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可澄，原名文嵘，字志清，号匏叟。贵州安顺人。1879年1月14日(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一个有五百年谱牒可稽的官宦家庭里。

任可澄幼时受传统教育，“未冠入泮，蜚声庠序”^[1]。1902年中举。次年，考取内阁中书，在北京做了一年多的闲官，后以升迁无望，报丁忧回籍。

时值清廷倡言改革，任可澄约同贵阳巨绅唐尔镛、徐天叙兴办了“贵州官立师范传习所”，为贵州的新式教育培养了第一批小学师资。1905年以后，他又与唐尔镛、华之鸿等人创办了“通省公立中学堂”、“优级师范选科”和“宪群法政学堂”等新式学校。在“通省公立中学堂”里，任可澄担任堂长并主讲国文、史地、读经等课程。任可澄热心教育事业，为他在社会上赢得了较高声誉。1907年他当上了旨在发展贵州教育的“贵州黔学总会”会长。

在政治立场上，任可澄坚定地站在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一边。他通过在日本留学的陈国祥、蹇念益等贵州同乡，和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建立了联系，并联络了一批与他们有共同政治主张的士绅，于1909年10月成立了“贵州宪政预备会”，任可澄是这个组织的会长。他们先后发行了《黔报》、《贵州公报》，主张变革，鼓吹立宪。

任可澄和他所领导的“宪政预备会”在省谘议局选举以及教育总会会长的任命等问题上与另一主张立宪的激进组织“自治学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发展，“自治学社”日趋倾向革命。任可澄为了阻挠革命的发动，曾使用攻讦、告密的手段诬陷自治学社，并向清政府秘递该组织负责人名单，以便官府按名捕拿，只是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才使这一图谋未能得逞。

云南“重九”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任可澄见贵州革命派也在积极准备发动革命，遂惊呼：“小人得志，我辈无噍类矣!”^[2]他向巡抚沈瑜庆献计，电召兴义土豪即西路巡防营管带刘显世“募土著五百人，星夜来省，以资捍卫”^[3]，沈采纳了他的计划。自治学社为了实现“不流血的革命”，主动向“宪政预备会”提出“携手合作”的建议。两派领导人遂于1911年11月2日集议，敦劝巡抚沈瑜庆反正。可是，任可澄却向沈瑜庆另提出“既不保清，亦不革命，集中力量，以图自保”^[4]的主张，要求沈瑜庆效法江苏程德全，做“半独立”的表示，任的这一活动，遭到革命党人坚决反对。

农历九月十三日(11月3日)晚，自治学社联合陆小学生和新军发动起义，次日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革命党人推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新军排长赵德全为副都督，“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为枢密院长，任可澄也被邀担任枢密院副院长，“宪政派”的重要成员也大都参加了军政府的工作。然而，两派合作的历史甚为短暂，不久，任可澄即举荐刘显世参加新政府，担任军事股长一职。任可澄和刘显世还假借枢密院的名义，致电云南都督蔡锷，请蔡指派在滇的贵州立宪党人刘显治、熊范舆为代表，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另外，在政府各部门，任亦处处安插党徒，以致实权尽入其手。不仅如此，任可澄还扶持退职官僚和守旧乡绅郭重光等人组织了“耆老会”，从事破坏新政权的活动。任可澄、郭重光等人密议，由宪政派重要成员何麟书出面组织“尚武社”等所谓“五大社团”，倡开公口(即会党)，扰乱秩序。他们反过来又将“公口林立”、“全黔糜烂无完土”的罪名加在革命派的头上，以此作为请滇军入黔平乱的借口。对任可澄在光复后的种种行为，革命派中一部分人曾向枢密院长张百麟提出“不去可澄必有后患”的警告^[5]，但张百麟等人未采取防范措施。

在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立宪党人的请求下，云南派兵“援黔”。1912年3月1日，唐继尧率滇军到达贵阳，3日，贵州军政府即被颠覆。在唐继尧为都督的“军政府”里，任可澄担任了参赞兼秘书长的要职，“同时，任可澄对自治派大肆报复，不特贵阳，就是各县曾与自治派有关的人士，宪政派的分子也假任可澄的势力要求地方官搜捕，而地方官不敢不办”^[6]。任可澄的所为，获得袁世凯的好感。1913年任被任命为黔东观察使，次年春被举为袁记约法会议的议员，6月任镇远道尹，8月升任云南巡按使。

1915年8月，“筹安会”策动拥袁复辟帝制。12月，袁政府的法制局要求各地明确表态，时任云南巡按使的任可澄当即召集省中绅商著名人物开会，谋划拥戴事宜。因赴会者寥寥，使任大为气沮，只好草草收场。事后，任可澄又亲拟奏稿，准备会同唐继尧等人奏报劝进情形，但滇中反对帝制的声浪已经很高，任可澄不得已乃以其个人名义电呈袁世凯，用涕泣而谏的语气请袁不必称帝。蔡锷返滇后，云南正式宣布讨袁，迫于形势，任可澄只好加入了护国讨袁的行列^[7]。在1915年12月25日的“独立”通电中，任忝列其名，但由于任可澄在云南起义前有劝进的举动，护国军中有些将领对他是不信任的。尽管如此，任可澄在护国战争中“躬治军书，所为文檄，遐迩传诵”^[8]，为护国运动还是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护国运动结束后，黎元洪的北京政府于1916年7月任命任可澄为云南省长。任可澄发出通告准备就职，不料云南将领联名指斥他在帝制初期有劝进行为，不能服众，他只好以脑病复发为由，离开云南，回到贵州主持贵州通志局，编修《贵州通志》。

作为一个有声望的退职官僚，任可澄受到了贵州各派政治势力的重视。贵州兴义系军阀“新派”首领、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和乃兄、时任国会议员的王伯群，于1919年初创议成立了贵州政治会议，以商讨贵州政治改革问题为名义，从事夺取刘显世等“旧派”的统治权的准备活动。他们推举任可澄担任这个组织的会长。由于刘显世表示宁死也不肯交出军政两权，政治会议很快就流产了。当时，兴义系内部新旧两派的斗争已呈白热化状态，任可澄为避祸，迁居于安顺老家。1920年11月初，“新派”重要骨干何应钦、谷正伦等人发动了“民九事变”，刘显世被逼下台。时任督军署参谋长兼警察厅长的何应钦派人到安顺找来了任可澄，并策动省议会推举任为临时省长。任深知兴义系两派斗争的内情，不愿再卷入政潮中去，遂于事变数日后潜离贵阳，回到安顺。1922年夏，兴义系“旧派”军事头目袁祖铭在武汉组织“定黔军”，迅速平定了“民九事变”后出现的何、谷“五旅之乱”，分化了谷部团长彭汉章、王天培，驱走了何应钦、谷正伦，恢复了兴义系“旧派”的军阀统治。袁祖铭为借重任可澄的声望，致函任可澄，请他出任省长一职，期许他“综理自治事宜，部署全局，改进一切”^[9]，任亦婉辞未就。

其后，任可澄一直致力于《贵州通志》的撰修，而在政治上，则更趋于保守。1925年2月，他以云南代表的身份列席了段祺瑞执政府召集的善后会议。当北伐军兴以及袁祖铭已就职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前敌总指挥之际，他还在袁面前“力陈拥吴(吴佩孚)之利”，他“强聒不舍，凡革命军之优点，概从掩蔽，且诬为赤化，盛张吴佩孚之形势”^[10]。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任仍没有从北洋派的立场上转变过来，1926年6月，他还在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杜锡珪内阁里当了半年教育总长。

此后，任可澄僦居北京，“日惟摩挲故纸自娱，仅赖及门生资济，常时不给”^[11]。在他的后半生中，曾于1935年8月担任过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于1937年担任过云贵监察使等闲职，其余大部分时间均用于《贵州通志》的主编和其他著述。

1946年11月，任可澄因脑溢血逝于昆明^[12]。他除了主持编修《贵州通志》，并撰写其中的《前事志》外，还有《牂牁江考正》、《读史脞录》、《且同亭笔记》、《续夏曾佑〈中国历史〉宋元明清编》、《黔语》、《藏山堂诗文词稿》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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