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千里，曾用名仲渊、重远。祖籍江苏苏州，1901年6月12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生于上海。祖辈曾是商业资本家，但他出生时家境已经破落，1908年丧父。因家庭贫困，小学还未读完就被送到上海大丰棉布批发字号当学徒^[1]。由于他学习刻苦，办事认真，深得老板器重，过了两年多就升任职员，再过两年多又代理账房，升任清账房^[2]。他勤奋好学，空闲时间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并在青年会办的夜校补习英文，过着攻读生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深受新思想的影响，被上海复旦大学师生创办的《平民》周刊所介绍的合作主义思想吸引，认为“合作”一股一权，公平合理，是改造现有经济制度的好办法。在《平民》周刊的影响下，他撰写和翻译了不少宣传合作主义的文章。据《沙千里自传》中说，上海《时事新报》的《合作》副刊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在北伐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他的思想也有很大的进步，积极参加国民革命。虽然当时上海的军阀李宝章疯狂镇压国民革命，残害革命青年，但沙千里毫无畏惧，积极从事国民党的秘密工作，成为一名国民党的党员。当时他十分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赞赏其中的民生主义学说。他曾引孙中山民生主义关于分配社会化一节来论证社会分配“可以不必由商人分配，可以由社会组织团体来分配，或者是由政府来分配货物”^[3]，以说明他的合作主义和民生主义学说的一致性。

大约1925年秋天，沙千里以同等学力考进了上海法政大学，次年秋转学到上海法科大学。1929年秋毕业于法科大学法律系本科^[4]，1931年开始从事律师职业^[5]。在法科大学读书时，正值革命低潮时期，他在英文补习班教员许德良(共产党员)的影响下，与几位同学集资创办刊物《青年之友》。该刊物的宗旨是“指示青年修养，努力改造社会”，要求青年对社会负起责任来，不要随波逐流，趋炎附势，更不要自暴自弃，意志消沉，丧失斗志。1928年春节过后，沙千里参加青年之友社成立会，被推举为该社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又担任《青年之友》的主编。《青年之友》周刊内容充实，形式活泼，切中时弊，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逐渐增多，最多时曾达五千多份，在上海几乎每所中学都有分销处，外地也有发行，远至南洋各地也有其读者。由于《青年之友》的读者越来越多，在青年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1930年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和特务的破坏下，被迫宣布停刊。

《青年之友》停刊后，青年之友社并未解散，其骨干核心分子仍定期活动，他们改变斗争方式，把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努力争取广大青年，团结斗争。1930年12月，在青年之友社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蚂蚁社”(简称“蚁社”)。他们以蚂蚁自诩，蚂蚁虽小，但能团结，能为共同的利益战斗，一只蚂蚁力量小，但一群蚂蚁力量就大了。他们要向蚂蚁学习，以蚂蚁精神互相鼓励。蚁社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从事文化运动”。实际上其骨干分子中有共产党员在起作用，并有较明确的政治目的。“九一八”事变后，蚁社立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号召大家向蚂蚁学习，为祖国独立与民族解放不惜牺牲自己与敌人进行拼死的斗争。蚁社逐渐发展成为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个著名的群众团体。沙千里在蚁社中有较高的威信，被历届蚁社社友大会推选为执行委员和社友部部长。在此期间，沙千里参加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他除了参加社团政治活动外，其本职工作仍是律师，并且是上海律师公会的成员。他在受理案件时，认真负责，特别是对贫苦老百姓尽力给予帮助，因此在社会上和同业中有很好的声誉。

“九一八”事变后，沙千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日本进一步向华北进攻，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沙千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10月，他在蚁社中“苏联之友”小组的支持下，创办了《生活知识》半月刊，以不露痕迹的方式，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成为当时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一个宣传阵地。12月9日，北平爆发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上海和其他省市的抗日救亡组织纷纷建立起来。最先是上海妇女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学生救国会、电影界救国会、新闻界救国会等组织也相继成立。沙千里参与组织成立上海职业界救国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分工负责总务部工作^[6]。随后又作为职业界救国会代表参加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被选为执行委员。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沙千里作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参加大会，并被选举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大会决定创办《救亡情报》为“救国会”机关报，沙千里担任编委。7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二中全会，“救国会”派沙千里和沈钧儒等五人为代表前往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立即实行各党派合作，对日宣战，释放政治犯，开放民众抗日运动，保证救国自由。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救国会”在上海举行声势浩大的纪念大会，把纪念大会变成为一次宣传抗日救国的大会。沙千里与沈钧儒等人在会上发表演讲，呼吁全国各界、各党派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救国会”努力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得到全国各界爱国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却成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障碍。于是，“救国会”领导人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1936年11月，沙千里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七位救国会领导人先后被捕，并解往苏州关押审讯，造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七位救国会领袖在法庭和监狱中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坚贞不屈的英勇斗争。沙千里在狱中进行斗争的同时，还依旧勤奋读书写作，锻炼身体，每天记日记不间断。后来出版的《七人之狱》一书就是“七君子”在狱中进行斗争的纪实。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和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不得不对“七君子”“停止羁押，具保释放”。7月31日，在雄壮的军乐声、欢呼声、爆竹声、口号声和救亡歌曲声中，沙千里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光荣出狱。他们的爱国和斗争精神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敬仰。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抗日运动的范围更加广泛，上海各界救国会改名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也改名为“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沙千里回到上海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他担任“职协”的常务理事兼秘书长^[7]。“职协”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从事战地服务，救护伤员，慰问伤员，救济难民，筹募慰劳物品与慰劳金，编印宣传刊物，培训救亡干部等等活动。他还担任《救亡周刊》主编和《国民》周刊编委。

上海和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救亡协会的干部也先后到达武汉。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上海蚁社的一部分领导力量联络当地爱国青年，成立了以沈钧儒和沙千里为首的武汉蚁社。在武汉，蚁社得到迅速的发展，很快发展到四五百人，蚁社参加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许多活动，成为武汉地区较有影响的革命团体之一。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沙千里带领爱国青年积极支援前线抗战，参加文化界慰劳前线战士的活动，以及积极开展文化活动。1938年，他在武汉经杨修范、袁清伟的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夕，沙千里与救国会的部分领导人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在重庆，他参加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担任协会的推进组组长及主持《工业合作》月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和斯诺(Edgar Snow)创办，得到周恩来和宋庆龄的支持。它主张用生产合作的方式组织三万个工业合作社，以发展中国工业，建立起经济的国防线，抵御日本的经济侵略。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该会开设了西北、东南、西南和川康四区的办事处。到1940年10月，“工合”已建立起两千三百多个小工厂，遍布十六个省，从内地到敌后，到处都有“工合”的小工厂^[8]。“工合”发展迅速，成绩巨大，国民党想把功劳归于自己，便派人打入“工合”总部，分化和打击“工合”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甚至诬陷沙千里等人领导暴动，以此打击和迫害国际友人艾黎，清洗进步的爱国青年，从而达到由国民党CC系分子来控制“工合”的目的。沙千里在“工合”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便不得不退出“工合”。

在重庆期间，沙千里与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关系密切，经常往来，他经常替沈老代劳为国民参政会及各界爱国组织的事务而四处奔走^[9]。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加紧迫害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邹韬奋被迫流亡香港。在重庆的一些抗日党派负责人，为争取实现民主政治和时局好转，1942年沙千里与沈钧儒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为进一步推进民主宪政运动，扩大社会基础，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大量吸收无党派的个人盟员参加。10月，民盟发表了《抗日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一文，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在这期间，沙千里汇编出版了国民政府公布的战时重要法律，以便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依据。此外，沙千里等人发起组织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团结工商界的进步人士共同坚持抗战，促进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抗战胜利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邀请抵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在谈判前中共领导人曾与沈钧儒、沙千里等人晤面，征求对谈判的意见，听到许多积极的建议。1946年7月，国民党一面扩大内战，一面加紧对民主人士的迫害和镇压。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沙千里与沈钧儒、王造时、沈志远、徐伯昕、胡子婴等救国会领导人在上海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致电向云南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凶手，以谢国人。同时在上海举行隆重的追悼会，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当局镇压民众运动的罪行。同年11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后，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民盟立刻发表声明，抵制和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沙千里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指出国民党一党召开的国民大会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因而也是非法的。解放战争时期，沙千里参与组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动民主运动，并以律师身份为受国民党迫害的进步人士辩护。

在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濒临灭亡，因此国民党当局加紧对中共和民主党派的镇压和摧残。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并对民盟成员进行迫害。沙千里陪同沈钧儒等人于11月下旬秘密离开上海，转移到香港。1948年1月5日至19日，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民盟恢复活动，确定反蒋、反美和反专制的政治纲领，彻底抛弃中间路线，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沙千里作为沈钧儒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对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起了重要的作用。9月，沙千里陪同沈钧儒离开香港，北上到东北解放区，以民盟和人民救国会的名义进行活动。北平和平解放后，沙千里于1949年2月25日同沈钧儒等人一起进入北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参加接管上海市的工作，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副秘书长兼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组长。9月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代表救国会在大会上发言。他高度赞扬新政协的召开，是“中国人民自己当家做国家主人的一个人民新世纪的开端”^[10]。在会上沙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沙千里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为克服国家财政经济困难，稳定金融物价，合理调整工商业，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充分调动私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关怀下，沙千里从1951年底开始筹备组织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1953年11月，全国工商联正式成立，他被选为秘书长。后来担任全国工商联第二、三、四届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的成立，对于推动私营工商业者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3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沙千里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他又被任命为国务院粮食部部长。沙千里还担任过全国政协第五届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等职务。

1982年4月26日，沙千里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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