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刚，字少璜，贵州贵阳府贵筑县青岩人，1878年(清光绪四年)生，祖籍安徽。清朝末年随其父母迁居贵阳，以经营小帽铺为业。父平敬斋，系一虔诚的天主教徒，平刚不信教，父子二人的见解颇为分歧。其母先后生十三胎，仅存平刚及姊妹三人。

平刚自幼性格坚强，为人正直，心地善良。读小学时，常为贫穷无势而被欺辱的同学鸣不平，惩治那些仗势欺人的小恶霸。关心民间疾苦，扶助弱者。平刚勤奋好学，八岁入私塾读书，二十岁考取秀才。他胸怀天下，为民担忧，富有叛逆精神，敢于反抗朝廷。1904年(光绪三十年)，适逢慈禧太后七十寿辰，全国奉命庆祝，贵阳也沿大街搭成几座“万寿台”，大肆筹备庆祝。平刚剪发以示抗议，成为贵州剪辫第一人。之后，又撰写一副对联贴于寿台旁边：“东望日本西望意，卅年来人皆进化;北惩俄罗南戒党，七旬后我亦维新。”意在讽刺慈禧在穷途末路之时，对国内外环境视若无睹，竟作如此厚颜无耻的“庆寿”之举^[1]。此联一出，大快人心，但却激怒了地方当局。贵阳知府下令提讯平刚，将治以重罪。后经友人解救，在杖打手心四十之后，由其父领回家中严加管教。平刚在家中受其父狠斥，加以不能向官府申辩，立志出游日本，以摆脱当时的恶劣处境。1905年5月，平刚离开贵阳东渡日本。

尚未东赴日本之前，平刚即认为应致力于文化教育方能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1904年，他与张忞等人创办寻常小学于贵阳。后由日返筑后，平刚担任光懿学校董事长，特别把精力倾注于创办乐群学校(后增设中学)，常年不断地为之筹措经费，排除官吏和军队的多种干扰。

1905年，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在日本东京成立，平刚抵达日本后即加入同盟会，担任干事，并结识贵阳人于德坤。二人虽性格不同，而友谊颇深。二人都善于写作，曾为同盟会刊物《民报》分担编写任务。平刚一度有被提为总干事的拟议，后由宋教仁担任此职。

1907年，贵州始由张百麟组织发起自治学社，黄茀青、陈兰生等人从旁协助其运作。平刚虽在日本，但与张百麟、周培艺、乐嘉藻等人秘密书信，论述世界大势及中国革命的方针。1908年，张百麟写信给平刚，表示愿意将自治学社加入东京同盟会作为贵州分会;但为避免清廷注意，仍保留自治学社之名，以便活动。后来经孙中山认可，平刚被任命为贵州同盟分会主持人^[2]。当时，不论是在国内外互通情况、联络关系方面，还是在介绍贵州留学生及旅日人士参加革命方面，尤其是在促请同盟会接纳自治学社，承认其为贵州分会组织方面，平刚皆为活动最力的关键人物，他以通信方式，向自治学社传达革命思想。

1910年，在贵州的革命酝酿成熟即将爆发之时，平刚由日本回到贵阳，参加创办乐群小学，目的在于以办学为名，秘与张百麟、周培艺保持频繁接触。

1911年11月4日，贵州革命部队入城，革命各方当日下午在谘议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军政府，由都督、行政总理、枢密院三部分组成，枢密院全权处理军政府内部事务，平刚成为枢密院七要员之一。6日，军政府移于前巡抚署(旧贵州省政府)办公。平刚被公推为军政府起草条文，定名为《大汉贵州军政府三个月期间之约章》，咨请贵州立法院同意并公布，平刚协同周培艺(行政总理)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及函电来往。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平刚当选为众议院秘书长，并偕同国民党议员去京，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袁世凯对国民党人的迫害和威胁无处不在，国民党在京议员常不能自安，平刚的革命抱负未能实现。在这一时期，革命好友宋教仁遇刺，平刚随即产生消极意念。此后平刚盘桓上海，蓄意读书，受知于革命同志陈子渔。后与陈子渔之女陈凤飞结为夫妻，平刚从此在闺房课读，少与国民党议员往来。

1915年，蔡锷等人在云南发动起义，出兵讨袁，平刚跟随其师章太炎入滇，支持护国运动。1917年，孙中山领导护法运动，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就任大元帅。章太炎到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平刚也随至广州，任府中秘书。平刚以幕僚身份曾向孙中山建议自行设立军官讲练所训练一般军事骨干，以解决国内各方的武装纠纷。党内有不以平刚之言为然者，斥之为军阀思想，故平刚的建议未被采纳。一直到1923年，平刚都在孙中山身边效力。

1923年，因父母衰老，其妻陈凤飞身体孱弱难于支持家事，生活日见窘迫，平刚不得不离开广州革命政府，回家探视。归黔后，其职务仅限于省内。首先担任镇宁县长。1923年，滇军径直闯入镇宁县署，勒索人夫和现款，并以刀枪相遇。平刚挺身而前，与滇军阐述国民革命的道理。滇军不听，遂将平刚逐出县署。失去县长职位的平刚即由镇宁返回贵阳。

1926年，平刚被控制贵州的兴义系军阀袁祖铭的部将周西成延揽，并被委任为古蔺县长，后调任为赤水县长。尔后周西成从袁祖铭另一部将彭汉章手中夺得政权，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平刚也回到贵阳，被周西成任命为政治顾问。

从周西成掌权开始，历经毛光翔、王家烈，直到1936年，平刚等人一直在筹设国民党贵州党务指导委员会任职，平刚任指导兼训练部长。平刚虽以老革命的声望办党，但在军阀系统的控制下，其工作没能取得较大进展。

1937年冬，吴鼎昌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吴到任后，立即筹备成立贵州省临时参议会，从全省推举参议员和正副议长。第一届共为三十人，平刚被公推为议长，第二届仍蝉联为议长。平刚率领的临时参议会曾对省政府提出若干质询和建议，但都未被采纳，使他心灰意冷，便以“看经念佛”自娱^[3]。他曾任贵州省佛教会会长，只要方丈和尚所反映的庙里问题和困难，他都尽力解决。

平刚虽有多年的革命资望，但对国民党中央身居高位的老友，他不想向上攀附，少有信件、应酬的往来;也鄙视与军阀、官僚为伍。而对牺牲、病故的同志，尤其是其中的贵州人，时常思念不已。对于张忞、黄泽霖、于德坤等同志的遗孀或子侄，他都代为出面请求抚恤费，或介绍工作。为纪念这些同志，平刚撰写了《贵州革命先烈事略》，并予以刊行，传播广远，还为贵州辛亥革命领导人张百麟撰写纪念碑文，立于河滨公园。

平刚一生为民，曾两次使贵阳免遭大火之灾。1944年日寇从广西侵入贵州独山，省城一片混乱，奉蒋介石命令率军守卫贵阳的汤恩伯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坚壁清野，火烧贵阳的恶毒计划。参加会议的省参议长平刚听后拍案大怒：“谁要烧贵阳城，我就不讲客气，先把他坠南明河，我也做个落水鬼，和他同归于尽。”并告诉汤恩伯：“你敢烧，我就敢这样做。”并且宣布放弃准备疏散去毕节的决定，要与贵阳城共存亡。为避免这场灾难，平刚在家中堂屋内横放一口棺材。汤恩伯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不敢得罪这位民国元老，撤销了对贵阳城的火焚计划，使得贵阳城幸免于难^[4]。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师长刘伯龙从外地来到贵阳，据说准备夺得贵州省大印后烧掉贵阳，然后逃之夭夭。谁知被当时的省长谷正伦捷足先登，带着大印逃跑了。于是刘找平刚谈话，意为宁肯烧掉贵阳城，也不能将贵阳留给共产党，遭到平刚的坚决反对。刘无奈，不敢立即行动，后终于未能烧城。贵阳城也因此得以保住。

平刚治学十分严谨，早年曾师从章太炎先生，为其所器重，师生间有诗唱和，还曾为太炎先生代笔写过一些文章，如《赠陆军中将黄君墓志铭》、《故陆军上校李君墓志铭》等。平刚对章太炎先生也极为崇敬。平刚嗜好读书，读过的书大多有眉批，逝世后全部捐赠给贵州省图书馆。他一生著述较多，计有日记一百一十四册，约百余万字，记述了从1914年至1951年的政治生涯和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此外，还有文集《嘘云集》、《感遇集》、《贵州革命先烈事略》等，许多文章都是正楷抄写^[5]。

解放后，平刚自愿接受党的领导，政府安排他为省政府委员。其时他年事已高，老弱多病，于1951年底逝世，享年七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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