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钦定科举以“八股文”取士，目的在于用“八股文”结合封建礼教，借以愚弄大臣，巩固其统治。限定“四书五经”为读书士子的必修课，考试时就根据“四书五经”的章句命题作文。至于文章内容，自然离不开“五伦”“八德”“忠孝节义”之类。南戏《琵琶记》就是在此时流行于世的。这是朱元璋的文化统治谋略。

《琵琶记》产于元末，是作家高明根据“温州杂剧”的初期作品《赵贞女蔡二郎》改编而成的。高明改编此剧的目的在于“维持风化”，替蔡伯喈打翻案官司。这点作者在《琵琶记》开场词《水调歌头》中作了很好的说明：“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论传奇，乐人事，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作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他认为佳人才子，乃至神仙幽怪，都“琐碎不堪观”，原因在于“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他“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是要写出有关风化体的“子孝共妻贤”的戏。就其主旨而论，《琵琶记》与作者“为关凤化体”的创作意图是完全相符合的。正因为如此，《琵琶记》才引起明开国帝王朱元璋的高度重视。高明死后，朱元璋看了他的《琵》剧本，对人说：“五经四书好比五谷，家家不能缺少，高明的《琵琶记》，好像珍馐美味，富贵人家也是不可少的”。这意思就是说五经四书是必要的主食，而《琵琶记》则是优良的副食，二者可以互相配合。由此可以看出，《琵琶记》“子孝共妻贤”的教忠教孝，与明代以“八股文”取士的本旨是一致的。元末其他南戏不传，而以《琵琶记》列为明代传奇的初祖，朱元璋这种有意识的提倡，恐怕是诸多原因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吧。其目的乃在于通过戏曲“移风化俗”，行使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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