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泽民，字锦泉，号镛希，1877年11月7日(清光绪三年十月初三)生于广东四会。父亲彭明翰，在佛山靠糊纸盒为生，家庭十分贫苦。彭泽民幼年入塾受教，断续七年，并曾跟随伯父学习中医。后因父亲病故，生活无着，1902年被迫离乡前往南洋马来亚谋生。起初在吉隆坡郊区当塾师，后在一个锡矿场任文书。

彭泽民到吉隆坡后，常去兴中会在吉隆坡创设的“中和讲堂”听讲，受到革命思想启蒙，倾向革命。1906年吉隆坡同盟会支部成立，有会员十余人，彭泽民是发起人之一，被推为书记。因英国殖民当局监视甚严，不能公开活动，同盟会托名“中国青年益赛会”，利用基督教宣道堂内座为机关。青年益赛会不久即成为马来亚雪兰莪邦的革命中心，影响日益扩大。1911年初，孙中山、黄兴策划广州起义，彭泽民积极动员华侨捐款，鼓励华侨回国参加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李晚和罗成，就是吉隆坡同盟会支部成员。

广州起义失败后，吉隆坡当局认定青年益赛会为暗杀机关，下令停止活动。辛亥革命后，吉隆坡同盟会组织由地下转为公开，青年益赛会得以恢复，会员增至数千人，彭泽民先后任副会长、会长四年。1915年9月，彭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党雪兰莪副支部长。袁世凯称帝时，他在华侨中为中华革命党筹集讨袁军饷，并组织华侨讨逆军，入广东东江参加讨伐龙济光的战斗。

彭泽民初到南洋时，收入微薄，生活十分清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急需橡胶，殖民当局招垦橡胶园，彭领到橡胶园一处，并得到锡矿场工人的帮助，建木屋数间，全家悉力以赴经营橡胶园，生活有所改善。

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为国民党，彭泽民参与国民党芙蓉总支部工作，发起创办吉隆坡《益群日报》，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益群日报》受到侨胞欢迎，畅销南洋各地。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国共合作，彭泽民积极拥护和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次年“五卅”惨案发生，他因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以及在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回到广州。随后，他被芙蓉总支部推选为代表，参加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又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及国民政府委员。同年5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上，提出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彭泽民和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起来反对。整理党务案被通过后，彭曾到孙中山遗像前痛哭^[1]。

北伐军占领武昌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决议，1927年1月彭泽民由广州到达武汉。这时，蒋介石擅自决定迁都南昌。彭在武汉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中央发动的旨在反对独裁、恢复党权的反蒋运动。他和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一道，在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主张发展工农运动，以抵抗蒋介石的独裁政策。在这次会议上，他继续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彭泽民和其他一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痛斥蒋的反革命罪行。他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的讨蒋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蒋介石竟勾结帝国主义;我们要解放农工，蒋介石竟摧残农工。我们要革命，要拥护总理的政策，我们非打倒蒋介石不可。”^[2]

继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武汉汪精卫集团又公开背叛革命。彭泽民与宋庆龄、邓演达等人竭力反对。事先，他曾向汪精卫指陈利害，规劝汪坚守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改变反革命立场，汪精卫不听，反而指责他“叛党亲共”。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会散后深夜12时，彭泽民赶至林伯渠家中，将会议情况告诉了林伯渠和吴玉章，使他们能及时脱险。接着，彭泽民随第四集团军的第二方面军离开汉口。

7月底，彭泽民到达南昌。8月1日，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被推为革命委员会委员。他与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名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声讨了蒋介石、汪精卫、何键等国民党新军阀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屠杀人民的罪行，并号召革命同志团结一致，“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3]。8月5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彭随部队南下。当时气候酷热，加上敌人的不断袭击，行军十分艰苦。他与共产党人一道，不畏艰难险阻，在行军途中对部队进行革命宣传，为战士看病，表现了坚强的革命毅力。起义部队到达广东汕头后，他在彭湃的帮助下，取道陆丰的汕头，乘渔船到达香港，从此开始了他在香港二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由于彭泽民坚持反帝反封建和反蒋的爱国革命立场，1928年国民党中央将他开除党籍，并予以通缉。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在莫斯科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及屠杀工农的罪行，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宋庆龄、邓演达写信给彭泽民，邀他共同发起。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路过香港时，与彭一起商讨反蒋问题。随后，邓演达在上海将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脱党分子组成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彭泽民列为中央负责人之一。彭在香港组织了南方干事会，负责会务工作。但不久邓演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行动委员会的反蒋活动失败。1933年冬，彭泽民到福州参加了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彭认为不可能成功，不久，即离闽回港。

彭泽民流亡香港期间，受到国民党特务和英国殖民政府的监视，生活异常艰苦，但他操守不移。为了维持生活，他经友人介绍向香港名医陈伯坛学习中医六年，随后在香港挂牌行医。他对贫苦的劳动人民充满同情，经常赠医赠药，因而深得人们的赞誉。

1935年，日本向华北发动新的进攻，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11月1日，彭泽民和章伯钧等人在香港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代表会议，鉴于反抗日本侵略和争取民族解放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决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临时行动纲领》，主张团结全国力量对日抗战，反对蒋介石的官僚独裁统治。《纲领》还指出：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这是一个为世人所惊骇的事实”^[4]，要求恢复大革命时期联俄、联共政策。彭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抗战前夕，彭泽民发表《告全国各界领袖书》，要求国民党改变政策，顺从民意，迅速实行民主政治，各党派平等合作，共赴国难^[5]。“七七”事变后，他和章伯钧于7月10日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提出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全国上下一致遵守的政治纲领，实现民主政治等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他还主张予华侨以参加祖国政治的机会，鼓励他们成立各地抗敌后援会，动员华侨参加抗日战争^[6]。他在香港创办了《抗战华侨》杂志，积极向海外侨胞进行团结抗日的爱国宣传。

皖南事变后，彭泽民和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于1941年1月20日联名发表给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公开信，谴责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要求“撤销剿共部队，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力量，保障各种抗日党派”^[7]。是年3月，各抗日民主党派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是发起单位之一，彭泽民因此也参加了同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彭泽民在香港两次被日本侵略者拘捕入狱，备尝艰辛，但他凛然不屈。抗战胜利后，他呼吁和平团结，反对内战，是南方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1946年9月，他写了《孙夫人〈对时局主张〉代表了全中国人》一文，表示完全赞同宋庆龄于7月22日发表的《对时局主张》所阐明的立场，要求国民党立即接受她的主张，与共产党实行停战，恢复政治协商会议，进而组成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并认定这是实现“人民权利的起点”^[8]。

1947年1月31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代表会议，鉴于抗日民族解放的任务已经完成，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实现人民民主，决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4月，国民党为了和缓人民对其一党专政的强烈不满，宣布“改组政府”。彭和农工民主党留港中委郭冠杰、李伯球等人发表《对改组政府的意见》，指出，“国民党临到政治完全破产，人心尽去的今日，竟来一套‘改组政府’，以图挽救危机”，完全“违反人民的要求，徒增人民的痛苦”^[9]。这时，彭泽民被推为设在香港的民盟南方总支部主任委员。他连续发表文章和宣言，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国民党与人民为敌，摧残民主运动的行径。

1948年5月，彭泽民代表农工民主党与其他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并在香港开展了新政协运动。这时，他已是香港的名医，生活优裕，但他不顾一切，应毛泽东的邀请，毅然离港，于12月26日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途中曾赋七绝一首：“廿年空有还乡梦，此日公车入国门。几经羁縻终解脱，布衣今日也称尊。”表现了无比兴奋的心情。

1949年2月，彭泽民到达北平，9月，代表农工民主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等职务。他继续用自己的精湛医术替人民看病，为社会主义服务。1951年他任农工民主党副主席。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10月18日，他在北京逝世，受到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深切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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