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原名聂守信，字子义、紫艺，笔名黑天使、红孩儿、浣玉、噪森、王达平，云南玉溪县人，1912年2月15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于昆明。父亲聂鸿仪，原在玉溪县行中医，后至昆明市行医兼营成春益药铺。聂耳四岁时，父亲弃世。他和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全靠母亲彭寂宽袭夫业，供他们上学。聂耳1918年入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读书，1922年转入求实小学，1925年春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1927年夏初中毕业后，因家境困难，考入当时云南唯一的公费学校——云南省立第一师范高中部外语组，攻读英语。

聂耳幼年受家乡民间音乐、滇戏、花灯等的熏陶，爱上了音乐。十岁时跟一个木匠学吹笛子、拉二胡，又学会弹三弦和月琴，是小学生音乐团的骨干。入中学后他学小提琴和钢琴，经常到风景如画的西山美人峰、翠湖练提琴，萌发了想当一名音乐家的愿望。他积极参加读书会、戏剧研究会及游艺晚会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吹奏乐器，还饰演过《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角。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后，他为自己确立了“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1]的奋斗目标，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济难会”，经常探望、接济被反动当局囚禁的革命志士。

1928年秋，聂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年冬，滇军第十六军到昆明招兵，他们打着“国民革命”的旗号，欺骗中学生“参加学生军是进军官学校，将来为民众谋利益”。聂耳与一些同学报名参军，离昆明经海防、香港、广州，及至被编入湖南郴州新兵队当兵后，才知上当受骗。他化装逃离新兵队，被一个当营长的同乡收留在营部当文书。次年3月被送到军官团受训。不久，该团奉命调赴广州与燕塘军校合并，他被遣散，流落广州。

聂耳在军营数月，对当时一些军阀政客高唱的“国民革命”大失所望。1929年5月，他回到昆明，继续在第一师范高中部读书。这年他写成《薄暮》、《碎礼》两部小说和一篇《在轮船上》的散文。

聂耳在昆明一师求学时，发起成立“七一一青年救济团”^[2]，受到反动当局的注意，被列入黑名单。1930年7月，他在一师毕业后，离开云南，到上海谋生。他先在一个同乡开办的云丰申庄帮工，还秘密参加了上海虹口区反帝大同盟。次年春，云丰申庄倒闭，他考入联华音乐歌舞学校为练习生。联华是黎锦晖领导的“明月歌舞社”扩大改组而成的，对外演出仍以明月的名义。在首席提琴手王人艺的帮助下，聂耳刻苦学艺，每天苦练小提琴。不久他又跟随意大利籍小提琴教师帕杜施卡(Podashka)学习。他为歌舞伴奏，也兼舞蹈演员，从此改原名聂守信为聂耳。他勤奋学艺，一年后即由练习生升为正式琴师。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人民抗日爱国的斗争如火如荼，聂耳经常参加群众示威游行活动。1932年春，他认识了共产党人田汉，受革命思想熏陶，树立了“为大众呐喊”的志向，决心以音乐谱写人民的心声。

当时的音乐界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提倡西洋音乐的所谓“学院派”，宣扬艺术至上，埋头于正统的古典音乐，严重脱离时代和社会实际;另一种是以“明月歌舞社”一些人为代表的“毛毛雨派”，演些“妹妹我爱你”、“桃花江是美人窝”等低级庸俗的歌舞，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犯中国领土、民族危急的形势极不相称。聂耳几次向“明月歌舞社”领导提出严厉批评，并以“黑天使”、“浣玉”等笔名发表《批评杂谈》、《中国歌舞短论》、《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等文章，要求“明月”领导摒弃毒害青少年的音乐歌舞节目^[3]。他还竭力主张“明月”到苏联演出，吸收新的艺术思想，创造出新的艺术。他提出的意见未被采纳，便愤然脱离“明月”，8月底离开上海前往北平。他参加左翼剧联领导的新剧活动，在抗日独幕剧《血液》中任主角，并在北平各界群众举行纪念“九一八”周年的隆重集会上，用小提琴演奏被禁演的《国际歌》。同年11月，聂耳回到上海，进入联华影片公司，从事音乐创作。

1933年2月，聂耳与夏衍、田汉、洪深等三十一人被选为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执行委员。他和任光、安娥、吕骥等人成立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经常在任光、安娥家里聚会，交流创作思想，研究音乐艺术。他提出“什么是中国的新兴音乐”应该是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解决的课题^[4]，他创作了《开矿歌》(田汉词，电影《母性之光》插曲)、《小工人》(安娥词)、《饥寒交迫之歌》(董每戡词，独幕剧《饥饿线》插曲)、《静夜曲》等作品。同年，聂耳经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被百代影片公司请去组织国乐团，并协助任光搞录音工作，为电影《渔光曲》配音。6月14日，《渔光曲》在“金城”公演，上海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赞许。11月，他又被“联华”请回主持音乐工作，并兼顾艺华影片公司和新开办的电通影片公司的音乐工作。是年，他共创作歌曲二十二首。他与田汉合编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他负责配音并谱曲《码头工人歌》、《苦力歌》等四首歌曲，当时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能准确而又深刻塑造工人阶级形象的作曲家。苏联《国际艺术》杂志也刊登了聂耳的照片。他的《毕业歌》(田汉词，电影《桃李劫》插曲)充分表达了中国青年慷慨激昂的反帝爱国精神。他的《开路先锋》(孙师毅词)、《大路歌》(孙瑜词)也因节奏深沉、刚毅，将劳动阶层的痛苦、怨恨以及反抗精神展示无遗，获得强烈的社会效果。嗣后，他为艺华公司的电影《飞花村》谱写了《飞花村》和《牧羊女》两首抒情插曲(孙师毅词)，以及为话剧《回春之路》创作的《告别南洋》、《慰劳歌》、《梅娘曲》(田汉词)等插曲，成为鼓舞各阶层人民奋起抗战的精神武器。他还根据民间乐曲整理改写了《金蛇狂舞》、《山国情侣》、《翠湖春晓》等四首民族器乐曲，旋律优美动人，感情色彩浓郁，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他还创作了《前夜》、《时代青年》两个剧本，撰写了《看俄国歌剧杂谈》、《一年来之中国音乐》等十二篇论文，以及短篇小说、散文、通讯等。

1935年，聂耳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主题歌《新女性》(孙师毅词)，为电影《逃亡》创作了《塞外村女》、《自卫歌》两首插曲。他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和《铁蹄下的歌女》(田汉词)在国内引起轰动。

短短两年，聂耳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传遍中华大地，他的作品灌制成唱片，被抢购一空。人们赞誉他为乐坛巨星，冼星海评价他为“划时代的作曲家”，“民族呼声的代表者”^[5]。

1935年4月初，聂耳得到上海反动当局要逮捕他的消息，经过党组织同意，决定赴苏联学习音乐。4月15日，乘长崎丸离开上海，准备先到日本学习一年。4月17日抵神户，次日上午到达东京，第二天便开始了紧张的学习。6月2日，他出席东京中华青年会馆举行的中国留日学生艺术界聚餐会，发表《关于中国新兴音乐》演说，在听众热烈掌声中演唱了《码头工人歌》和《大路歌》。6月16日，他出席留日中国学生诗歌座谈会，并提出“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作为下次座谈会的研究题目。

不久，聂耳认识了一位在日本新协剧团从事灯光工作的朝鲜籍人李相南，两人很快成为朋友。新协剧团这时正准备赴外地演出，李邀聂耳帮忙。聂耳想到既可以观摩演出，又达到旅游目的，便欣然同意。他与李先行出发旅游，7月8日上午到达神奈川县藤泽町，借住在李的朋友滨田实弘的姐姐家。当时正值盛夏，聂耳和房东滨田一家每天赴鹄沼海滨浴场洗海水浴。7月17日午后，他们前往鹄沼海滨，聂耳独自一人在水深至胸部的海水里做跳浪活动。一小时后，李相南和滨田的姐姐携孩子先后上岸，遍寻聂耳不见。第二天早晨聂耳的遗体从海底打捞上来，嘴里流着血，头部也有血迹，据当地医生检验，聂耳系窒息死亡，年仅二十三岁。

聂耳突然去世的噩耗传到祖国，人们惊疑、叹息不止。8月，上海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田汉、郭沫若致悼词。日本东京、千叶县等地也先后举行了追悼聂耳的大会，出版了《聂耳纪念集》。藤泽市民在聂耳去世的鹄沼海滨建了一座聂耳纪念碑。

1954年2月，中国政府在云南昆明市西山、园通山分别修建了聂耳纪念碑和纪念亭。郭沫若撰写的碑文有“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不能明焉”之句，表达了人们对聂耳惨遭不幸的疑惑与惋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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