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号仲昂，江苏宝山县人，1899年8月13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八)生。父名潘鸿鼎，曾任清翰林院编修。

潘光旦1905年入私塾读书。1913年至1922年间在北京清华学校学习，经常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和年报、学报、周刊等编写工作。1915年右腿因参加体育运动受伤致残，依靠双拐走路，但仍然爱好活动，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的罢课游行。1921年曾携带同学捐款到河北唐县赈济旱灾。

1922年，潘光旦去美国留学。开始在达茂大学学生物学，1924年毕业，得学士学位及成绩优异金牌。1925年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1926年毕业，得硕士学位。同时期还先后在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其他研究机构参加有关优生学、人类学、内分泌学、单细胞生物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成绩优秀。1925年在纽约与清华校友闻一多、罗隆基等发起组织大江学会，并发行《大江季刊》，兼任学会理事，为季刊写稿。潘还曾兼任纽约中国留美学生季刊(中文)总编辑、月报(英文)编辑。这几个刊物主要宣传科学、民主等救国主张。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潘参加中国学生在纽约召开等追悼会，并将《总理遗嘱》译成英文，又与人合作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译为英文。

潘光旦1926年回国后，在上海地区的大学工作，先后任吴淞政治大学教务长、东吴大学预科主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淞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讲授心理学、优生学、家庭问题、进化论、遗传学等课程。他先后主编《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和《书报春秋》、《优生月刊》、《华年周刊》，1928年至1934年兼任《中国评论周报》(英文)编辑。这些刊物宣传科学、民主等救国主张，更多地讨论人口、劳工、家庭、妇女、优生等社会问题。当时，潘光旦还参加平社、中国社会学会、太平洋国际学会等学术团体。平社的社员多是留美学生，经常聚餐，宣读和讨论文稿，然后送《新月》月刊等处发表。

1934年，潘光旦到清华大学工作，任社会系教授，除主讲优生学、家庭问题外，还先后开设人才论、西洋社会思想、中国儒家社会思想等课程。1935年至1937年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南迁长沙，合办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再西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直至抗战胜利。在这烽火连天的八年间，潘光旦一直随同清华辗转南方各地，坚持教学研究工作，先后任教务长、秘书长、图书部主任、社会系主任等。他一直在社会系讲课，一度在云南大学社会系、昆明译员训练班、云南留美学生预备班兼课。

1946年，清华大学迁回北平复校，潘光旦随同回到北平，继续任社会系主任、图书馆长，讲授优生学、家庭问题、西洋社会思想等课程。

潘光旦先后完成的著作有：《冯小青——一件影恋的研究》、《中国之家庭问题》、《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研究》、《读书问题》、《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优生概论》、《人文史观》、《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优生与抗战》、《自由之路》、《政学罪言》、《优生原理》等。译著有：霭理士著《性的教育》、《性的道德》、《性心理学》，赫胥黎著《自由教育论》等。

潘光旦在优生学方面的中心思想是：不但要求个人进步、社会进步，而且要求种族进步。他认为，种族进步更为根本，离开它，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是不可能长久的。在潘光旦看来，只有种族进步，在先天遗传方面比较优秀的人才能辈出，社会、经济、文化等才会不断繁荣昌盛，源远流长。种族的演变，首先是通过生物现象中的繁殖、变异、遗传、竞争、选择、淘汰、死亡等因素进行的。如果优良人种在质量上得到提高、在数量上得到增加，便是种族进步，否则便是退步。其次，人种的这种演变，还同时受到社会现象中婚姻、家庭、战争、宗教、政治、法律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种多样的，也是很大的，必定造成人口中不同的生育率和死亡率，从而引起种族的进步或退步。潘光旦认为，在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审判下被杀害的多是优秀人才，这不能不影响种族进步。他认为，欧洲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很快衰落了，而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这不是没有种族方面的原因的。

潘光旦在社会学方面的中心思想是：力求建立一种健全的社会。他认为，任何社会都包括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两方面，这两方面并不是势不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就个人方面说，又总有通性、个性、性别三方面。通性是人人相同之处，个性是因人而异之性，性别是男女之分。就社会方面说，即就人群方面说，又总有社会秩序、文化进步、民族绵延三个方面。社会秩序与通性一致，文化进步与个性一致，民族绵延与性别一致。只有使这两大方面、六小方面都得到照顾，才是比较健全的社会。潘光旦说：“在温暖的情绪与清明的理智之下，试问哪一壁的哪一方面我们愿意捐弃的呢?我们谁不知道，缺一壁或缺一壁的任何一方面，多少总是不健全的表示呢?”^[1]他认为几十年间先后传入中国的，最先是英美式的个人自由主义，接着是苏联式的阶级集体主义，最后是德意式的种族集体主义，各有偏蔽，都不可生搬硬套。他又认为：个人生活的健全发展，通性、个性、性别不偏废，主要依靠自由教育;社会生活的健全发展，秩序、进步、绵延不偏废，主要依靠民主政治。健全社会必须以自由教育为体，以民主政治为用。

1926年至1927年间，潘光旦在上海与张君劢等人经常往来，商谈时局，1936年加入张君劢领导的国家社会党。1947年至1948年，还一度参加在北平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任理事及该会所办《新路》周刊编委，宣传改良主义思想。他在国共两大党的政治斗争中，日益明显地反对国民党的许多政策和措施，而同意共产党的若干经济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日趋反动腐化，全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潘光旦的政治态度日益发生变化。他经常发表文章，对国民党当局进行抨击。1939年他反对大学设训导长，认为把训育从教育里划分出来，在理论上很有问题，并且没有人当得起这训导长。1940年，他发表《宣传不是教育》一文，由于昆明《中央日报》一篇社论的反对，他又发表了《再论宣传不是教育》，在文中写道：“我说宣传不是教育，多少还说了一些为什么不是。那篇社论说宣传就是教育，却没有说为什么是。”^[2]同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在重庆《中央日报》与昆明《每周专论》上撰文，指责大学教师的思想不纯正，潘光旦便发表《异哉所谓教师的思想问题》，说：“作者厕身大学环境且二十年，所见和公展先生的很有不同，又忝为教师的一人，责任有归，未敢缄默。”^[3]1943年，潘光旦指责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把真自由和假自由刚好弄颠倒了，希望再版时更正，并说：“这样，真假可以划分得更清楚，黑白可以表见的更分明。”^[4]1944年，他公开主张学人论政，并要求国民政府真的广开言路，说：“试想大家，特别是一般学人、艺人和有专门技术的人，对于国家大事，既连口都不能开，还敢希望有更进一步的贡献么?”^[5]1942年至1945年，他和闻一多、吴晗等西南联大教授一起，创办《自由论坛》月刊和周刊，大力呼吁自由和民主，成立联合政府。他在解放前的论文集，有一本就叫做《政学罪言》。

1941年3月，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潘光旦参加。他自1941年起一直担任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并曾兼任民盟昆明支部委员、主任委员，负责创办和编辑民盟在昆明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他在昆明经常和闻一多、吴晗、费孝通、曾昭抡等一起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华岗、尚钺、楚图南等人在唐家花园秘密召开的小型座谈会，讨论政治形势。在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涨过程中，尤其在1945年底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后，西南联大不少民主教授遭受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和迫害。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潘光旦和其他民主人士一度往昆明美国领事馆避难。嗣后回到北平，他继续兼任民盟华北总支部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光旦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并任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总部宣传委员和文教委员、民盟北京市支部委员和文教委员、民盟清华大学区分部主任委员。

1949年至1952年间，潘光旦继续在清华大学工作，担任社会系主任、图书馆长，兼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他讲授社会主义思想史、家庭进化史、马列名著选读等课程，译注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51年春，潘前往上海、苏州、吴江、无锡、常熟等地视察土改运动，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谁说江南无封建?》，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后收编为《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出版。1952年，潘光旦到中央民族学院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他调查研究湘西土家族，写出了调查报告和有关文章。他还研究景颇族史、畲族史，并整理中印边界有关资料。

1957年反右斗争中，潘光旦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此后十年，他通读二十五史，搜集整理少数民族史料约达一百六十万字，同时翻译了达尔文巨著《人类的由来》。1967年6月10日潘光旦病逝，遗书万册捐献给中央民族学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潘光旦的遗著《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以及《人类的由来》均已出版。2000年12月，《潘光旦文集》出版，共十四卷，约六百四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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