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宗敬(名宗锦)、荣德生(名宗铨)兄弟，江苏无锡人。宗敬生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德生生于1875年8月4日(清光绪元年七月初四)。其父荣熙泰，原在浙江乌镇一家铁冶坊当管账，1883年去广东，次年随候补知府朱仲甫在广东三水县等地厘金局和肇庆府衙门任总账。
 荣氏兄弟幼时入塾读书。宗敬于十四岁时去上海，先后在南市铁锚厂及钱庄当学徒，期满后任职森泰蓉汇划字号，负责无锡、江阴、宜兴三地的汇兑收解。1894年因所在钱庄倒闭而归家。德生亦在十五岁时往上海通顺钱庄当学徒，期满后于1893年随父去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帮理账务。
 1895年，荣熙泰携德生回无锡。1896年与人合伙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资本三千元，荣家出一半，派荣宗敬任经理，德生管正账。不久又设无锡分庄，德生任分庄经理。1898年钱庄由荣家独资经营，并兼营茧行。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华北混乱，粮食减产。荣氏兄弟见面粉北运免税，能获厚利，便与离职回乡的朱仲甫共同发起，在无锡开办保兴面粉厂。共集股三万九千元，荣氏兄弟从广生盈利中提取六千元入股，依靠朱仲甫在官场的活动，得到专利十年。保兴于1902年建成投产，初时仅有法国石磨四部，日出粉三百包，并无大利。次年朱仲甫退出，荣氏兄弟增资至二万四千元，再吸收买办张石君、祝兰舫等人的入股，共五万元，将保兴改组为茂新，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在上海兼任批发经理。
 1905年，荣氏兄弟又与买办荣瑞馨等人合股集资二十七万元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1907年建成。起初振新实权在荣瑞馨手中，后董事会推德生任经理。荣宗敬还向买办张麟魁、荣瑞馨等人合办的裕大祥号投资。1908年该号投机亏损倒闭，宗敬动用广生钱庄资金赔补，致使广生停业。1909年，茂新因受外国面粉竞销的影响，亏损很大，各股东失去信心，纷纷将股出售，荣宗敬以低价买下十四股，增加设备，决心继续经营。
 辛亥革命后，荣德生于1912年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会议，提出扩充纺织业等提案，想依靠北洋政府发展实业。同年，面粉营业好转，荣氏兄弟各出资一万元，与王禹卿等人集股四万元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荣宗敬任总经理。其后两年，以福新盈利开办福新二厂和三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忙于战争，急需粮食，不但外粉在国内市场绝迹，而且国产面粉一度远销欧洲、南洋，荣氏粉厂获得厚利。于是荣氏用企业的盈利和日本银行所借的款项，进一步扩充营业。通过收买兼并，荣氏在无锡建立了茂新二厂，在上海建福新四、六两厂，并在汉口新建福新五厂。振新方面，由于股东间存在矛盾，荣氏遂于1915年退出。次年在上海招股创办申新纱厂，荣宗敬自任总经理。1917年又收买恒昌源纱厂为申新二厂。
 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兴起了抵制日货运动，荣氏趁此时机做继续扩展企业的准备，派人赴欧美订购机器，在无锡建公益铁工厂。并先后在上海、济南等地购置土地，准备建厂。经过几年筹划，在上海建起了福新七厂、八厂，在无锡和济南分建茂新三厂、四厂。荣氏企业经过不断扩充，截至1922年止，面粉厂达到十二个，生产能力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的三分之一左右，被称为“面粉大王”。纱厂四个，拥有纱锭十三万余枚。自有资本一千万余元，二十年中增了二百余倍(但借入资本对自有资本的比例以1923年申新和福新为例，均在百分之一百七八十以上)。荣家企业体系大致形成。1921年成立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于上海，荣宗敬自任总经理，并在苏、浙、皖等省设棉麦采购和纱粉销售机构达十九处。荣氏凭借雄厚实力，操纵纱布、粉麦市场。
 与此同时，荣宗敬当上了华商纱厂联合会副会长。荣德生也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于1918年和1921年先后当选江苏省议员和北洋政府国会议员。
 1922年后，外国资本卷土重来，荣家企业出现亏损。他们兴建大型面粉厂的计划被迫放弃。1922年初，荣宗敬即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以常年一分一厘五的高息，以及用申新一、二两厂全部财产作抵押的苛刻条件，借了三百五十万日金，以应付资金周转困难的状况。为加强竞争，荣德生于1924年在申新三厂实行管理改革，聘用专家和技术人员代替工头管理生产，以及定出一整套现代科学管理的厂规和罚则，提高了生产效能。
 在五卅运动和大规模的抵制外货高潮中，荣家企业扭转了亏损，转为盈利。荣宗敬还在外汇套购中获利，趁机兼并，增设了申新五、六两厂。在抵制外货运动中，荣宗敬发表提倡国货宣言，并在工人、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参加了罢市。但当上海租界当局对上海华商各厂以停电相威胁时，他代表纱厂联合会要求北洋政府设法使电气工人复工，并随虞洽卿等人接受上海租界工部局的条件，迫使电气工人复工以换取工部局电气处供给电力。
 北伐期间，荣宗敬、荣德生对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非常恐惧。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荣宗敬要求白崇禧解除工人武装“以维治安”^[1];荣德生则阻挠申新三厂工人迎接北伐军。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荣宗敬因不愿认购国民政府摊派的库券，被蒋介石下令通缉，并查封其财产。荣宗敬被迫屈服，以后逐渐向国民党政府靠拢。他先后担任了国民政府的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与官僚资本加强联系，在资金、原料、市场等方面取得政府的一些帮助。又得到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支持，以做押款的办法，先后收买东方、三新等纱厂，建立了申新七、八、九厂。1931年，申新发展到九个厂，拥有纱锭四十六万枚。
 此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袭击和国民政府的苛税，加上在投机事业上的亏蚀，总公司负债已达四千余万元，其中向中国、上海两行的借款，占借款总额百分之三十以上，荣家企业面临危机。荣宗敬依靠美麦加工虽然获得一些利益，但远不能抵补亏损。他求助于英、美等国，建议向英国赊购纱锭，还想借用美麦美棉以及分沾国民政府的棉麦大借款，结果一一落空。1932年起，荣德生在申新三厂推行“劳工自治”以提高劳动效率，也未能使经营得到好转。
 到1934年6月，申新资产总值六千八百万元，而负债已逾六千三百万元，以致荣家各厂大部分被抵押。在银行停止放款，债主宣告收取旧欠的危机下，申新搁浅。荣德生去南京向行政院长汪精卫请求发行公司债，得不到切实回答。荣宗敬又向实业部请求救济，实业部长陈公博乘机提出“整理”方案，企图用三百万元将申新攫为国民政府的“国营”企业。荣宗敬致函蒋介石、孔祥熙，指责实业部的整理方案“实有企图宰割之嫌”^[2]，荣德生在无锡联合申新三厂股东和同业，通电反对“整理”申新。这些活动得到吴稚晖出面支持，最后由于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矛盾，才使申新幸免被吞掉。
 1935年，申新七厂借英商汇丰银行的押款到期，无力偿付本息，荣宗敬再向国民政府呼吁援助，仍无效。向汇丰请求转期，汇丰不但不予考虑，竟不顾中国法律，悍然将价值五百万元以上之申新七厂财产，以二百二十五万之低价拍卖给日商。消息传出，上海各界愤英商违法，对申新强烈声援，申新七厂职工更群起护厂，坚决反对。汇丰慑于各方压力，才签了押款转期合同，使申新七厂得以保存。
 1936年上半年，宋子文当上了中国银行董事长，企图利用债权将申新吞为己有。但迫于社会舆论，加之申新与上海银行有债权矛盾，宋的目的未能达到。经过几次波折，荣家企业虽然保存下来，但在资金上不得不依靠中国、上海等银行垫款营运，许多厂的经营管理权亦为中国、上海等银行组成的银团所掌握。在抗战爆发前，荣家各厂奄奄一息，仅勉强维持生产。
 抗日战争爆发后，荣宗敬留驻上海，荣德生则去汉口。荣宗敬为摆脱敌寇的利诱拉拢，避居香港，1938年2月10日在香港病逝。
 荣德生于荣宗敬去世后返回上海，他的子侄们要推他做申新总经理。他为避开日本人的胁迫未出任，企业分别由子侄们管理。福新系统则被王禹卿控制。这时荣家许多厂虽遭受日寇破坏，但位处租界的各厂仍继续生产，并趁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机会，获得暴利，一二年内即将债务偿清。太平洋战事爆发前，日军曾想与荣德生“合作”经营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荣德生没有同意。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锐意进取，着手重建茂新一厂，扩建申新三厂，并创建规模庞大的天元实业公司，然至1947年11月仅建成天元麻、毛、棉纺织等厂。是年，荣德生由他儿子荣毅仁出面，与上海几个大粉厂合组小麦联购处，得到国民政府粮食部的支持，得以垄断了安徽、江苏部分的麦源。又低价买进了敌伪遗留下来的原麦物资。这样就使茂新等厂顺利修复开工，并将王禹卿控制的福新系统重归荣家掌握，扩建后的申新三厂成为江苏省最大的棉纺织厂。
 1948年，荣德生曾将他儿子们所控制的企业组成总管理处，由荣德生担任总经理。由于他的儿子们各自闹独立，未能真正统一。荣德生曾想通过国民政府，向日本索取荣家企业在战争中的损失赔偿，同时还想得到国民政府的帮助来发展企业，这些幻想后来都破灭了。1946年，荣德生遭匪徒绑架，1948年他的侄子荣鸿元又被蒋经国逮捕，两次敲诈勒索达美金百万元以上。这些事实，使荣德生对国民政府感到绝望。在解放前夕，当得知他的女婿唐熊源等人要拆迁申新三厂机器去台湾时，他赶到厂里和工人一起制止了这一行动。
 解放后，荣德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务。1952年7月在无锡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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