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新之，名永铭，字新之，晚号北监老人。原籍浙江吴兴，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出生在上海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幼时入塾读“四书”“五经”，1897年进上海育才学堂(后改为南洋中学)。1902年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财政经济学。1903年得官费赴日本留学，入神户高等商业学校，续习财经及银行学。1909年回国，参加清政府考察留学生的考试后，因父丧南归。次年，钱任教于南京高等商业学校。

辛亥革命后，钱新之一度在沪军都督府任职。1912年上海都督陈其美被唐绍仪内阁任为工商总长，钱新之由陈派往北京接收旧农工商部，任会计课长。未及一年辞职回到上海，受中国实业银行筹备机构之聘，赴东北考察金融实业。同时又为工商总长张謇起草过一些金融商业方面的章则条文，得到张的赏识。1916年4月，袁世凯为筹军饷作最后挣扎，提出合并中国、交通两银行，集中现金或发行不兑换券之议，致使两行发生挤兑风潮。5月11日，国务院竟下令停止兑现。这道命令，首先遭到上海的中国、交通两行抵制，钱参加支持宋汉章、张嘉璈等人的抗拒停兑活动。

1917年，钱新之参与蔡元培、张元济、黄炎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是年，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恢复营业，钱经张謇的介绍任该行副经理。由于该行执行停兑令，已是元气大伤。钱新之采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银行的经营方法，推动与扩大了银行业务。1919年升任该行经理。1920年又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

交通银行开办于1907年，兼有代理国库以及发行钞票等特权，后一直被交通系梁士诒等人所把持。1921年，张作霖支持梁士诒组阁，遭到吴佩孚和直系军阀的反对。1922年春爆发直奉战争，结果奉系失败，梁士诒罢交行总理职。这时，钱新之积极活动，抬出张謇任总理，钱则被张任为协理。张謇挂名而已，行务实由钱新之主持。钱新之在稳定钞票发行，改善放款制度，清理催讨政府机关欠款，以及整顿分支行处等方面实施改革，使交行扭亏为盈。1925年5月，梁士诒再得张作霖支持，复任交行总理，钱随张謇一道去职。次年，钱转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储蓄会副主任及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

1927年2月，钱新之受吴鼎昌之请，代表北方金融界至南昌见蒋介石。他和陈光甫联合借给蒋五十万元军饷，数额虽不算多，却帮助了蒋的年关急需。3月22日成立“上海商业联合会”的组织，钱新之作为北方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并担任常务委员。蒋介石到达上海后，与虞洽卿等人策划成立“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钱被蒋任为该会委员。这两个所谓一官一民的机构，从上海银钱两业中为蒋介石垫借了政变经费。“四一二”政变后，钱又继续为蒋筹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古应芬为部长，钱被任为财政部次长。时古应芬长期在粤，钱实代理部务。

国民政府为筹措大量的内战经费，以发行债券为其财政根本方针，钱新之为此积极出谋划策。当时，国民政府曾想废除北洋政府所发行之旧公债，钱力持不可，指出新公债之购主即旧债之持有人，不可废旧债而自隳其债信。这一主张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不仅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使国民政府所发行之江海关二五库券及续发二五库券近一亿元的巨债，得以在资产阶级特别是银行业中顺利推销。1928年，张静江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邀钱新之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是年10月，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建立，钱被任为该行理事。11月，交通银行加入官股二百万元，改组为特许发展全国实业银行，钱任常务董事。

钱新之虽然在国民政府里得到一定的职位，但他的主要愿望还是在金融实业方面求得发展，因而于1929年辞掉政界职务，当上了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该矿当时因经过军阀混战，资金短缺，生产陷入停顿状态，工人生活极端困苦，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比较活跃。钱新之出任总经理后，立即请求陈立夫派遣吴绍澍(原名雨声，1927年叛变共产党，改名绍澍)前往山东枣庄，在该矿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镇压工人运动。钱新之还凭借他与银行界的关系，取得贷款五百万元，添置设备，使生产得以恢复。该矿原有运煤轮船，经过钱的筹划，建立了中兴轮船公司，资本一百五十万元，拥有轮船吨位二万八千余吨，由钱任董事长。

当时帮会头子杜月笙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五大赌台，又大肆贩运毒品，得到巨额的赃款。钱新之为他筹划，于1929年创办了中汇银行。此后，杜在金融工商方面的活动，大多由钱谋划，钱也以杜为靠山。是年，钱当选中华职教社董事会主席，直到解放前止。但社务主要是由黄炎培等人主持。1930年，钱新之受国民政府委派为中法工商银行中方副董事长。当时曾有驻法国公使之任命，钱不愿脱离金融实业界而没有受任。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建立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称上海地方协会)，钱新之与杜月笙等人充任理事。1934年，会长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杜任会长，钱任副会长。1933年，钱新之与中国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一起，收购杭州电厂，建立杭州电力公司。又投资太平洋保险公司和泰山保险公司等企业。

1935年，出现全国性金融危机。国民党政府乘机以救济金融工商为名，用发行金融公债的办法增加中国、交通两行官股，并改组人事，张嘉璈等人均遭排挤，钱仍被派任为这两行的常务董事。同年，他还参加赴日经济考察团，进行所谓“睦交”、“通商”的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钱新之与杜月笙、潘公展、王晓籁等人遵国民政府之意，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上海沦陷后，他随同杜月笙、王晓籁等人于11月27日离上海到香港。在港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和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

1938年，钱新之受国民政府聘任为国民参政员。是年8月，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从香港乘飞机赴渝途中，遭日机袭击坠机身亡，钱遂接任交行董事长职。当时，钱新之打算以香港作为交行的中心，他将从上海撤出的资金和人员大半都集中到香港。不料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交行和钱个人在港的资财损失惨重。他只好审时度势，致力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添设分支行处，发展营业。

1942年3月，钱新之与杜月笙在重庆设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他担任常务董事。该公司得到戴笠在交通、检查等方面提供的方便，由华中各地抢购物资内运经销。是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统一发行法，将钞票发行权统一集中于中央银行。这对当时握有发行权的交行是一大威胁。同时，钱得悉财政部长孔祥熙有打入交行兼任董事长之意。他为了对付孔的威胁，便企图依靠CC系的势力与孔抗衡，聘请了CC系的赵棣华任交行总经理。结果交行的发行权不仅没保住，反而从总行到分支行都侵入了CC系的势力。钱新之为对付CC系的威胁，一方面凭借他依靠政学系、宋系以及杜月笙的帮会势力的多角式的手段，一方面紧紧握住实权，因而他在交行的地位一直没有动摇。

1943年，杜月笙在重庆筹设“通济公司”，钱新之代表交行投资，并担任常务董事。这个公司与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开设的“民华公司”对口，进行物资交换。抗战胜利前夕，他还用交行资金投资宋系官僚资本开设的孚中公司，担任董事长，但实权掌握在宋子良、宋子安兄弟手里。该公司在抗战胜利后，大量套购外汇，从美国输入汽车、无线电设备等禁运物资，牟取暴利。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钱新之奉蒋介石之命，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出席。政协会后，他回到上海，一方面恢复沿江沿海及内陆各大都市的交行机构，同时在工商企业以及文化事业机构中大肆活动。钱新之先后担任了闸北水电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上海《新闻报》等许多企业事业机构的董事长。10月，蒋介石下令召开“国民大会”，遭到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对。钱新之不仅自己紧紧追随，当选为“国大”代表，而且多次诱劝黄炎培等人参加，遭到严拒。

由于蒋介石的大打内战，带来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危机。1947年4月建立起政学系的所谓两张财权(行政院长张群，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用发行公债等办法筹措反共内战经费。钱新之被任为美金公债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始初，他想借江浙资产阶级的捧场，擅自代表金融界承销公债总数的四分之一，结果除部分较大的行庄购入少数外，中小行庄则强烈抵制。他的承诺不能实现，便采用种种强制手段，如强令四行二局的职员认购一个月薪金总额的债券，生产贷款搭配债券，甚至挨户摊派等等。但经过四个多月的卖力推销，也只售出总额的六分之一。

1948年，钱新之与杜月笙一起筹组了规模较大的复兴航业公司。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为阻挡日本军舰驶入长江，调集了不少民航船只自沉于江西境内马当山下的长江中。抗战胜利后，钱、杜等人出面向国民政府交涉，得到几万吨船只的补偿。又经过他们向美国借贷美金三千万元，购买美国剩余船只五万吨，组成了这个公司，由钱新之任董事长。是年8月四行储蓄会改组成立联合商业储蓄银行，钱任董事长。

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之时，杜月笙受美国的指使进行上海“国际化”的阴谋活动。为此，杜月笙曾组织“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并拼凑了一个所谓“行动委员会”，妄图以此迎接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上海，以实现其“国际化”的阴谋，钱新之参与了这一活动。但是，他们的阴谋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钱新之于上海解放前夕，去了香港。

1950年3月，钱新之与杜月笙将复兴航业公司由香港迁往台湾，改由官营。其后钱因病退休，迁到台湾定居，于1958年6月19日病故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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