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劻，姓爱新觉罗，满族。1836年7月(清道光十六年六月)出生于清皇族家庭。祖父永璘是乾隆帝的第十七子，封庆禧亲王。父亲绵性是永璘的第六子。永璘死后，郡王爵位传至长孙(绵志之子)奕䌽，因其在服丧期间纳妾获罪被革。绵性谋求袭爵，行贿钻营，案发被发往盛京(今沈阳)安置。奕劻因是绵性“罪宗”之子，袭爵无望，因此早年出继别房，后又转继绵志之后，奕䌽死后，始得承嗣，受袭辅国将军。1852年封贝子，1860年晋封贝勒^[1]。

奕劻少年时工书翰、习绘画。未承袭前依靠微薄的宗人府津贴，生活贫困。奕劻家住北京方家园，毗邻西太后的母家，常为西太后之弟照祥代书家信，问候其姊起居，因此西太后渐知他颇通文墨。后来又与西太后的另一胞弟桂祥结识，并结为儿女亲家，成为他日后得到西太后“帘眷”的缘由。另方面，他还攀附恭亲王奕䜣，得到奕䜣的提携和援引，开始崭露头角，爵位和官职也逐渐显赫。1872年加封郡王衔，授御前大臣。1884年奕䜣罢官后，所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职，由奕劻接替，不久封为庆郡王。1894年晋封为亲王。

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慈禧太后暗中饬人连日向各国公使馆送酒菜瓜果，又派奕劻亲往慰问。8月北京失陷，慈禧太后等逃往西安，命留京的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急于向帝国主义求和。1901年9月，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英、法、日、美等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慈禧太后回京之日，奕劻带领一班奴才，跪地叩头贺喜。慈禧太后进封他为庆亲王，并加世袭，其地位超过近支亲王之上。奕劻能循序直上，是和他既善于卖官鬻爵、行贪污之道，又精于以贪污所得结欢孝敬、求固宠分不开的。有一次酒后，他对鹿传霖谈论陕西省各州、县牧令官缺的肥瘠，如数家珍，了若指掌。他有一本记载各地官缺优劣的簿册，遇有外官来京，总要详询核对。每次送客，常说：“你暂且等待，可能会有美差肥缺。”这分明是索贿的隐语。他内室的案桌上常放满箱笼、封袋等物，里面尽是银票、金条之类，每隔十日结算一次，某人进贿多少，已放何缺，用砂笔登记入册，然后将金银赃物移入私库。奕劻迎合慈禧太后晚年好作方城戏，遣其女儿两人入宫侍候，每日必携银两数千，佯作输负，空手而归。对于内监宫婢也各有犒赏，仅此一项每月报效数万两尚不足。

1901年6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奕劻仍总理部事，并兼管陆军部。1903年3月，奕劻晋升领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12月奉命总理财政处、练兵处。事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授练兵处会办的袁世凯已先得消息，即派亲信杨士琦送去十万两银票一张。奕劻假意说：“慰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答：“袁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另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果然，此后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庆王府遇有喜庆婚丧诸事都有袁世凯预先布置，一手包办，不用奕劻操心。奕劻也从此为袁所收买，“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袁世凯)”^[2]，凡遇简放外省督、抚、藩、臬等官职，必先征袁意见，表面上请他提供咨议，保举人才，“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而已”^[3]。不久袁又与奕劻的儿子载振结为金兰之好。

1904年2月，御史蒋式瑆上疏弹劾奕劻贪污，谓其近日将六十万两白银赃款存入某外国银行。清廷派大臣往查，为外国银行所拒绝，以查无实据上报，蒋因此而落职。此事离奕劻领军机处仅十一个月，贪污不可能得如此巨款，显然其中大部分是出于袁所报效。袁接任直隶总督时，李鸿章遗下余款八百多万两，其后加上袁铁路收入利润和奏准由各省合筹的练兵经费，总数达二三千万两。袁世凯将这笔财力，大半用在编练北洋新军，扩展势力;小部分用来报效如奕劻辈的权贵。自从奕劻主中枢后，由袁授意汲引，经奕劻荐举，而得到慈禧太后擢升的有：军机大臣徐世昌，丞参梁士诒、杨士琦、梁如浩，尚书梁敦彦，侍郎唐绍仪、严修、赵秉钧，巡抚杨士骧、朱家宝、冯如骥、吴重熹等人。还有已发为黑龙江巡抚，不久被参降调的段芝贵。

段芝贵的被参，涉及奕劻及其子载振。御史赵启霖在参疏中称：“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夤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者，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4]清廷派载沣、孙家鼐查办，奕劻早做准备，将杨翠喜退回天津，由盐商领去，串通供词，谎称案发前已作使女。载沣等也不敢深究，据之奏复，以为并无此事，反以“污蔑亲贵重臣名节”罪名，褫革赵的官职。但段的名声已坏，清廷不得不撤销任命，奕劻也深感不安，命载振自请开革各职获准^[5]。此案将结，另一御史江春霖上疏列举载沣、孙家鼐奏复中的疑点，并称：“买献歌妓之说起于天津报纸……报馆近在咫尺，历时既久，见闻必确，何至误登?”使案情破绽毕露。疏入，慈禧太后下旨复赵原职，奕劻事前未得预闻，深感惶恐，密商于袁世凯，认为追本穷源必须除去在西太后面前反对他们的军机大臣瞿鸿禨^[6]。但瞿在慈禧太后面前颇受信重，一时难以摇撼，正感无计可施之际，发生了1907年的“丁未政潮”。由于奕劻利权独擅，贪污公行，政以贿成，官以贿进，致使朝贵嫉妒，路人侧目，舆论已至非罢其官不可的地步。一天，慈禧太后单独召见瞿鸿禨，对其透露欲罢奕劻之意。瞿辞出后告其门生、京报主编汪康年，汪又转告友人高某，高竟作为要闻急电其供职的伦敦泰晤士报馆。美国驻京公使得伦敦电讯，嘱其妻往见慈禧太后^[7]，以探虚实。慈禧太后骤闻此事，即加否认，并追问消息来源。慈禧太后默念此事只对瞿一人讲过，必是瞿泄密无疑，十分恼火，自语：“瞿鸿禨混账!”此时适值奕劻的女儿随侍在侧，闻言即向其父密告。奕劻与袁世凯商议对策，认为机不可失，由杨士琦起草，通过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上疏纠劾，罗织瞿的罪名有“交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数条。疏入，慈禧太后着孙家鼐、铁良查复后降诏：“瞿鸿禨姑免深究，着即开缺回籍。”奕劻虽感快意，但仍惴惴不安，故意自请退出军机处，以作试探。慈禧太后因曾辟谣在前，不便即罢其官，降谕慰留，但另任载沣入军机处以分其权势^[8]。

慈禧太后病亡，载沣以摄政王监国，奕劻反能以元老重臣的身份，在权贵们争权夺利的混乱局面中保持其原有地位。1911年4月，清政府撤销军机处，奕劻改任内阁总理大臣。武昌起义后，他力主起用袁世凯。11月，袁世凯进京组成责任内阁，继奕劻为内阁总理，奕劻改授弼德院总裁的空衔。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宣布溥仪退位，而奕劻则被皇族视为是出卖祖宗的罪人，无不戟指痛詈，奕劻带了搜括来的民脂民膏，携眷避居天津，1917年1月29日病死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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