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号伯涵,别署静云、闲园。姓爱新觉罗,满洲皇族,正黄旗人。生于1883年2月12日(清光绪九年正月初五)。父亲奕是清朝道光帝旻宁的第七子,封醇贤亲王。旻宁死后继位的奕,帝号咸丰,是载沣的伯父。继咸丰即位的载淳,帝号同治,是载沣的堂兄。同治无嗣,死后由载沣的同父异母兄载湉入继,帝号光绪。光绪亦无子,死后即由载沣的儿子溥仪入继,是为宣统帝。
载沣两岁时受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七岁晋封镇国公。次年(1890年)父死,他虽是排行第五,因长、三、四兄皆早亡,二兄载湉已入继帝位,故得袭父爵受封醇亲王。
载沣的嫡母,即奕的正福晋是慈禧太后胞妹,载沣虽是侧福晋刘佳氏所生,仍受到特殊关注。载沣的婚姻即是由慈禧太后作主,将她身边美貌能干的养女、瓜尔佳氏荣禄的女儿指婚配给他,婚后生子溥仪。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德国要求清政府派皇室特使为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August von Ketteler)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事,赴德赔礼道歉。同年5月,十九岁的载沣奉派到达柏林,备受礼遇。他见德皇室权势颇盛,就治国之道请教接待他的威廉·亨利亲王(Prince Heinrich of Prussia,又译显理亲王),亲王答以:欲使皇室强盛,必先集中兵权;欲使国家富强,必须重视武备。载沣深以为然,铭记心中。11月任京旗都统。1907年,奉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1908年1月任军机大臣。
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同时病重,慈禧太后在福昌殿病榻前召见军机大臣张之洞、世续和载沣等人商议光绪帝死后的立嗣事。慈禧太后意立冲龄的溥仪为帝,由载沣监国摄政;而张之洞、世续等担心这样则会出现光绪的皇后隆裕(西太后的侄女)重演垂帘听政的局面,主张径立载沣为帝继位。西太后认为同治、光绪已是兄弟相继,再立载沣,三代皆属昆弟传承,古无前例,实不相宜,坚持立溥仪为嗣,即作定议。慈禧原以为载沣生性懦弱,顺从听话,此后作为太皇太后虽不便再垂帘听政,但有驯服的载沣摄政,大权仍握在自己手中。翌日,慈禧自知病情垂危,深虑载沣无力负此重任,因此在临终前又下一道遗诏:以后军国大事,摄政王当秉承隆裕太后意旨办理。
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后,12月2日,载沣扶着三岁的溥仪登基。摄政后,载沣每天在乾清宫听政,第一件事是经过皇族集团的共同商议,决心除去心腹之患袁世凯。袁原是靠出卖维新运动而博得西太后的宠信,光绪帝也因此而被囚禁至死。袁得悉西太后已死,载沣当摄政王后,逃至天津躲避。此时清皇族的一些少年亲贵主张将袁杀掉。载沣与张之洞密商,张闻言即慌忙跪在地上叩头说:“现今刚遭国丧,不宜骤杀旧臣。”[1]载沣密电北方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征求意见,回电都认为袁的羽翼已成,遍及各镇,如果操之过急,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不如先免其职,以免发生兵变,影响朝廷安危。12月5日,载沣下谕以袁“现患足疾,步行维艰”为由,“着即开缺,回籍养疴”。接着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同年12月,成立由摄政王亲率的禁卫军,将近畿各省的新军一律划归中央直辖;成立海军部和军咨府;设立贵胄学堂,专收满人,培养高级军事人才。1909年,载沣代皇帝任全国海陆军大元帅,宣布统一全国军政大权。任用满人载泽、毓朗、善耆等掌执训建新军事务;任命铁良、凤山为江宁、广州将军,荫昌为陆军大臣。派其弟载洵、载涛分赴欧美考察陆海军,回国后任命载洵为海军部大臣,载涛为军咨府大臣,并代载沣统率禁卫军。
载沣为了掩盖皇族集权,1909年3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务必当年成立谘议局。1911年4月,载沣以监国摄政王名义宣布裁撤军机处和旧内阁,任命奕劻组织责任内阁,出任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受到立宪派的颂扬。5月8日,清政府发表新内阁的人选,顿使舆论大哗。新内阁阁员十三人中满人占八人,满人中皇族又占五人,舆论指责为“皇族内阁”。各省谘议局竞相上书要求撤销“不合乎君主立宪各国之公例”的“皇族内阁”。都察院御史也上本奏请实行内阁官制章程,认为皇族不宜参与内阁。载沣下旨:组阁为皇帝特权,非议员所能干预。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立宪派的幻想泯灭,与清政府矛盾加深,清政府陷于空前的孤立。内阁名单也反映了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紊乱。自从载沣监国以来,由于隆裕太后才干远逊慈禧太后,不能统驭全局,载沣又驽骀无能,形成皇族内部分成数派,竞相争权夺利,互不退让的局面。载沣原想集中军政大权,加强皇室地位,至此反演成各派新贵揽权谋私、钩心斗角的严重形势,无法制止,实非载沣始料所及。
此时,载沣又以“筹办立宪新政”为名,加征田赋钱粮、苛捐杂税。以1911年清廷的预算为例,岁入白银达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两之多,较之二十年前(1891年)的八千九百五十万两,猛增三倍。而与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比较,更高达十倍。阶级矛盾更形激化,各地反清武装起义连续不断;满族亲贵、地方大员屡遭暗杀。1910年3月,汪精卫、黄树中等在北京银锭桥谋炸载沣未果。此时,清政府又制造了“铁路国有”事件。激起了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人民如火如荼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12日,载沣急命荫昌率领北洋新军南下镇压,讵料新军是袁世凯培植的武装,非荫昌所能指挥。此时列强认为如欲在华继续维持统治,必须另找“强有力”的代理人,他们选中了袁世凯。武昌起义的次日起便大造舆论,叫嚷“非袁莫属”,“非袁则亡”。清廷内部也以元老重臣奕劻为代表,力促起用袁世凯。但袁世凯乘机要挟,于10月下旬提出要他出山必须接受由他组织责任内阁,委他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等六条苛刻条件,清廷由于皇族载泽等人的强烈反对而予以拒绝,形成僵局。10月29日,山西省宣布独立;同日,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发表通电,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否则将向北京进军,并调集军队,准备进入通州、南苑一带。载沣等人闻讯惶恐万分,准备逃命承德。此时皇族会议以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不亡为由,听袁一意孤行。10月30日,载沣被迫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被解除了“监国摄政王”的载沣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接着袁世凯又演出了一幕逼宫闹剧,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从此结束了1644年入关以来二百六十八年清王朝的统治。
载沣在摄政前期还想有所作为,后来由于上受隆裕的掣肘,下有亲贵的争权,加上素性疏懒怕事,心情日趋消沉,他对政事表现得出乎意料的冷漠。有次东三省总督锡良和湖广总督瑞澂因事进京,同时入觐,载沣只寻常地慰劳数言后就不开口了。瑞澂还想再讲几句,载沣却感到厌烦,对瑞澂说:“你的痰疾还没好吗?”表示怕噜苏[2]。另一次,出使日本的大臣汪大燮,因获得面陈,语词激昂,而载沣充耳不闻,无动于衷。稍息,向汪出示挂表说:“已经十点钟了。”[3]示意要他退出。载沣解职回府那天对妻子说:“从今天起我可回家抱小孩了!”[4]其妻见他若无其事的轻松神态,气得大哭一场。
民国成立后,载沣受到供给一切生活费用和保护其私产等优待。1917年7月,张勋复辟,载沣曾参与其事。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进驻北京,11月5日下令免去溥仪帝号,修改优待条款,溥仪被迫迁出紫禁城,移居醇王府,载沣曾到处奔走争取复号还宫,未果。1932年,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至东北充当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载沣并未随行,但此后醇王府的一切开支则由伪满“内廷”拨付。1934年7月,载沣曾至长春看望溥仪,小住月余,但始终拒绝担任任何伪职。此后他以皇族遗老身份,寓居平、津两地,1951年2月3日,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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