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姓爱新觉罗，字浩然，于1906年2月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出生于北京醇王府。祖父奕��是道光皇帝第七子、咸丰皇帝的七弟。咸丰登基时，封奕��为醇郡王。咸丰十年，十九岁的奕��奉旨和咸丰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即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的妹妹成婚，于是咸丰和奕��既是兄弟，又是连襟。溥仪的父亲是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生母苏完瓜尔佳氏乃荣禄之女。1908年11月13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懿旨授载沣为摄政王，其长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同日由乳母王焦氏抱送入宫。次日，光绪帝暴卒，无子，懿旨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嗣皇帝，入承大统;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光绪)之祧。乃尊慈禧太后为太皇太后，兼祧母隆裕为皇太后。
 慈禧以嗣皇帝溥仪尚在冲龄，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嗣后所有军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15日慈禧病死。溥仪于是年12月2日即位，是清朝第十代皇帝，时年三岁，以明年为宣统元年。授载沣为监国摄政王。12月18日上皇太后徽号为隆裕皇太后。1909年1月2日以足病为由，罢斥袁世凯，令开缺回籍养疴。
 辛亥革命成功，宣告民国时代的诞生，维持近三年的宣统王朝终于在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布溥仪逊位诏书而结束，溥仪成为清朝的末代皇帝。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摧毁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按照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得以暂居宫禁，尊号仍存不废，在紫禁城里照样过着帝王生活。依附退位小皇帝的那些宗室王公大臣和遗老遗少们，自然更不愿退出历史舞台。
 溥仪六岁开始延师授读。以陈宝琛为代表的师傅们在向冲龄的溥仪授业时，总是宣扬“康乾盛世，同光中兴”的业绩。溥仪从小就以“恢复祖业，还政于清”^[1]为己任。复辟的逆流始终在紫禁城里泛滥。富于讽刺意味的是，溥仪实现复辟的梦想不是寄托于宗室觉罗、王公大臣以及大大小小的遗老遗少们，而是寄托于投共和之机当上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以及其他北洋军阀之流的实力人物。
 袁世凯生前，乃至后继者如黎元洪、段祺瑞之流，各人出自不同的目的，对清室履行优待条件，巨细无遗。每逢阴历元旦，溥仪生日，或隆裕寿辰、忌辰，彼等都不忘派员参加庆吊活动。他们对小朝廷恩惠有加，连紫禁城的王公大臣也居然得到民国总统颁发的“嘉禾章”。于是小朝廷俨然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赐谥号，赏朝马，封官许愿，以示皇恩浩荡。上上下下，认为复辟在望。
 1917年7月1日，废帝溥仪在紫禁城养心殿召见了拥有六十营兵力，以“辫帅”著称的长江巡阅使张勋，接受了张勋的要求，在京复辟，下诏“亲临朝政，收回大权”，恢复“大清帝国”，第二次当上大清皇帝。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通电讨逆，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张勋狼狈逃入荷兰使馆避难，这场闹剧仅上演了十二天便告结束，溥仪第二次宣布退位。在段祺瑞等人庇护下，溥仪未受到惩罚，优待条件继续有效。
 在紫禁城里，对溥仪影响最深的人，除了汉文教师陈宝琛外，就是苏格兰籍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庄士敦于1919年3月由小朝廷延揽。他对溥仪宣扬英国绅士风度和大英帝国的风土文物。就溥仪而言，庄士敦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年轻的溥仪开始醉心于欧化的生活方式，逐渐对大清传统威仪产生厌倦，甚至不顾小朝廷上上下下的非议，首先自动剪掉辫子，以取悦庄士敦。
 1922年12月1日，溥仪十八岁时，册立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之女婉容为皇后，同时又纳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之女文绣为淑妃，这是溥仪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已成年的他不再凡事都听任那些王爷和王公大臣们的摆布，他要冲出紫禁城的樊篱。这时他把“光复故物”、“恢复祖业”、“还政于清”的幻想又寄托在列强的声援上，他甚至正式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的愿望。
 溥仪的出洋留学问题一经提出，紫禁城上上下下闹得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王公大臣们认为，溥仪一旦离开紫禁城，民国政府就会取消对清室的优待。他们一致反对溥仪出洋。溥仪的唯一支持者是弟弟溥杰。考虑到公开出走会遇到许多阻力，两人就改变策略，准备潜逃。首先着手筹集资金，方法是把紫禁城里最值钱的字画以及古籍珍本，以溥仪赏赐溥杰为名，每天让溥杰运走一定数量。盗走了的宝物就存放在溥仪的七叔载涛事前在天津英租界准备好的房子里，以便待价而沽。
 出洋资金解决了，接着就准备行动。庄士敦建议溥仪先向公使团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联系，欧登科作出承诺：只要溥仪逃出紫禁城，以后一切就包在他身上。1923年2月25日，由于临行动前走漏风声，紫禁城实行全城戒严，溥仪出走受挫。事后，又经庄士敦建议，先从整顿紫禁城内部着手，以待时机。7月，溥仪先遣散大部分太监，继而整顿内务府。内务府是为服侍皇室而设立的机构。溥仪把整顿的重任交给郑孝胥，委以“内务府大臣”的首席。但郑一筹莫展，加以当时流言四起，盛传民国将要废止清室优待条件和接管紫禁城，郑只好知难而退。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原属直系的冯玉祥部在热河前线倒戈，回师北京发动政变，解散“猪仔国会”，软禁贿选总统曹锟，支持黄郛组阁，冯部改称国民军。11月5日，黄郛以代行国务总理名义颁发优待清室的修正条件五条，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同日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派鹿钟麟、张璧等将领率领军警执行该项决议，溥仪被迫携眷出宫，移住北京什刹海的醇王府。
 溥仪从到醇王府之日起，就确定要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寻找藏身之所。几经周折，先得庄士敦的协助，潜入德国医院，但又顾虑医院不安全，乃通过郑孝胥的活动，征得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的同意，于11月29日潜往东交民巷，住进日本公使馆。在日本人的庇护和影响下，溥仪开始向往去日本留学。对此，日本使馆示意溥仪应先行迁居天津，然后着手筹备出国事宜为妥。溥仪的股肱之臣朱汝珍也积极配合行动，在天津日租界物色到一座占地二十亩的叫“张园”的楼房。1925年2月23日傍晚，溥仪由日本便衣警宪护送到天津，从此当上日租界的寓公。
 留在溥仪身边的股肱之臣罗振玉主张溥仪留学日本，争取外援。郑孝胥则先是主张“用客卿”、“开放门户”，最后则坚决主张只投靠日本一家。但溥仪此时并未采纳罗振玉的主张，也不全按郑孝胥的主意行事。他住进“张园”，乃至其后迁居“静园”，长达七年的日租界寓公生活，主要是多方结纳各方武人，以此作为他日“恢复祖业”、“还政于清”的依仗。这一时期溥仪不仅与张作霖秘密会晤，还公开与其他奉系军人酬酢，相互馈赠，杯酒言欢。张宗昌固然是座上客，盘踞中蒙边境的白俄头目谢米诺夫也是入幕之宾。溥仪原把复辟的愿望寄托在这些武人身上，结果事与愿违，人财两空。1928年还发生孙殿英东陵盗墓事件，刨挖溥仪家的祖坟，孙的工兵营只用三夜工夫便把乾隆和慈禧全部殉葬宝物掠夺一空。1929年3月，溥仪把溥杰送去日本，以代替他自己出洋留学。他把复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日本身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猝起，由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坐使日寇不旋踵而强占东北三省。当日的“静园”远非安静，近臣遗老之间的争论越演越烈。罗振玉以及日本军方人物力主溥仪速去东北复位。郑孝胥、陈宝琛以及日本政界人物，当时则主张慎重行事。但郑孝胥一向是主张投靠日本人的，故日后他当上了伪满第一任国务总理大臣。溥仪原本倾向于离开天津，后因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传话建议东北局势未稳，东北之行以缓为宜，溥仪便改变主意，在“静园”听令。
 同年11月2日晚，溥仪接见了本庄繁的参谋土肥原，此人在关东军内部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他代表关东军希望溥仪早日前往东北。这次会晤，是溥仪更进一步投靠日本的标志。事后溥仪的近臣们在这个问题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议，但由于溥仪会见土肥原的消息已经走漏见报，在社会上已引起轩然大波，恰值天津又发生骚乱事件，急于复辟的遗老们，唯恐夜长梦多，坐失时机，最后也统一了看法，决定依土肥原的计划行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溥仪接见了蒋介石的使者高友唐，高代蒋传话：国府答应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只要溥仪不去东北和日本，居留上海或出洋考察都可照办。但溥仪始终不忘蒋曾是“东陵事件”主谋孙殿英的庇护者，因此一口拒绝了蒋开出的条件。溥仪于11月10日傍晚离开“静园”，经过日方事前周密的安排，先乘汽船偷渡白河，到达大沽口后，又改乘日商船“淡路丸”于11月13日到达营口，从而结束了历时七年的天津日租界寓公的生活。
 1932年2月，盛传日方要以溥仪为傀儡，在满洲成立一个共和国。热衷于称帝的溥仪，于19日写下必须“正统系”十二条，要郑孝胥、罗振玉两人立即前往沈阳向板垣力争，维持大清的皇统，并扬言若遭拒绝，他就返回天津。但郑、罗在和板垣会谈时，并未提出“正统系”十二条，溥仪也没有回天津去。2月23日下午，在旅顺举行了溥仪、板垣会谈。尽管溥仪当场把板垣提出要他当“满洲国”执政的方案顶回去，会谈没有结果，但次日板垣让郑、罗等人传话：如果溥仪仍固执己见，就看作与日本为敌了。溥仪经不起板垣的恫吓，态度软化，只得准备粉墨登场。
 全部演出提上日程，担当导演的关东军已事先安排妥善：2月末由所谓“全满洲会议”在沈阳作出决议，宣告东北“独立”。推选溥仪为新“国家”元首——执政。3月1日和5日由所谓会议代表分两批到达旅顺搞两场类似“劝进”的活动。溥仪于3月8日离开旅顺，前往长春。9日举行“执政”就职典礼。当此时尽管在场的遗老廷臣中还有人为溥仪降贵纡尊屈就执政而黯然神伤，然而溥仪本人却一反常态，踌躇满志，认为身居执政，就有了向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早晚总要重登大宝。当日下午，溥仪按日本主子指定的人选，任命了国务总理，各部总长、省长、院长等官员。
 曾几何时，溥仪就认识到他只是个名义上的执政，真正的执政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溥仪还发现他这个名义上的执政，比名义上的总理郑孝胥还不如。郑可以背着他径自和本庄繁签订丧权辱国的密约十二条。但溥仪自认为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除他溥仪而外，日本人在中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可以利用的皇帝。
 1933年10月，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正式通知溥仪，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帝国”皇帝。1934年3月1日，溥仪当上名义上的皇帝，就在这一天，他连登基时该穿什么衣服也得由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决定。这年7月间，溥仪的父亲来长春，溥仪曾派一队护军去车站迎接。次日关东军司令部以大使馆的名义，提出口头抗议，斥溥仪派护军迎载沣时进入了“满铁附属地”，违反协议。然而日方没有把事情闹大，总算给溥仪留了一点颜面。
 1935年4月，在关东军的安排下，溥仪对日本作了一次“国事访问”，受到从日本天皇裕仁以次各方面头面人物的热烈接待。溥仪怀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回到长春，立即向新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通报东京之行的经过，随后又向简任以上的伪满官员作报告。尽管溥仪对日方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但日本主子决不会在权力上给他多加一个额外的砝码。不久，南次郎曾以郑孝胥需要退休的消息通知溥仪，溥仪不假思索地建议让臧式毅补缺，可是立刻遭到南次郎的拒绝，说“关东军已决定让张景惠当总理大臣了”。
 溥仪始终认为只要他当上皇帝，日人总得对他另眼相看。直到1936年春天，南次郎的后任，兼第四任大使植田谦吉向他亲口证实：他的姻亲、伪兴安省省长凌升因“反满抗日”已被处决。以及后来又因接见伪内蒙自治军政府首脑德王一事，事后一再受到日方盘诘。乃至溥杰的婚事，日方也越俎代庖，不容置喙。1937年4月，溥杰和嵯峨胜侯爵之女嵯峨浩在东京结婚，就是由关东军授意安排的。经过这一连串事实，溥仪总算略有醒悟地掂了掂自己的分量。
 日方自然继续随心所欲地使用听命的傀儡皇帝。“七七”事变前夕，日人曾以溥仪的名义颁布“满洲帝国刑法”，借法之名，行大肆镇压抗日民众之实。“七七”事变以后，溥仪为了保住皇帝的宝座，不顾东北人民死活，从人力、物力、财力，一直到军事方面，对日本侵华战争作出全力支持。
 1940年，继植田谦吉任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五任大使的梅津美治郎通过“满洲国帝室御用挂”^[2]吉冈安直传话：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的宗教，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就是爱新觉罗氏的祖先，应该趁神武天皇纪元二千六百年大庆的机会，把“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国”奉祀。
 同年6月间，溥仪二次访日，把所谓“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剑、铜镜和勾玉携回长春，供奉在“帝宫”旁新建的“建国神庙”，并设“祭祀府”。每月初一、十五按时由溥仪率领日、满文武百官上庙祭祀，并强令东北各地建庙，任何人走过神庙都得行礼如仪;但“天照大神”并没有给溥仪以特殊的照顾，1942年“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前夕，吉冈安直又提醒溥仪：“没有日本，就没有‘满洲国’，所以日本就是‘满洲国’的父亲，以后‘满洲国’就称日本为‘亲邦’!”由此可见，不仅溥仪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的儿皇帝，“满洲国”也名副其实地是日本的儿子国了。
 “天照大神”同样也没有保佑日本的国运，日本不可战胜的面纱终于被扯下来，1945年8月9日早晨，最后一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伪宫同德殿气喘吁吁地向溥仪通报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紧接着日军宣称退守“南满”，“满洲国国都”迁往通化。在吉冈安直的安排下，溥仪开始逃往通化。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仪仍在日方的安排下当众宣读了“退位诏书”。至此，在伪满粉墨登场达十四年的这场丑剧终于结束了。
 1945年8月16日，溥仪、溥杰等人在吉冈安直的陪同下，从通化乘日本小型飞机回到沈阳，准备换机逃往日本。飞机刚到沈阳机场着陆，正待换机起航，受降的苏军恰巧也乘机赶到，这样，溥仪一行便成为苏军的俘虏，次日被用飞机运往苏联。溥仪先后在苏联的赤塔和伯力收容所里度过整整五年的拘留生活。祖国人民革命的节节胜利，使他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逃避祖国人民的审判，他曾三次上书苏联当局要求政治避难——永远居留苏联。但苏联当局终于在1950年7月31日，把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伪满战犯都送回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后的事实证明，溥仪回到祖国，是新生的起点。抚顺和哈尔滨战犯管理所不是监狱，而是一座世上少有的新型大学。溥仪经过管理所方面长达十年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终于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59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指出：溥仪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确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12月9日这一天，新生的溥仪作为一个公民回到北京。
 溥仪从1960年起直到他去世之日止，人民政府先后妥善地给他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辖下的北京植物园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安排了工作，溥仪一方面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生活，另一方面从事研究文史资料的专员工作，并开始写作《我的前半生》一书。1960年，毛泽东主席还亲自接见了溥仪，陪他吃了一顿备有苦瓜的家常饭，从此以后他也喜欢吃起苦瓜来了。当天毛泽东和他照了相，还对与他相关的劳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情况关怀备至。事后毛泽东还在另一个场合对周恩来总理问起溥仪每月的工资定额，周总理回答溥仪的月薪为一百元时，毛泽东当即指示每月工资应增加一百元。
 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和1961年间更是先后多次接见溥仪、溥杰夫妇和溥杰的岳母家族等人。周总理不仅对溥仪的学习、工作、待遇等问题关怀备至，甚至对溥仪的婚姻大事，乃至后来溥仪身患肾癌住院治疗以及医治无效去世的善后问题，也一一过问。
 1962年，溥仪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4月30日和李淑贤结婚。1964年，在政协的安排下，他参观访问了江苏、浙江、江西、安徽、陕西、河南各地。同年3月，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在北京出版。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患肾癌不治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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