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白涛，笔名冷公、一碧。1890年1月24日(清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四日)生于河南南阳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出生仅六月，父亲病故，依伯父为生。青年时好读书，邻居张衡蒲为同盟会员，所藏革命书刊甚多，因得接触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前后，任上海《民立报》、《神州日报》、《时报》、《新闻报》驻汴特约通讯员。曾参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1916年，任白涛东渡日本，进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同时补习日文。因酷爱新闻学，参加大日本新闻学会，为首届会员，研究新闻学，并积累资料，进行写作。1917年，周恩来亦在东京求学，当时一些进步的留日学生，有着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共同愿望，常在周末至王扶璧寓处相聚，畅谈形势，议论国家大事与祖国前途，任白涛与周恩来由于志趣爱好相近，友谊甚笃。在日本留学时，任白涛已将《应用新闻学》一书初稿写就。当时我国尚无中文的新闻学专著问世，《应用新闻学》可称为我国新闻学专著的嚆矢。

1921年任白涛从日本回国，曾将《应用新闻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未被接受，乃筹款自费印刷二百本。不久任白涛离沪去杭州，寓寺庙中，创设中国新闻学社，积累新闻资料，与各地有志从事新闻学的研究者共同探讨学术问题，潜心钻研新闻学。并以卖文为生，常为《教育杂志》、《妇女杂志》撰稿，译述外论，介绍国外情况，发表本人对教育、妇女、社会问题的主张。当时稿酬菲薄，任白涛生活清寒。名记者戈公振在撰著《中国报学史》时，鉴于手头积累资料不够，曾于1923年到灵隐寺访问任白涛，向其请益，任乃将历年珍藏的报刊资料慨然借予戈公振选用。

1923年，李一氓在《中国评论》杂志撰文，揭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伍超所撰的《新闻学大纲》一书，与任白涛著《应用新闻学》有雷同之嫌，任白涛核对之下，发现伍超一书有百分之七十系直接抄袭《应用新闻学》，当即致函商务印书馆交涉，但商务未予理会。

1925年，任白涛寄寓杭州大佛寺从事著述时，碰巧胡适亦来杭游览，晤谈之下，了解任白涛耗多年心血写成的《应用新闻学》，先交商务，商务不愿出版，却出版了伍超抄袭的《新闻学大纲》，颇为愤慨。胡适与商务总编辑王云五有师友之谊^[1]，函王，始得王云五回信。商务方面决将伍超之书毁版，而同意将任在《教育杂志》发表的文章，编集成《改造中的欧美教育》，由商务印书馆出书，以版税作为赔偿。

以后，胡适又介绍任白涛与亚东图书馆主持人相识，任的《应用新闻学》、《给志在文艺者》、《恋爱心理研究》、《恋爱名论》等书，相继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1927年，任白涛由杭州迁居上海，仍悉心撰述。次年，与南华通讯社女记者邓涧云(广东鹤山人)缔交。两人志同道合，于1929年秋在上海结婚。任婚后仍以写作维持生活。

1935年，任白涛将历年所积累的新闻学资料，加以整理分类，动手执笔写《综合新闻学》一书。原定计划写三十万至五十万字，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始全部杀青，计一百三十万字。

“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由上海迁往香港，任白涛将书稿寄往香港。为避免邮政检查一关，托友人汪馥泉把《综合新闻学》稿件寄出。行前写了《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一书，交北新书店出版。1938年春节，任白涛夫妇离沪到广州，正碰上日军飞机“大轰炸”，局势动乱，但任白涛仍不忘著述，写成《国际通讯机构及其它》一书，交广州商务印书馆出版。

当时日军南侵，战局急转直下，广州处境险恶，任白涛通过《新华日报》驻广州经理张尔华的关系，把原稿、资料、信件、日记等材料装成一大木箱，由帆船运往梧州。自己则于10月21日广州沦陷那天上午，匆忙沿广三铁路步行离穗，几经颠沛流离，始抵梧州。在广西滞留期间，又为商务印书馆写成《日本对华的新闻宣传政策》一书。

1939年春，任白涛到了重庆，随即前往中共代表团驻渝办事处找周恩来。适值周去第三战区视察，只见到邓颖超，留下通讯处(白象街商务印书馆转)辞别而去。当周恩来返渝时，重庆已遭到5月3日、4日的敌机大轰炸，商务原址化为废墟，周无法找到任白涛的下落。曾登《新蜀报》寻人，原文是：“任白涛兄：弟已回渝，仍寓曾家岩渔村。兄现寓何处?请告。翔宇启。”^[2]任一见署名为“翔宇”的广告知道周回到了重庆。“翔宇”是周恩来在留日时用的别名，只有少数知友知道。便于次日赶赴曾家岩晤面。久别重逢，分外欢欣。任白涛向周恩来叙述了二十多年来的生活和工作，并表示毕生以研究新闻学为夙愿，打算为抗战期间国际新闻宣传略效绵薄。

不久，周恩来介绍任白涛到郭沫若主持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担任设计委员，从事对敌宣传事宜。那时，重庆一再遭到敌机轰炸。任征得周的同意，将文稿资料等物装在竹箱内，存放在曾家岩。每逢空袭警报发出，中共代表团驻渝办事处工作人员便协同将上述物件搬进防空洞，警报解除后又重新取出(放在防空洞内易受潮发霉)。正因为这些文稿资料是人民的宝贵财富，周恩来才这样关怀，这样爱护备至^[3]。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白涛被裁员。此时湖北省政府已迁到恩施，拟邀任出任《新湖北日报》总编辑。任当时想去延安，向周请教，经告知：“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志和朋友在新闻界工作。你还是先到恩施去好。”^[4]任白涛在恩施，名义上虽是《新湖北日报》总编辑，但薪金菲薄，生活清苦，住所楼下养猪，楼上住人，晚上要提着灯笼，走过田埂去上班，下雨天还要穿着钉鞋走路。可是他仍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地工作，他想到的是一切为了抗战。工作了九个月，因与工人打成一片，受到社长谢然之^[5]的疑忌和排挤，任被迫离开该报，再度失业。其后，任白涛曾任第六战区中校参谋、湖北省政府参议等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任白涛回到了重庆。一度借住在神仙洞《新华日报》职工宿舍，不久迁至化龙桥《新华日报》编辑部，这儿每逢星期六改善生活，打一次“牙祭”，还举行联欢会。在沸腾的革命洪流里，任白涛感到极为兴奋，他说：“这是我一生最有意义的日子。”^[6]

1946年7月，任白涛夫妇离开重庆，来到南京，曾去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所在地，得悉寄存曾家岩的文稿资料等早由中共代表团专机运到，存放在上海马斯南路(今思南路)周公馆(即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不久任到了上海，乃赴商务印书馆，晤编译所负责人谢仁冰，得悉《综合新闻学》原拟分四册出版，第一、第二册已于抗战时在香港发行，第三、第四册排稿后打好纸型，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尚未印刷。任将第一、第二册取回阅读，因未经作者本人亲自校对，谬误百出，非订正不可。加以付排后垂十年，形势发展变化颇大，第三、第四册亦须修改后方能出版。遂向谢交涉，一定要修改后始能出版。谢同意，但商定不能多更动版式。

花了九个月时间，任白涛将全书修改竣事，又往晤谢仁冰。谢却反悔说，这部书有些章节写得过于尖锐，目前不可能出版，并表示歉意，只是将该书全部清样、纸型、铜版、锌版等物交回任白涛，不了了之。

《综合新闻学》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新闻学著作中内容丰富、篇幅最长的一部，是任白涛花毕生精力撰写的。它就新闻学概论、原始的公告形态和方法、现代的采访技术和通讯方法、编辑和技术、经营管理以及杂志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保存了不少中外古今新闻事业史的珍贵资料，可惜由于客观原因未能问世。

1948年，任白涛为三联书店翻译了《〈资本论〉图解》第一册，作为研究马克思著作的辅导读物。

新中国成立后，任白涛曾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又孜孜不倦地继续修订《综合新闻学》，并为北新书局编写一些文学、医学书籍。1952年春，周恩来总理知道了任白涛生活清苦及工作情况，嘱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派人慰问，并电邀任赴京工作。7月中旬，任白涛准备就绪，即将成行，不幸突患中风，虽经医务人员悉心医疗，仍于1952年8月31日病逝上海。

任白涛遗稿、往来信件、日记、资料以及《综合新闻学》等遗物，亦按周恩来总理指示和任白涛生前愿望，全部交给国家有关单位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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