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展，原名有猷，号淦清、幹卿。浙江吴兴县人，1895年10月23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六)生。其父潘理斋(名士达)经营丝业，曾设大集成丝行。
 潘公展少年时，入湖州城内私塾改办的两等小学堂读书，因受当时反清思潮的影响，曾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并和同学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富强报》，鼓吹反清。1912年经当地美国传教士介绍，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外语系学习。
 潘公展聪慧好学，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期间，常在英语讲演比赛中获优胜，还经常为校刊《约翰声》投稿，并先后兼任《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和《国民日报》“觉悟”副刊的特约撰稿人。他经国文老师介绍参加了“南社”。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学生闻讯积极响应，于5月7日正式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潘公展被举为评议部秘书、财政委员会委员。学生会创办会刊(日刊)，潘公展又被选为主编。
 1919年夏，潘公展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先在上海私立市北中学执教，兼教务主任。翌年协助汤节之筹办《商报》。1921年《商报》正式出版，潘任《商报》电讯主编，并撰写每日时评和每周大事述评，文名渐著。
 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南昌后，蒋介石筹组中枢机关，物色秘书人才。经陈果夫推荐，潘公展于1927年1月与《商报》编辑主任陈布雷应召同往南昌。蒋介石和潘、陈二人长谈了两次，并劝说他们加入国民党。经蒋介石、陈果夫介绍，潘与陈布雷即于2月加入了国民党。当陈布雷留在蒋的身边任秘书时，潘得蒋允暂回上海，被史量才延揽任《申报》编辑，主编要闻。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反共，在上海设立政治分会，张静江任主席，潘公展任分会委员。此后，潘由一个报人变为国民党要员。6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黄郛任市长，潘任农工商局长。不久农工商局改社会局，潘仍为局长并兼任市政府秘书长。
 1929年，陈果夫、陈立夫把“浙江革命同志会”扩大改组成“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简称CC。“中央俱乐部”以二陈为中心，以张强、潘公展、程天放等人为主要骨干，自此潘成为CC系要员。
 1932年8月，潘公展改任上海市教育局长，四年后又兼任社会局长。
 潘公展在国民党内，因为得到蒋介石和陈果夫的重用，一直处于显要地位。1927年5月，上海特别市党部开始“清党”，潘被任为整理委员，后又当选为常务委员。此后，潘一再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并出席了国民党第三、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1935年11月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2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潘公展在抗战前一直活动在上海文化宣传和教育界，为国民党统治效力。为配合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军事“围剿”，他在上海指使和支持一批文人进行文化“围剿”，制造白色恐怖。“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潘公展在上海力图控制局势，规定了一套新闻、书刊送审制度，就连小人书画稿也要经过审核，力图以此“杜绝赤化宣传”，“达安内攘外之成功”^[1]。
 潘公展还于1932年6月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晨报》，自任社长。他宣传“本位救国论”，即所谓：“人人均宜为本业致其最善之努力，谋如殊途同归之救国。”他说：“吾人若不唤起国人本位救国之意义，则国人或将中风发狂。”^[2]以后，潘又办起《晨报晚刊》(后改名《新夜报》)和《儿童晨报》、《儿童画报》。
 1934年3月，国民党声言“依据三民主义建设新中国的文化”，设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以蒋介石为名誉会长，陈立夫为理事长，潘公展为常务理事兼书记长。潘随即在上海组设分会，说要“把以往此种凌乱的无条理的各自为政的文化工作，改变为有计划的协作，将上海的文化界谋通盘规划的办法”，以改变“以往的所有个人或团体作文化工作没有中心”^[3]的状态。潘还鼓吹要彻底“剿匪”，就要“肃清有阶级色彩及共产主义的出版物”^[4]，随即下令销毁大批进步书籍和杂志，包括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和《蒋光慈遗集》等。
 潘公展接任上海教育局长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爱国师生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极为愤慨，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潘竭力维护学校秩序，同时唆使一批人另行成立“中学联”、“大教联”、“中教联”及文艺团体等，对爱国师生进行分化和控制。1934年5月，他下令各中学校长和训导主任严密控制学生的课外活动和课外作业。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波及上海时，爱国学生又一次掀起抗日救亡热潮，潘下令各学校阻止学生游行示威。当五千学生到市政府请愿时，潘下令“所有全市公私中学校于即日起提前放假”。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进入了“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主张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潘公展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有糖衣的毒药”，于1937年2月18日至24日在《中央日报》上连续发表了题为《统一与和平》的长文，为蒋介石制造内战进行辩解，说“必须内部统一，才能抵抗外敌……统一就是安内，抗敌就是攘外”，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外有识之士的驳斥。
 1937年抗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潘公展离沪经港到达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38年3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汉口开办“独立出版社”，叶楚伧任董事长，潘任经理。10月潘撤退至长沙，被任命为湖南省政府秘书长。1939年初又撤至重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嗣后并兼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副局长、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主任，1942年12月改任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重庆创办了一家胜利出版总社，在福建等省设有分社，除出版一些鼓励抗日、揭露日军残暴侵略的书籍外，还出版了一些反马列主义的书。
 潘公展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跻身于掌握国民党宣传大权之要位。他指挥国民党的各种宣传工具，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和“建设三民主义”为宗旨，为维护国民党统治制造种种舆论。他于1938年写了一本题为《领袖、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宣传“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国家”及“一党专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潘公展一面不准《新华日报》报道事件真相，一面指挥国民党报刊反诬新四军“违反军纪”、“破坏统一”。潘还在《中央日报》发表了《军纪根源论》，说“新四军之违反军纪，其根源乃由于三民主义信仰不诚、信仰不坚所致”，为杀害抗日革命军队将士开脱罪责。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于1945年5月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潘公展被提名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5月12日作了一个“关于中共问题的总报告”，诬蔑中国共产党“武装割据”、“破坏抗战”，“颠覆政府”、“危害国家”，还说：“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与环境。”他提出：“当前对中共之争论，应集中于反驳联合政府，反驳抗日战争中有两条路线的论调，反驳中共具体纲领，与反对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大会根据潘公展报告，通过了两个决议：一个是对外发表的，说对中共要“采取政治解决之方针”，“尽力于团结御侮”;另一个是对内的，说“根据中共问题之总报告，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决议要国民党员对共产党“提高警觉，发挥革命精神，努力奋斗，整军肃政”^[5]。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有些代表不满蒋介石、陈果夫等人的控制，在选票上画乌龟或骂“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等。潘公展提议要把投票人的号数记下，阴谋加害，遭到一些代表的责骂和反对，并有二三十人喊打，拉起椅子奔向潘公展。但潘继续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战胜利后，潘公展于1945年12月回到上海，参加上海接收工作，先接办了《申报》任社长，后任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并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后来蒋介石标榜“实施宪政”，在各地相继建立参议会。上海参议会于1946年3月建立，潘任议长，以“民意领袖”身份四处活动。1946年11月，上海三千摊贩为抗议当局的无理取缔，结队游行请愿。潘公展以议长身份出面讲话，要求“当局施政必须慎重，亦望市民共同维持秩序”，貌似公正。当上海当局无理拘捕七百余人，并拘捕送饭家属一百六十余人时，潘公展则并未出面说话。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连连败北，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蒋介石用召开“行宪国大”和选举总统的手法，力图稳定时局。潘公展在上海积极响应，四处发表“竞选演说”，鼓吹“行宪要义”、“民主政治真谛”等等。1948年3月，潘到南京出席“行宪国大”，并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948年8月，蒋介石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限价政策”，发行金圆券，强行收兑金银外币等。潘公展特地召开宣传大会说：“吾人如能信任金圆券一若物资然，则藏币胜于藏物。”但是没过三个月，蒋介石就被迫宣布“取消限价”，金圆券剧烈贬值，人民损失惨重，经济极度混乱。潘此时又号召参议员们：“在此时局危艰，社会动荡之今日，应该协助政府安定人心为第一要务。”^[6]
 同蒋介石共命运的潘公展，把朝不保夕的国民党统治寄希望于美国政府。1948年11月，他与上海各界头面人物联电美国政府：“当此决定生死存亡之际，我们人民不得不向阁下及贵国人民呼吁，假如欲及时避免此人类历史上之大惨剧，数万万爱好和平之士被迫而受共产党之迪克维多统治，则贵国必须加以援助，刻不容缓。”^[7]潘又于12月发起成立“上海自救救国联合会”，号召“拥护元首，协助政府”，“坚定人心，自救救国”^[8]。他在市参议会还声称要“全力救上海”。
 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了一个求和的声明，潘公展起而呼应，以上海参议会的名义，于3日“呼吁停战，商谈和平”;并于9日“建议”各省市参议长、各团体理事长或代表，于2月10日来沪开会，“共商促进和平”问题。当中共中央于14日提出和谈的八项条件后，潘即于15日说“此时亟应暂时不提出任何条件”，而应“先立刻同时命令停战”^[9]。此外，他还在上海张罗“全国和平促进会”，说“人民代表应参加和平谈判”，想要挤进和谈会议。4月15日，国共双方和谈代表拟定《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定案”，潘公展于当晚立即召开上海市参议员座谈会“征询”意见。他首先发言表示反对，并主张发表一份反对和平协定的意见书。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潘公展潜往香港，开办了一个“国际编译社”，出版“国际文摘”。年底转赴加拿大。次年5月又至美国，初在《纽约新报》撰稿，1951年5月与陈立夫等人创办了《华美日报》。他虽庇身美国，却经常写文章为蒋介石的“反共复国”献计献策，历时二十余年，被夸赞“是近数十年来最难得的一位文化斗士”^[10]。
 1975年6月23日，潘公展病死于美国纽约。
 潘公展著有《中国学生救国运动史》、《罗素的哲学问题》、《陈英士先生传》、《战时政治制度》、《以不变应万变的抗战原理》、《统一与抗战》、《领袖、政府、主义》。他后期写的文章，编有《潘公展先生言论选集》;晚年诗词编为《潘公展先生诗词选集》。他还主编过《五十年的世界大势》、《五十年来的中国》两书，并译有《儿童爱》、《遗产的废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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