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润卿，名祖泽，字润卿，以字行，浙江慈溪人，1877年9月27日(清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生。父亲秦九龄在上海一家洋行当门房，收入菲薄。秦润卿少时入塾，十五岁时因家贫辍学，由表叔林韶斋带到上海，进协源钱庄当学徒。秦办事勤恳，颇得店东程觐岳的赏识。满师后，先任信房(文书)，后为外场^[1]。后来协源钱庄先后改名为协大、延源、豫源。秦在担任豫源外场时，放款很有魄力，同业中有人想聘请他到别的钱庄任职，程觐岳知道后就叮嘱经理罗樾卿说：“润卿是个人才，一定要留住他。”秦遂于1909年被破格擢升为副理，1917年又被提升为经理。1919年5月豫源改名福源钱庄，秦仍任经理。

秦润卿常讲：“乐群以敬业为先，博利以止贪为要。”^[2]业务经营必须采取稳健方针。当时各钱庄因资金不足，大多做“缺单”，而福源则坚持做“多单”^[3]，历年存放同业的款项均超过同业存入款项，从不向洋商银行拆款。福源钱庄放款也逐步从以信用为主转为以抵押为主，据统计，自1925年至1935年抵押放款常占70%以上。它的投资以房地产与公债为主，不搞金钞、股票投机。此外，秦润卿还规定钱庄股东和负责人不得向本企业借款。由于经营稳健，福源钱庄业务日益发展。1933年福源在宁波路70号自建营业大楼^[4]后，业务更加发达，年底存款从三百三十八万两骤增至五百三十四万两，跃为同业前列。

福源、福康、顺康钱庄的店东程觐岳于1923年去世前，召集程氏子弟及三庄负责人嘱咐，将店事家事全部托付与秦润卿，并叮嘱程氏子弟今后不得干预店务。从此，秦除继续担任福源经理外，并兼任福康和顺康钱庄督理，三店大事均听命于秦。几年之间福源、福康、顺康三庄业务不断发展，资力日益雄厚，秦亦逐步成为上海钱庄业的头面人物。

1917年上海钱业公会成立之时，秦润卿即被选举为副会长。1920年1月会长朱五楼去世，秦被公推为会长。此后历次连任，直到1935年11月，前后主持上海钱业公会近二十年，历经上海钱庄业盛极而衰的大部分过程。秦自担任钱业公会会长起，大力整顿会务，制定公会章程，修订钱业业规，热心指导同业经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上海钱庄获得发展，到1920年底从四十家增加到七十一家。战后，列强势力卷土重来，我国经济动荡不定。秦通过钱业公会，一再劝告同业稳健经营，审慎放款。1921年上海发生“信交风潮”^[5]，由于钱业公会事先采取防杜措施，劝告会员钱庄不去交易所投机，并督促同业慎重签发银票，所以在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纷纷倒闭时，钱业没有受到重大损失。钱业公会初成立时会址十分狭小，秦设法筹款建造四层新屋一所，于1922年落成。1921年2月创办《钱业月报》，除报道钱业动态、金融商情外，改变过去钱庄股东资本向外保密的习惯，公布会员钱庄的股东、经理、副理姓名和资本金额，以昭信誉。此外，秦还创办修能学社、钱业中小学以培养钱业职工子弟^[6]。秦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除担任钱业公会会长外，还担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工部局华董、宁波旅沪同乡会副会长，以及华人纳税会、四明公所、华洋义赈会董事或理事等职。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蒋介石为了筹措军费，派财政委员陈其采来沪与上海金融业协商借款。经反复商谈，上海银钱业同意借款三百万元，其中银行业二百万元，钱庄业一百万元，上海银钱业还委派陈其采、虞洽卿等十五人组成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持其事，秦润卿作为钱庄业代表亦列名其中。此项借款后由国民政府发行“二五库券”抵偿。此后国民政府为了筹措军费，曾不断发行各种公债，1927年至1935年间，上海钱庄业先后承购各种债券或承借垫款达二千九百余万元，秦作为钱庄业领袖，总是以各钱庄生存为立足点。每次金融风潮来临，他辛勤奔波，与政府当局折冲，来平息钱庄业的危机。此时，秦除继续担任钱业公会会长和总商会副会长外，还先后担任中央银行监事、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海市银行董事、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和天一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

中国币制原以银两为本位，后来外国银元输入，本国又先后铸造银元，形成银两和银元并用的局面。1932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提出“废两改元”，钱业公会曾提出异议，发表《为废两改元问题告国人书》，秦润卿并发表谈话要求延期实行，均无效，终在1933年3月实施，钱庄业因取消洋拆，失去了银洋兑换的收入。193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又先后宣布废除银本位，实行“法币政策”。自此，钱庄对本国银行的优越地位完全丧失，在经济普遍萧条的情况下，钱庄本身业务经营和管理制度上的保守性更加不能适应形势。1935年金融风潮中，上海各钱庄资金周转普遍困难，全市六十五家钱庄中有十家歇业倒闭。钱业公会一再集议，公推秦润卿去见财政部长孔祥熙，要求政府救济。秦代表钱庄界向孔祥熙力争，经一再磋商，决定由财政部发行金融公债二千五百万元，由各大银行承垫，对钱庄发放抵押放款，才使钱业渡过这一难关。财政部为此指派徐堪、杜月笙、王晓籁、顾贻榖、秦润卿为委员，组成钱业监理委员会，负责办理此项贷款，并责令借款钱庄缴验押品证件，缴呈资产负债表，对钱庄业务进行监督。

秦润卿主持上海钱业公会期间，对于国内发生的群众爱国运动，是同情与支持的。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领导上海各钱庄，自6月4日起停市至11日。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各钱庄自6月3日起停市至26日，与各界人民共同表示对侵略者暴行的抗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秦领导上海各钱庄一致与日本厂商绝交，并摒除与经销日货商行的经济往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沦陷，租界沦为“孤岛”。秦润卿不愿事敌，辞去各种社会职务，另觅秘密住处，深居简出，蓄须明志，除担任福源、福康、顺康钱庄督理外，不再参与社会活动。但事实上他仍是上海钱庄业首领人物，同业间遇有大事必与他商量。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10月全国钱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成立，秦仍被推选为理事长。

秦润卿虽然身为上海钱庄业领袖，但个人生活不尚奢华，平日在钱庄里和职工一起吃饭。他自己不做生意，在钱庄里不多宕账^[7]。秦一贯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所得各项董监酬劳，颇多捐赠社会福利事业。除在上海创办钱业中小学等事业外，并在故乡慈溪创办了许多公益事业，如普迪小学^[8]、慈溪中学、云华堂(养老院和育婴堂)和保黎医院等。此外，还在慈溪故居宅旁营建“抹云楼”，收集各种藏书四万册，解放后连同房屋、设备悉数捐献给国家，受到当地人民政府嘉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秦润卿历任上海市各届政协委员。年事已高的秦润卿喜见国家欣欣向荣，对私营金融业联营联管积极支持。1952年私营金融业全行业改造，秦所领导的福源、福康、顺康三家钱庄，以及秦担任董事长的中国恳业银行和鸿祥钱庄，都顺利地参加公私合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成立，秦被推选为副董事长，时虽已年逾七旬，仍每日坚持到银行办公。

1966年7月5日，秦润卿因病在沪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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