·沙逊1961年卒于巴哈马群岛的拿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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