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予倩，湖南浏阳人。1889年5月1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二)生。他的祖父欧阳中鹄是清末有名的学者，官至广西巡抚。唐才常、谭嗣同都是他的学生。

欧阳予倩从六岁到十二岁在家塾读书，唐才常是他的蒙师。戊戌政变后，谭嗣同被杀，欧阳颇受刺激。1901年随祖父到北京读书。次年入湖南长沙经正中学堂。经正的教员中有几个是同盟会会员，他们劝欧阳到日本去。1903年欧阳到日本东京进成城中学。1906年奉母命回乡结婚。1907年再次赴日入明治大学商科。同年他在东京参加了我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演出了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黑奴吁天录》，目的是为了惊醒国人，奋发图强。此后，又演出了法国浪漫派作家萨都的《热血》。这是一出歌颂革命党人、鼓舞革命斗志的戏剧。看了“春柳社”的演出之后，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参加了同盟会。这使欧阳意识到戏剧艺术的教育作用，决心一生从事戏剧事业。1908年改入早稻田大学文科学习。

辛亥革命后欧阳予倩从日本回国。1913年他在湖南长沙组织“文社”剧团。演《运动力》一剧时，因剧中结尾是农民焚烧地主的楼房，触动了统治阶级，“文社”为湖南都督汤芗铭逼迫解散。1914年春节后，欧阳从长沙回到上海，和陆镜若等组织“新剧同志会”，用“春柳社”名义演出《猛回头》、《社会钟》等话剧，宣传民主革命，揭露当时的黑暗统治。

欧阳予倩在从事话剧的同时，刻苦地向陈祥云、江梦花等学习京剧，向薛瑶卿学习昆曲。1916年终于正式成为职业京剧演员。此后十五年中，欧阳对京剧加以革新和创造，编演了二十多个新的京剧剧目，在舞台上创造了许多具有反抗精神的古代妇女形象，自成一派，获得“南欧北梅”的赞誉。

为了发展话剧运动，1918年欧阳予倩再次去日本调查戏剧情况。同年回国后，得到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的支持，到南通办了“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想借此培养一批有知识的演员，以便组织剧团，改革戏剧。但欧阳在南通三年，收获不大，于1921年离开南通回到上海。同年12月，与汪优游、谷剑尘、应云卫等人成立了一个戏剧团体——上海戏剧协社，并结识了田汉。1922年洪深回国后，经欧阳介绍也加入了戏剧协社。由洪深导演，协社连续演出了欧阳予倩的《泼妇》、《回家以后》，汪优游的《好儿子》和洪深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娜拉》等剧，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1926年，左翼电影运动开始兴起，欧阳予倩参加了民新影业公司。他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玉洁冰清》，后来又拍了《三年以后》、《天涯歌女》。

1927年宁汉分裂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革命军司令部，陈铭枢任政治部主任，田汉参加了政治部的工作。欧阳予倩接受田汉的邀约，到南京担任政治部艺术指导员，因此认识了陈铭枢。不久龙潭战役发生，南京一片混乱，欧阳便与田汉、唐槐秋一起回到上海。

1928年1月，欧阳予倩参加了田汉所组织的南国社，并在南国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冬，陈铭枢邀欧阳到广东去搞戏剧运动，他便随陈到了广州。1929年2月在广州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这个研究所附设有戏剧学校、音乐学校、管弦乐队，并办了一个《戏剧》杂志。当时广东政变频繁，内战不断，戏剧研究所也时办时停，三年中就停办了三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欧阳在广东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广东分盟。10月，离开广州经香港转往上海。

同年11月，欧阳予倩在上海组织“现代剧团”，参加的有应云卫、唐槐秋等。不久“一二八”事变爆发，“现代剧团”解散。欧阳写了《不要忘了》和《同住的三家人》两个剧本。《不要忘了》以活报剧的形式，反映了国联李顿调查团来到中国后，置中国的利益于不顾的无理态度，以及工人阶级对此事的示威抗议。独幕剧《同住的三家人》真实地暴露了国民党当局巧立名目掠夺老百姓的黑暗统治。

1932年秋，欧阳予倩与陈铭枢同赴欧洲考察戏剧。欧阳在法国住了半年，曾和冼星海一起多次参加留法华工组织的晚会活动。1933年夏，欧阳到苏联参加第一届戏剧节。10月回到福州，参加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并拟定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国旗”、“国歌”。不久，福建人民政府失败，欧阳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1934年冬通缉令取消后，回到上海，为新华影业公司编导了电影《新桃花扇》。1935年欧阳参加明星影片公司，编导了《清明时节》、《小玲子》等片。1936年冬他加入联华影片公司，编导了《如此繁华》，没有拍完，“八一三”战事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开始后，欧阳负责组织电影界救亡协会。后来，他加入戏剧界和京剧界救亡协会，并被选为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积极组织救亡演剧队，往各地演出。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欧阳予倩在上海租界内组织了一个中华京剧团。上演的第一个戏是欧阳自编的《梁红玉》，接着又演出了《渔夫恨》和《桃花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汉奸特务逼他和日本侵略者见面，他设法秘密离开上海到了香港。随即应马君武电邀到桂林帮忙改进桂剧，于1938年5月到了桂林。

由于马君武不赞成欧阳予倩的剧本，欧阳予倩在桂林勉强排完了一出《梁红玉》，就和徐悲鸿一同到了香港。这时，正值唐槐秋带了中国旅行团在港演出，欧阳为他们排了《流寇队长》、《日出》、《钦差大臣》等戏。欧阳还为上海新华影业公司写了电影剧本《木兰从军》，后来这部影片打破了当时国产片的卖座纪录。1939年，欧阳应何香凝邀请，曾在香港为《救亡日报》募捐，并与廖承志、夏衍取得联系。从那以后，欧阳与中共经常保持联系。

1939年8月，欧阳予倩又接到马君武和原北大教授白经天的信，劝他仍回桂林，于是他再次回到桂林。马君武便将桂剧团全部交欧阳经管。1940年，广西省政府又把徐悲鸿走后留下的广西省立艺术馆移交给欧阳，由他担任艺术馆馆长兼桂剧团团长。从此，直到1944年桂林沦陷，欧阳一直巧妙地利用国民党和桂系的矛盾，运用戏剧艺术武器，大力进行团结抗日宣传活动。这期间由欧阳导演的多幕剧有老舍的《国家至上》、夏衍的《愁城记》、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沈浮的《小人物狂想曲》和他自己的《忠王李秀成》等戏。

与此同时，欧阳予倩还编导了不少桂剧，培养了一批桂剧演员。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欧阳和田汉在桂林组织了有八个省包括几十个剧团参加演出的“西南戏剧展览会”，成为抗日战争时期进步戏剧力量的大会师和大检阅。

1944年7月，桂林因受日军进逼紧急疏散，欧阳予倩和广西艺术馆的一部分人退到桂东昭平县。这时欧阳和陈劭先、陈此生、千家驹、张锡昌等经常接触。以陈劭先为主，在昭平办了《广西日报》昭平版。昭平吃紧后，他们疏散到深山中的黄姚村继续办报，后来该报改为欧阳负责。由于这个报纸经常转载《新华日报》的消息，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主张，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桂东十几县的人都看这份报纸。1945年夏，欧阳正式加入民盟。日本投降后，欧阳从昭平回到桂林。

1946年纪念“五四”时，欧阳予倩在讲话中批评美国前总统胡佛利用粮食为诱饵，破坏东欧国家的团结，受到国民党的迫害，愤然辞去艺术馆馆长职，于同年秋离开桂林回到上海。当时，他生活相当困难，一度在上海市立剧专讲课。冬天，新中国剧社因在上海找不到演戏的地盘，约欧阳领队去台湾演出。1947年1月欧阳和他们到台湾后，为他们导演了《郑成功》、《桃花扇》、《日出》等戏，深受欢迎。

1947年冬，欧阳予倩接受香港永华影业公司的聘约到了香港。不久，与顾而已、舒绣文等另组大光明影业公司，拍了《野火春风》等两部影片后，于1949年3月来到北平。

7月，欧阳予倩参加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常委。后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4月，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1953年10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4月9日，欧阳以六十六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主席。

欧阳予倩在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和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期间，辛勤地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戏剧艺术人才，同时从事戏剧艺术理论和中国古代舞蹈史的研究，整理出版了《自我演戏以来》、《一得余抄》、《话剧、歌剧与中国戏剧艺术传统》、《欧阳予倩选集》、《电影半路出家记》、《唐代舞蹈》等著作，并主编了《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

1962年9月21日，欧阳予倩因病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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