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自永乐之后，世人对以“三杨”为首的空洞贫乏的“台阁体”诗文已厌弃;其次，读书人镂心于八股文，心中除了几篇枯燥的时文范本外，就只抱着四书、五经，不识余书。“成、弘间，诗道旁落，杂而多端，台阁诸公，白草黄茅，纷芜靡蔓……理学诸公，击壤打油，筋斗样子……”(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在这种情况下，前后七子承继林鸿、高棣、李东阳复古之风，想革除文坛之弊，一新世人耳目，遂制定了文学复古之谋，掀起了长达百年的复古运动。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主帅，余者有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他们公开树起文学复古的旗帜，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彼此呼应，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至明嘉靖中，以李攀龙、王士祯为首，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内的后七子，继续高扬前七子文学复古的大旗，把复古运动又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由弘治到万历间持续了约有百年之久，影响甚大，乃至形成“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的局面。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主义的主张有二：一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谓众口一辞。何景明说：“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与李空同论诗书》)王士祯说：“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艺苑卮言》)一言以蔽之，在他们看来，秦汉之后无文。二曰：重模拟，反独创。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由复古而转入拟古。他们认为，写诗作文的最好办法是把秦汉之文，盛唐之诗，奉为范本，从篇章字句加以摹拟，摹拟得越像越好，不必自己去独创某种风格。李梦阳甚至以临帖为喻说明他的摹拟论：“夫文与字一也。今人临摹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自立一门户邪?”(《再与何氏书》)而这种摹拟又重在形式，忽视内容，即所谓“视古修辞，宁失诸理。”(李攀龙《送王元美序》)这说明为了拟古，可以不惜伤害作品的思想内容。

前后七子反“台阁体”而崇秦汉、宗盛唐是对的，但他们要学的并不是秦、汉、盛唐的文学精神，而只是提倡在章法、词句上的摹拟，结果是“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钱谦益《列朝诗集》丙卷)，而走上舍本逐末的形式主义文学之路。对此，王士祯到晚年深有所悟，他“迨乎晚年，阅世日深，读书渐细，虚气销歇，浮华解駮……其论〈艺苑卮言〉则曰：作〈卮言〉时，年未四十，与于鳞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行世已久，不能复祕，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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