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忠枢，字斗瞻，安徽合肥人，生于1867年(清同治六年)，举人出身。早年入李鸿章幕府，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北洋军械总文案。在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失势之后，阮忠枢又结识了袁世凯。袁世凯致其兄袁世敦函中说：“正在侘傺无聊之时，忽遇契友阮斗瞻(忠枢)愿作曹邱生，劝弟投其居停李总管(莲英)门下，得其承介晋谒荣中堂。”^[1]从函中可知，阮忠枢与袁世凯相识很早，在袁世凯未发迹前两人即已成为“契友”，而且袁世凯之投靠太监总管李莲英和军机大臣荣禄，都是由阮忠枢介绍的。荣禄是慈禧太后的宠臣，他为人识见不高，好恭维，爱金钱。袁世凯抓住荣禄的这个弱点大下工夫，终于赢得荣禄的信任。由于荣禄的极力推荐，袁世凯得以于1895年赴天津小站主持编练新军，这是袁发迹的起点。

从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起，阮忠枢就一直是袁的机要文案幕僚。袁的机要文案幕僚甚多，前后不下数十人，但以阮忠枢“笔利而快”^[2]，拟稿“最当袁意”^[3]。袁世凯上朝廷的奏折，大都出自阮忠枢的手笔，甚至朝廷的不少谕旨，也由阮忠枢起草，可见其文笔之出色。阮忠枢是跟随袁世凯时间最长、资格最老的机要文案幕僚。有人描述阮氏与袁世凯的关系说：“阮内史长与袁氏为老友，而能承顺袁之意旨，而谨慎缜密，有口不言温室树之概。每有事，辄先延内史长入，密语良久，然后更及十三太保。虽以梁财神之倚重，杨杏城之尊信，不及内史长之昵如家人也。”^[4]

作为文案幕僚，阮忠枢“有芙蓉癖，喜作麻雀牌，日以继夜，皆于牌桌及烟榻上饮食，倦则自以腰带捆于椅背上。项城有要公，需彼属稿，时时不见，命材官四寻，则已入勾栏中矣”^[5]。张伯驹为此赋诗云：“倚马才华目一空，蒲卢掷罢卧芙蓉。材官四访无寻处，却在花街柳巷中。”正因为这样，袁世凯后来物色没有不良嗜好的张一麐取代阮忠枢，成为主要文案。袁世凯保荐阮忠枢做过顺天府丞、邮传部侍郎、副大臣等职务。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后，阮忠枢奉命两次到河南彰德敦促袁世凯出山。清廷于1911年10月14日(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颁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所有驻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统率的陆军、海军亦得会同调遣。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以为袁世凯对此条件一定会满意，叫阮忠枢赶快赴彰德去劝驾。阮忠枢到彰德后与袁世凯是如何谈的，已不得而知。但当时已在彰德的杨度和王锡彤均劝袁世凯不要立即应命出山。杨度认为清王朝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即使平定了革命党，也不会有什么好结局。而王锡彤则顾虑袁世凯出山后会有性命之忧。袁克定也赞同他们的意见，力主暂时不要出山。阮忠枢不敌众人之言，结果空跑一趟。于是，袁世凯给清廷上了一个“辞谢”的奏折：“奉上谕：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等因。钦此。闻命之下，惭赧实深。伏念臣世受国恩，愧无报称。我皇上嗣膺实录，复蒙渥沛殊恩，宠荣兼备，徒以养疴乡里，未能自效驰驱，捧读诏书，弥增感激。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此是数年宿疾，急切难望痊愈。然气体虽见衰颓，精神尚未昏瞀。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间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就痊，而究是表证，施治较旧恙为易。现既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治，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6]袁世凯的这个奏折很可能是阮忠枢的手笔。

袁世凯借机要挟清廷赋予他更大的权力。清廷被迫一一满足袁的条件，阮忠枢又带着隆裕皇太后的懿旨第二次来彰德劝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才于10月31日离开彰德南下，指挥清军镇压革命军。

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世凯窃夺，袁世凯成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民国成立后，阮忠枢的本事却用不上了，他成为过时的人物。唐在礼说：“袁世凯在天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所有奏折和重要公事几乎完全出于阮的手笔。阮在当时是个比较老实稳妥的人，他有意退位，避免自己揽权作威。他这样做，赢得了左右上下的人缘，再加上所有要政他全参与，多少年来一直如此，因之在僚属中威望很高。到民国成立以后，公文程式为之一变，新辞、时议皆非阮之所长，他就在不知不觉中很快地坐冷板凳，几乎什么事袁都不请他参加。”^[7]

阮忠枢虽然不再司机要文案，但袁世凯又派给他一项新的任务，那就是派他去徐州联络张勋。辫子军统帅张勋思想顽固，反对共和、反对民国，他不是袁世凯的嫡系，辛亥革命后他驻兵徐州、泰安一线，对袁世凯并不忠心耿耿，袁世凯对他放心不下。阮忠枢与张勋是拜把的兄弟，袁世凯即利用此层关系，屡遣阮忠枢等与张勋有关系的人前往泰安联络感情，并“观少轩对彼之项背”^[8]。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一书说：“(张)勋，赣人，迷信神怪，岁延天师往泰安，建醮施法。阮斗瞻诸人往说勋者，皆尊为唐淮南节使高骈以誉之。高骈好道，勋实替人，从好之方，无微不至。斗瞻与勋最相得，项城令阮月必一至泰安，三年不改。于晦若与袁书，所谓‘可怜跑死阮忠枢’是也。勋纵情声色，大有淮上旧帅刘泽清诸人之风。斗瞻征逐其间，欲移其向。一日广宴张乐，淮海名娼，环列如肉屏风。张、阮抡猜狂叫，为长夜达旦之饮。阮葆头濯酒，据地作狮子舞。群妓□握短发，飞蓬刺天。张顾而乐之曰：‘斗瞻头毛，真可谓狮子盘绣球矣，仆病未能也。’斗瞻乘机持利刀一柄曰：‘大师亦欲为此乎?’佯执其辫。少轩震怒，剪未下而批其两颊，斗瞻弃剪，滚地大吐。左右曰：‘阮内史监大醉矣。’扶入长卧。翌日谒少轩谢罪，实则斗瞻欲藉此一醉，观少轩复辟之志坚定与否，为他日游说也。”^[9]

1913年7月，张勋攻下南京后，袁世凯任命张勋为江苏都督。但江苏为东南重地，袁对之很不放心，不久即以日本反对为借口将其调开，另调嫡系大将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军阀最讲利害，在张勋看来，袁世凯将其调离江苏，无疑是不信任他，是他的奇耻大辱。袁世凯为了让张勋顺利交接，想了不少办法，除了亲自写信解释外，又派阮忠枢前往南京见张勋，当面解释并劝说。阮忠枢回到北京后，于1913年12月1日致函张勋，解释袁世凯迫于日本外交压力不得不调动张勋的苦衷，信中说：“无如外部日前复呈阅日使所受该政府之训令，日使昨复向我政府催诘，极峰复召弟面对，深膑太息，欷歔不胜，明知日人之刁难，系由于我乱党之怂恿，其宗旨仍不外乎‘离间’二字，而当此有强权无公理时代，又不得不委曲求全。既虑以此来外人之责言，又虑因此损我公之感情，大有双方作难，无可如何之情状，而微窥其意，颇似怪弟不能将此等困难之情形代白诸左右者，爰亲致公长函一通，亦可谓详哉!言之披肝鬲而见情愫矣。今弟请为公一言决之曰：公之去留，亦视极峰之疑信如何耳!如果功高见嫉，极峰有疑忌之意，则我公自宜明哲保身，翩然远引，所谓君子见几，不俟终日者也。今极峰尚无疑忌之意，而且有信任眷恋固结不舍之情，则公又何妨曲谅其为难，而姑为之抑志以迁就哉!天下事有情所万不能堪，而势出必不得已者，此类是也。然似此之委曲迁就，亦非为一身计也，仍所以为极峰，为中国而已。不识我公以为何如?尚其深思而察纳之!幸甚!盼甚!”^[10]

阮忠枢回到北京与袁世凯商量后，又决定派张小松持袁世凯、阮忠枢的亲笔函前往南京面见张勋，传达袁、阮的意见，并敦劝张勋接受新的任命。不久，张勋复函阮忠枢，声称：“兄受大总统知遇，虽糜顶捐踵，无所足惜。然既见逼于外人，而无转圜之余地，兄又岂能贪恋高位而贻君父以无穷之忧也。已矣!兄已检点一切，一俟奉命，即行解甲归田，望以此情陈之于总统之前，并陈明俟兄卸任后，再当趋侍左右，以觐颜色而遂瞻依。”^[11]张勋对袁世凯调动江苏都督职务极端不满，始终以“解甲归田”相要挟。袁世凯也不得不耐住性子，动员徐世昌、阮忠枢等与张勋函电往返，磋商调职条件。在袁世凯满足了所有的条件后，张勋才遵令移交江苏都督于冯国璋。

阮忠枢时常奔走于北京与张勋军营之间，不计辛劳，人称阮忠枢为袁世凯的“神行太保”。文人包天笑还在上海《时报》上发表过《阮忠枢之脚》的文章^[12]。刘成禺赋诗云：“将军跋扈慕高骈，金帛游谈佐绮筵。忙煞当年阮司马，移书淮上走年年。”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宣布废除国务院，于大总统府设立政事堂，政事堂首领称国务卿。原国务院秘书厅改称内史监，阮忠枢任内史监内史长。这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第一步。内史监除内史长阮忠枢，还有内史二十二人：沈祖宪(吕生)、闵尔昌(葆之)、吴闿生(辟疆)、王式通(书衡)、夏寿田(午诒)、郑沅(叔进)、陈燕昌(友白)、董士佐(冰鹊)、张星炳(叙墀)、沈兆祉(小沂)、王寿彭(次篯)、刘春霖(润琴)、杨度(晳子)、刘燕翼(襄孙)、张国淦(乾若)、谢煊(仲琴)、吴膠(康伯)、王振尧(古愚)、高景祺(养祉)、马吉樟(积生)、杨景震(介卿)、孟以铭(鼎臣)。

据说，在准备称帝时，袁世凯担心章太炎以文字搅乱了他的帝王美梦，阴谋杀害章太炎。阮忠枢极力谏阻，他对袁世凯说：“武则天读骆宾王之檄文，犹许为人才;燕王受方孝孺的口诛，尚欲其不死;太炎的文章学术，不可多得，无罪而加戮，公的智谋，岂不逊于武则天、燕王吗?”^[13]听了阮忠枢的一番话，袁氏为之动容，才放弃了杀害章太炎的恶念。

洪宪帝制开始后，阮忠枢的主要任务除了继续联络张勋，又多了一个联络拉拢冯国璋的任务，显得比以前更加忙碌。因为袁要称帝，最不放心的就是张勋和冯国璋这两个资格老而且握有重兵的大将，需要阮忠枢时时宣达袁的意旨，沟通他们与袁世凯之间的感情。但张勋、冯国璋态度暧昧，袁世凯派阮忠枢反复陈说，最后，阮忠枢对张、冯二人表示：“不必明白赞成，亦不必正当反对。”^[14]

在洪宪帝制中，江苏将军冯国璋的态度最为微妙，阮忠枢曾经两次前往南京面见冯国璋。在云南护国军起义的前后，冯国璋与梁启超及中华革命党的领导人暗通款曲，这种情形让袁世凯担忧。为了疏通冯国璋，袁世凯决定再次派阮忠枢前去。阮忠枢最后一次替袁世凯下江南，仍然住在冯国璋将军公署的西花园，冯国璋常常陪着阮忠枢一榻横陈，一灯相对，抽鸦片打发时光。阮忠枢在南京住了几天，回到北京时，冯国璋依然坚持要袁世凯“敝屣尊荣”，也就是要袁世凯不要恋栈，快快下台。

不久，阮忠枢又给冯国璋打来电报，大意说假如袁下野以后，西南方面还有进一步的要求，那该怎样应付，希望冯在这一点上预为筹划。阮电报中所说的西南方面“进一步的要求”，便是当时甚嚣尘上的一种呼声，也是袁世凯最害怕的，那就是把洪宪帝制的罪魁祸首交付国民裁判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对于阮忠枢的这个电报，冯国璋复电倒也干脆，他表示袁如果肯下野，就决不容许任何人再对袁追究责任。假使有人要这么做，他就一定要“唯力是视，与之周旋”，并且他一定要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担保袁的生命财产的安全^[15]。在这个问题上，冯国璋总算给了袁世凯一个很大的面子。

但袁世凯口是心非，只是说下野，实际上赖着不动，还想挣扎观望。于是，冯国璋于1916年5月上旬发起召开南京会议。袁世凯很清楚：“此次南京会议，明为北方势力，实不啻由予手中攘夺大柄。”袁一面指派蒋雁行就近监视南京会议，一面派阮忠枢前往徐州，策动张勋出来破坏南京会议。阮忠枢写信给张勋传授机宜：“(一)拟请尊处商同丹帅(指倪嗣冲——笔者注)迅约各省同志代表汇集徐州，结成团体，预备各种抵制宁垣之法。(二)各省长官与尊处暨丹帅向表同情者，而其所派代表巧弄唇舌，当场捣乱。拟请尊处与丹帅迅电该省长官，诘其是否与之同意;如非同意，即电请其撤回原代表，另派新代表。(三)尊处与丹帅可以长江巡阅使、副使名义，另行召集沿江各省军官代表成一团体，发表宗旨。(四)无论用何方法，凡由尊处与丹帅召集各省代表结成团体后，即可联盟签约，推其中一两人为盟长、副盟长，专以挽留元首勿遽退位为唯一之根本主旨。(五)联盟签约后，即可正式报明中央政府，并通电宣告各省，谓联盟者已主张一致，不得再有磋商之余地。有异议者，当公同以强硬之手段对待(如梁启超在广东开会，经龙子澄部下胡令宣一骂而逃，彼辈固非不惧强硬者也。)。(六)元首即允退位，联盟各省当正式发表意见，以大义相责。苟继任未得适当之人，与善后种种办法未经确定以前，不敢遽听轻言高蹈^[16]。

在阮忠枢的挑动下，张勋与倪嗣冲发起徐州会议以抵制冯国璋主持的南京会议，阮忠枢并为徐州会议拟定了办法，他要求张勋：“如各代表一致赞同，即请嘱各该代表将节略中大要各端及讨论赞同情形分电各长官，俟得复认可后，即拟请尊处会商丹帅，挈同认可之各省文武长官，联衔电致院部及在京政军警各机关，与夫业经号称之独立各省(即以此节略改为通电底稿)。盖专持不退位之说，固属根本上之唯一宗旨，然所以不能退位之理由，与退位后之危险，以及将来自由退位之办法，必须逐层声明，得大多数之同意，方足以昭示天下，而期可折服彼方面之口，且以见此次在徐会议解决之价值(所以通电已独立各省者，并非定要其赞同，但以表示此方面之结合团体系一致如此解决而已)……南京会议既拟设法打消，所有公举东海一层，虽已得各省赞同，请暂缓宣布，且南方各省如何复冯及梁任公是否足以代表彼方面，并允否赴宁?尚不可知，须看下回分解耳。”^[17]

阮忠枢为保其主子袁世凯用尽了心机和心血。然而，袁世凯于6月6日一命呜呼，阮忠枢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力气。但阮忠枢并没有从洪宪帝制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一年后他又参加了张勋复辟活动，并被任命为“邮传部左侍郎”。同年12月，阮忠枢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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