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复，字馨航，山东济宁人，生于1883年11月22日。其父潘守廉，字洁泉，光绪十五年进士，素笃信佛教，号对凫老人。曾任河南省邓州知州，历职二十余载，辛亥革命后引退在家赋闲。潘复自幼在家延师攻读，他天资聪颖，文思敏捷，举笔成章，书法造诣颇高。
 1908年，原津镇铁路的终点从镇江西移至浦口，改称津浦线。原线路经由潘复家乡济宁，由于线路变化，不再过济宁。济宁各界民众哗然，因济宁为鲁西南重镇，工商业繁盛，交通运输至关重要，于是公众推举潘复、吕庆圻、袁景熙、李其庄等赴京请愿，据理力争，后经议决既定路线不再改动，另修兖济支线(兖州至济宁)，潘复力主其事，奔走上下，从此名声大振。时潘曾撰有《争路小记》，详述争路理由和历程：“济宁一线，地坦途平，施工甚易……铁路之性质，实为发达商务为唯一之目的。轨道所经，必由民物繁盛之区，四方荟萃之地，方能多所运输，同臻发达。……济宁商埠为南北枢纽，数十百年商务著名繁盛之区，较之曲兖，岂止十倍，设轨线一旦交通，南北商货多一伟大销场，于实业前途，关系匪尠……”当时，除济宁代表向各方呼吁外，与之配合有的山东旅京同乡官员杨毓泗编修等上津浦督帮办大臣公呈，全济绅商学界上旅京同乡诸公及四省总协理书。尽管最后争得修支线的结果，但是，潘复仍不满意，他认为“代表此行，谓之毕功可也，谓之失败可也”^[1]。
 清季，潘复纳赀捐官挂知府衔，分发到江苏候补，巧遇其父科场同年陆钟琦任江苏布政使，潘复遂得以入其幕中，并颇得陆钟琦之赏识。1911年陆钟琦擢升为山西巡抚，潘亦随之赴晋。同年10月，山西新军标统阎锡山举兵响应武昌起义，光复太原，陆钟琦全家遇难。潘复经此变故，遄回济宁老家。1912年，潘复与同乡靳云鹏在济宁合资创办济丰面粉公司。但经商非其所志，对仕途兴趣甚浓，故于同年赴宁，入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谋得一司员职位。然嫌官卑职小，又投身进步党，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亦无成就。又转到关外，供职张作霖幕府中，得与奉系发生渊源关系。
 同年4月，江苏都督庄蕴宽辞职，袁世凯遂命程德全继之，潘复为其秘书。1913年1月，经程德全推荐，潘复赴山东投靠山东都督周自齐。周自齐对其颇为器重，先委任为劝业道道尹，后又被委任为山东实业司司长。在此任内，潘复曾举办过一次博览会。同时，在治理鲁西南湖河水灾方面，潘复也有所作为。清末，因铁路兴起，鲁西南一带运河湖泊失于治理，河道淤塞，吐纳宣泄不灵，汶河泗水泛滥其间，东平、济宁、鱼台等县七千万亩土地连年水灾，百姓饱受其苦。潘复据实向政府当局陈述灾情，于1914年成立了南运河疏浚事宜兼山东水利局，亲自兼任总办，机构设在济宁城里塘于街，培训科技人员，派员实地勘察，拟订疏浚工程计划。曾拟订《勘察江北运河水利统筹分疏泗沂沐淮草案计划》、《勘议筹治南运河水利草案》等勘测与治理方案。后因筹借款项，遭到日、美等国财团的反对，只好中途停办。后升任全国水利局副总裁，继续拟订相关计划，如有《奉令履勘江苏运河水道利病情形统筹施工计划概要文(全国水利局副总裁潘复呈大总统)》、《郡国利病：勘察江运河水利统筹分疏泗沂沐淮草案计划书》等，为治理南运河提供了一定的前期准备。
 期间，为涉足政界，潘复加入了统一党，为该党山东支部副部长。1914年6月，靳云鹏以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因军人初管政治，需要助手，便首先选中了潘复，两人结为金兰之好，潘复为报效靳云鹏，利用自己任职实业司长之便，为靳云鹏筹办鲁丰纱厂，王占元、田中玉等人均有投资，全省一百零七个县招股四十万元。1919年春开业，纱锭一万六千枚。该企业经营效益良好，靳云鹏与潘复大发其财。
 1915年，周自齐在财政部任内，以潘复为参事，这是其在财政部升迁发轫。1919年11月，靳云鹏受总统徐世昌之命组阁，推举潘复做财政次长，自此潘复便正式步入了北京政坛。
 1920年5月，靳云鹏受安福系排挤，呈请辞职，由海军总长萨镇冰兼代国务总理。7月，直皖交战，徐树铮的边防军受挫于吴佩孚部，皖系败北，因此安福系的财政总长李思浩遂被免职，由潘复署理部务并兼任盐务署督办。同年8月9日，在张作霖的推荐下，靳云鹏再度受命组阁，周自齐为财政总长，以潘复为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潘复在此任内，不仅利用权位大敛钱财，而且不断与权贵结交。他在赌场中故意认输而献媚于张作霖。10月，潘复晋授勋五位，1921年1月，又晋授三等大授宝光嘉禾章。潘复此时位尊多金，生活奢侈，晚上常在其红罗厂、毛家湾两私宅中欢宴豪饮，选色征歌，继以豪赌，每至子夜仍未休。
 1921年5月14日，靳云鹏以内阁总理辞职的方式重新组阁，潘复仍任财政次长。当华盛顿会议开幕的前几天，美国烟酒借款已经到期，1921年11月1日，经手借款的美国银行团代表阿卜脱(John Jay Abbot)向北京政府也提出了“借新还旧”的办法，建议成立一千六百万美元的新借款，用以偿还烟酒借款一千一百万美元及其利息六十六万美元，并须扣除赎回美国人所持有的湖广铁路债券一百三十万美元及其利息一百零八万美元，新借款指定以烟酒税为担保品，设立一个以美国为稽核员的烟酒税稽核所主持其事。
 但是，总统府和国务院为了控制烟酒借款竟发生冲突。当时盐务署长潘复是国务总理靳云鹏的人，而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则是总统徐世昌的私党。如果一千六百万美元的新借款成立，虽然北京政府所得甚微，可是经办机关烟酒公署却可以取得一百多万美元的回扣，烟酒公署既然是徐世昌所控制，靳云鹏就分不到分文了。于是潘复便想出了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他向阿卜脱提供意见，指出烟酒税经常被各省军阀扣留，不是可靠的担保品，必须加入盐税余款为副担保品，才能保障借款的安全。这意见当然受阿卜脱的赞成。这样，潘复的盐务署就可以得到佣金的一半八十万美元。由于争夺这笔佣金，使得府院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也因为府院不和，加上全国反对，遂使烟酒借款未克实现。不久阿卜脱起程回国，把这项交涉移交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史蒂芬(Stevens， Frederic W.)继续商谈，后也不了了之。潘复却因此事受到吴佩孚的攻击而下台。靳云鹏则认为吴佩孚的攻击是徐世昌的指使，因此他致电张作霖，力言张寿龄任烟酒督办以前，所有税收账目既不呈报国务院备案，又不送审计院审查，内阁无权过问，要求追究责任。
 张作霖从关外打来了一个电报给徐世昌，指责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才力不胜，以致烟酒税收入锐减，应当予以撤职。由于张作霖的攻击，张寿龄只好下台。徐世昌想提拔袁乃宽继任烟酒督办，靳云鹏却要潘复继任，徐世昌坚决不同意，并声称：“宁可牺牲总统，决不让潘复上台。”双方经过折中协调，决定改派接近直系的汪士元为烟酒督办，又派接近奉系的钟世铭为盐务署长。随后，北京政府正式批准李士伟辞去财政总长职，由直系高凌霨继任之。潘复直到徐世昌卸任大总统，也没有当上财政总长。潘复曾一度认为任盐务署长可得实利，加上当时财政困难，各方索饷之声，纷至沓来，对于财政总长一职也未过于强求。但是，因潘复聚敛自肥，不为徐世昌所喜，财政总长没有希望之后，连盐务署署长也被他人取代。
 潘复在公府方面的信用已扫地，不得不筹其退路，欲谋得山东省省长一席，但到12月靳云鹏内阁倒台，潘复图谋掌鲁的一线希望也变成了泡影，未几潘复便退居津门^[2]。
 潘复这一时期利用财政次长之职，大发其财。其生财之道无孔不入，既弄权卖官，又操纵公债市场。有一个叫英翰的满洲人，在清政府执政时曾任巡抚职，后家道衰败，便让其儿子通过关系找潘复谋事，事成后，英翰送给潘复几箱古字画作为酬谢，字画价值连城，潘复视若珍宝。每当发行公债时，潘复在北京联系银行，又在南方派员推销公债券，从中牟利。1920年，他联合虞洽卿组织劝业银行，推靳云鹏为董事长，虞洽卿为常务董事兼上海行经理。在发行公债之前，潘复先同海关税务司联系，得到内部消息后再通知虞洽卿等向各银行商洽推销或押款，套购牟利，大肆肥私。当时，军警饷源应由财政部筹拨，这本是财政部的一笔特别开支，但潘复却常用公债或国库券向各银行抵押借款，以此推销公债和国库券。潘复于1919年11月在山东组织过丰大商业储蓄银行，美其名曰办理储蓄事业，而实际是他们的私人账房，所以收储蓄存款任意提用^[3]。寓津期间，潘复帮助褚玉璞发行直隶省公债，操纵市面金融;与人合资创办了边业银行;接办了德兴盐务公司，把持长芦盐的销路。种种手段使潘复累资巨万，富豪一时。
 潘复退居到天津后，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张学良、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张弧、吴光新、吴毓麟等人常到潘宅聚会，潘复的私宅变成了朝野官僚的俱乐部。其中与直系人物来往特别密切，对吴毓麟、张廷锷、曹锟的秘书王兰亭等，潘复每每贿以千金，以谋重登政坛。同时，潘复的二姨太和曹锟的三姨太刘凤坤感情相投，来往密切，曹锟曾一度有起用潘复之意。但是，王克敏久思攘夺财政而阴谋破坏，并说“潘太会搞钱，手段太辣”。他暗中唆使孙宝琦向曹锟建议另换别人，曹锟乃授意王承斌在天津劝张弧进京，就任财政总长一职。这样，潘复即将到手的财长一职，又再次沦入他人之手。事后，吴毓麟再为潘复说项，乃为其谋得全国水利督办一职，但有名无实^[4]。
 1924年，直奉战争爆发，结果直系战败，奉系张作霖入关，控制了北京政府。奉系李景林督直隶，潘复经齐协民介绍，得与李景林接近，因此和张学良也拉上了关系。次年，张宗昌成为山东军务督办，潘复对张宗昌竭尽贿赂，被张委任为山东督署总参议。上任后，潘复尽其所能，迎合张宗昌，投其所好。他曾送张一件镏金镶翠、珍珠玛瑙装潢的金葫芦，价值巨万。张宗昌在南口与冯玉祥作战时，潘复竟送妓女到南口进行慰劳。张宗昌认其为知己，以至后来潘复东山再起，重登政坛，张宗昌在暗中多方出力。与此同时，潘复也千方百计与直系拉关系。
 此时北京《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经常发表文章抨击军阀当权，潘复、张宗昌都在挨骂之列。1923年以前，潘复曾经做过财政次长。林白水曾在1923年1月25日的《社会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山东全省好矿都要发现了》的时评，说的就是潘复贪污的事情。他说：“他(潘复)总共做了一年零几个月的财政次长兼盐署署长，在北京就买了两所大房子，连装饰一切，大约花去十万块钱。又在天津英界盖一座大洋房，光是地皮，就有十亩之大，一切工程地价，统共花去十五万块。”1926年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中发表题为《官僚之运气》的文章，文中有一句：“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并把潘复与张宗昌的关系比作“肾囊之于睾”，潘复哭诉于张宗昌之前，一定要置林于死地，因此张宗昌命令北京宪兵司令王琦即逮捕林，并于8月6日晨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林杀害，潘复借刀杀人，泄了私愤。
 1926年秋，直系孙传芳在江西被国民革命军打得大败，微服逃至天津，因与潘复有乡谊关系，到津之后，先找潘复，在潘复家同张宗昌见面，然后孙传芳由张宗昌陪同去见张作霖。孙传芳在张作霖面前赔罪认错，并表示今后一切都听张作霖的，张作霖对孙传芳表示不咎既往。此间，潘复与孙传芳、张学良、张宗昌、褚玉璞、杨宇霆等人“义结金兰”，成为结拜兄弟。潘复过去拉拢张学良、李景林想当财政总长而未成，此次总算和奉系攀上了关系，并且孙传芳对其心存感谢，这为他后来当国务总理奠定了基础。
 1926年潘复任黄河工程督办。是年，吴佩孚被北伐国民革命军打败，张作霖入京主政。1926年4月，颜惠庆摄阁，在张宗昌和褚玉璞推荐下，潘复重掌财政。6月23日，颜惠庆辞职，由海军总长杜锡珪兼代总理。到10月1日又由外长顾维钧兼代。1927年1月23日，顾维钧重新组阁，以外长兼署总理，阁员变动颇大，惟潘复财政一席，在三次摄政过程中，始终连任。
 当时正值九六公债贬值，投机者损失不赀，潘复初受命尚未就职，投机者们便寄很大希望于潘复，潘复亦极力想以提高九六公债价格为自己树立威信。所谓九六公债是指1922年北洋政府为对盐余抵押借款的一次全面整理而发行的公债，其名称为“偿还内外短债八厘债券”。由于发行定额为九千六百万元，故而称之为“九六公债”。由于债多券少，因此北洋政府在发行九六公债时规定先补偿原债券额面的百分之六十三，再按发行条例中规定的八四折之，事实上债权者所得九六债券百元，只实得折合债券五十三元。如此低廉的折扣，一旦有升值的迹象，必然会成为投机者的首选。果然，在本息无着的情况下，九六债券成为市面上的买卖投机砝码。1926年底，中国政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南方国民革命军已经北伐至长江流域，军事节节胜利，势不可当，于是债权人害怕政策发生变化，不断抛出手中的九六公债。更为要紧的是，年关将至，银根吃紧，严重影响到公债的交易。同时，却有付息的消息四处传播。于是，在“京沪电汇规元飞涨至七钱五分二厘，京津电汇洋元每万元加至百二十元，为十数年来未有之现象”的大背景下，九六公债的价格在市场上再次暴涨暴跌。九六公债在发行之初，信用已经非常薄弱，市价仅仅在三十八元左右。但在1926年8月初，价格攀升到惊人的七十多元。九六公债的价格在1926年11月、12月间又暴涨暴跌。以北京为例，九六公债在市场上1926年11月8日最低收盘价格五十七点八元，11月20日回涨，11月21日暴跌十余元，11月23日，最低到四十四点四元，与最高时七十多元相去甚远。当时造成行情下跌的原因是安格联(Sir Francis Arthur Aglen)不肯担保九六公债中用于偿还国内公债的五千多万元的本息。潘复就任财政部后，凭借与安格联有过交往，说服安格联同意整理九六公债，想借此抬高市价，发笔横财。他通过庄云九的恒源银号大量收购，使久已价值不到一扣的九六公债行情大涨，遽升到六扣以上。但是，此时发生了奉军郭松龄倒戈事件，北京政权不保。九六公债的行情一落再落，潘复闹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北洋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挽救其即将垮台的命运，于是同年6月中旬，张作霖、张宗昌等奉系高级将领在北京开会，公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任大元帅后，潘复到处活动，要想和张作霖见面，屡次被拒绝。最后，通过夏仁虎和曾毓隽介绍，得以与张作霖面谈。同时，当时属于实力派直鲁联军总司令的张宗昌联合孙传芳、褚玉璞等支持潘复，潘复遂登上内阁总理的宝座^[5]。当时潘复内阁的阁员多为奉系人物，王荫泰任外交总长，何丰林任军事部总长(陆军、海军两部合并为军事部)，沈瑞麟任内务总长，阎泽溥掌财政，姚震任司法总长，刘哲任教育总长，张景惠任实业总长，刘尚清任农工商总长，后在杨宇霆的推荐下，常荫槐接任潘复兼任的交通总长一职。张作霖虽同意潘复组阁，但实际上对其仍存有戒心。
 潘复内阁的统治区小得可怜，不但山东、河南两省岌岌可危，就是北京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加之张作霖穷兵黩武，内战频繁，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北京政府财政拮据，所以财政部特设关盐两税抵借外债委员会，严令各地方速收关税款解京以备偿还外债后，再充军费支出。面对财政困难的局面，潘复理财也乏术，只好大举裁员简政，中央财政经费每月只剩八十万元，财政部裁员后仅剩下二十个公务员，但这种挖肉补疮的办法是挽救不了罗掘已穷的财政困难，庞大的军费开支是有增无减，天怒人怨。潘复本人多次收到被辞人员请他吃手枪、炸弹的匿名信，吓得潘复每天到院上下班先由宪兵净街，然后由警察迎送，一时传为笑谈。
 1928年2月3日晚，潘复在私宅邀集外交、财政两界要人商量关税事务，以原定关税自主期迫近，在关税自主期前之过渡税率亟应图早日实施。此前，北京曾令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Arthur Francis Henry Edwards)南下商量办法。此次会议决定再由税务处去电上海，训令易纨士在上海接洽实施过渡办法，同时在北京成立关税自主委员会。2月6日，关税自主委员会成立，潘复以国务总理身份兼任该会主席，委员中有顾维钧、梁士诒、罗文幹、沈锡麟、王克敏、曹汝霖等人。3月1日，易纨士回北京汇报在上海交涉情形。鉴于财政困难，潘复通知易纨士拟于4月实行过渡关税，不管南方是否同意，北方先办，至于是否实行七级税级制，待疏通外交使团后再定。因北京政府迅速垮台，过渡关税并未实行。同时，潘复为筹措军费，向中国、交通、边业三银行借款二百万元，以崇文门关税为抵押、预扣除利息外，净交一百六十七万元。
 1928年5月3日，日军在济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9日，张作霖在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潘复、张学良、杨宇霆等军政要员到会。会上，张作霖接纳各将领之劝告，决定以大元帅身份下总退却令，京汉线奉军全部先行退至琉河、长辛店一线，主力部队撤离京津，向滦河一线总退却。1928年6月1日，张作霖下令将安国军大元帅印旗、国务院印信及外交部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奉天。2日，张作霖通电宣告退出北京。同日，潘复表示退让贤能，院中事务交许宝蘅暂时负责，阁员大多数亦与之同退。
 4日，张作霖的专车在皇姑屯被日军预埋之炸弹炸死。潘复因转赴天津，逃过了这一劫难。此后，潘复回到天津英租界小营门寓所，过起寓公生活。
 潘复下台后，一度被张学良聘请为高级顾问。后来又结识了宋哲元，当时宋常驻天津，两人交往甚密。1935年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国民党撤回在华北的党政军人员，华北局势危急，这时潘复怂恿宋哲元出来维持局面，并对宋说：“国民党丢下华北不要了，你为拯救华北几千万民众，必须当仁不让，出来维持，我看此事非君莫属。”宋哲元不久便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同时潘也在该会挂了个顾问的虚职。但是，此时他已大病在身，不能任事。
 1935年冬，潘复患感冒，久不愈。1936年6月赴北平就医，9月12日在北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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