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本姓赵，名平复。笔名除柔石外，还用过赵少雄、赵璜、金桥、刘志清等。浙江宁海县市门头(今并入象山县)人，1902年9月28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生。柔石的家庭前几代都是读书的。到他父亲时，家境衰落，后开一小店，由于苛捐杂税，家境仍很困难，柔石十岁才上小学。

1917年夏天，柔石毕业于宁海县正学小学。同年秋天，到台州浙江省立第六中学上学，因对学校教学不满意，中途退学。1918年暑期，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除努力于学业外，也很留意阅读一些有关苏俄和社会主义的书刊。他在一封家信中曾说：“俄国为实行社会主义之一国，其目的在打破万恶之政府，以谋求世界之大同，改革贫民之经济，以求人道之实现，欲人人安乐，国国太平。”^[1]“五四”运动爆发时，柔石积极响应，在学校和一些青年组织文学小团体“晨光社”，出版刊物，宣传新文学。

1923年夏，柔石在第一师范毕业。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没有继续升学。1924年春至慈溪县普迪小学任教。这时，柔石利用教书之余，开始文艺写作。1925年1月，在宁波自费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疯人》。作品反映争取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思想，表达了作者对旧社会的不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时期的一些社会问题。但是，作品中的人物多数带着伤感和虚幻的情绪，缺少积极上进的精神。作者自己后来也说当《疯人》“装订完毕后，自己就很愿意它立即灭亡，因为发现内容之幼稚和丑陋。那本书，以后我是送给我底开着一家小店的哥哥拆了包货用了”^[2]。1925年春天，柔石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常去听鲁迅的课。当时他的生活颇为艰苦，有时吃不上饭，但仍然很乐观，曾写信给家里说：“虽然没有早餐的钱，也不过一二天，我正可以从这种时候多读几句书”，“读书人更应该从苦中磨炼出来，才能够懂得比书中深一层的道理”^[3]。

由于经济窘困，无力继续在北京学习，柔石应友人的聘请，于1926年3月回到浙江，在镇海中学教书，不久任教务主任。他一边教课，一边从事文艺创作。1929年10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就是这一时期写作的。这本书初稿完成于1926年上半年，正是北伐战争的前夜，打倒军阀、打倒侵略者的革命烈火渐成燎原之势。作者在本书的自序中指出：在本书内所叙述的，是一位落在时代的熔炉中的青年，八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经过。那时，正是段祺瑞在天安门前大屠杀北京学生的时候，我滞留在上海。那时内心的一腔愤懑，真恨得无处可发泄。加之同住在上海的几位朋友，多半失着业，叫着苦。这部小说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作者号召人们为新社会的诞生而努力战斗。这是作者进步思想的一个表现。然而，黑暗社会怎样才能死去，未来的新社会应当是怎样一个社会?对于这些，作者还是朦胧不清的。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了。当时，柔石不顾军阀对学界的镇压，和镇海中学进步师生一起，到群众中去，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号召群众响应北伐。那年秋天，柔石患病咯血，但他还是坚持斗争。后来病势严重，不得不回家养病。在养病期间，他仍然帮助宁海县的青年筹办宁海中学。1927年春天，北伐军到达杭州，浙江全部光复，柔石到宁海中学任教。他和学校几个朋友一起组织“消夏社”，办义务补习班，帮助贫苦青少年学习;又组织“教育储金会”，资助贫寒子弟升学。不久，他担任了宁海县教育局长。当时，教育界的保守势力还是很大的。柔石不顾新旧官僚的威胁和阻挠，致力于全县的教育改革，清除教育界里的保守势力，把全县小学校长和教员作了一次大的调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928年5月，宁海县农民在本县旁亭(今属三门县)举行起义，反对当局统治，宁海中学二三十名师生参加了这次起义。由于当局的镇压，起义不幸失败，宁海中学被解散，一些师生惨遭杀害，柔石也被迫出走上海。

在上海，柔石着手修改他的小说《旧时代之死》。不久，经友人介绍，他认识了鲁迅^[4]。从此直至柔石逝世，他始终和鲁迅在一起，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工作，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柔石是鲁迅的“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5]。1929年初，经鲁迅的推荐，柔石担任过半年之久的《语丝》的编辑。

1928年秋天，柔石在鲁迅的帮助下，和殷夫、胡也频等爱好文艺的青年组织了“朝花社”。他们除积极创作外，还着力介绍外国文艺，尤其是当时东欧和北欧的文艺作品。“朝花社”出版了《朝花周刊》(后改为《朝花旬刊》)，附出《艺苑朝华》(画集)。此外还出版了一些书籍，如：《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北欧文艺丛书》、《朝花小集》。在“朝花社”里，柔石是骨干，除写稿译书外，“大部分的稿子杂务都归他做”^[6]。

“朝花社”开始成立时，经费不足，虽有鲁迅的支持，由于刊物销路不大，经费一直困难。后来“朝花社”无法支持下去，不得不于1930年1月宣布结束。柔石在这个时期的作品有中篇小说《二月》和短篇小说集《希望》;译作有《丹麦短篇小说集》和高尔基的《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即《颓唐》)。

《二月》写于1928年夏至1929年底，正是中国革命暂时陷入低潮时期，知识分子队伍发生变化，有一部分人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处在彷徨之中。《二月》通过对青年知识分子萧涧秋寻找生活道路的描写，给当时尚处于彷徨状态的知识分子指出了一个方向：只有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伟大潮流中，把自我这个小小的齿轮与社会革命的大齿轮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鲁迅对这部作品很重视，不仅有详细的口头批评，而且还写了《〈二月〉小引》。

《希望》收集短篇小说二十八篇，均写于1928年8月至1929年7月。作品多数直接取材于劳动人民或生活在底层的人物，反映了他们在苦难中的呻吟，控诉了旧社会对他们的残酷压迫。这是柔石创作转变的一个起点。

1930年1月，柔石创作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发表在1930年3月出版的《萌芽》月刊上。这是柔石政治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作品直接触及到了封建社会中两个对立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揭示了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当局大肆迫害进步作家，查封进步刊物，实行文化“围剿”。为击破文化“围剿”，中共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和国民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柔石积极参加了中共所领导的一系列活动，表现了革命者的坚贞品质。1930年2月15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简称“自由大同盟”)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柔石是发起人之一。大会发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文化和思想政策的宣言。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柔石是筹建者之一，被推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后来任常务委员兼编辑部主任，担任“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的编辑^[7]。同年5月，柔石加入中国共产党^[8]。不久以“左联”代表资格，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筹备会，并向大会宣读了鲁迅等人署名的《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祝词》。6月，写《一个伟大的印象》一文，报道了这次会议的生动情景。

1931年1月17日晚，柔石参加在上海东方旅社召开的党的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告密，同与会者三十余人一起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不久，由租界当局将他们“引渡”给国民政府当局。在狱中，柔石仍然坚持学习德文。2月7日，柔石和其他二十余人在上海龙华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荒野里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

柔石逝世后，鲁迅因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和自己失掉了很好的朋友^[9]，悲愤地写了《柔石小传》和《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来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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