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对文人一面施以笼络，如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六年(1373年)设立文华堂，广揽文人学士，明成祖朱棣召集天下文士两千多人编纂《永乐大典》，为历代文献总汇;另一面又对文人施以高压，规定“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罪该抄杀”的律条，还设置极严的文网，不少文人往往为一字一句的犯忌而招杀身之祸，如当时著名学士戴良、高启、张孟兼等人，就是因诗文犯忌而惨遭杀害的。与之同时，统治者还命胡广、杨荣等编《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并指定其为国子监、天下府州县生员必读之书，企图以程朱理学束缚文人的思想。为了让文人死心塌地的为统治阶级效忠，钦定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方式。明文规定：“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书事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明史选举制》)试题限定“四书又一道，二百字以上。经义一道，三百字以上。取书旨明皙而已，不尚华采也。”(同上)像这种规定体制、限定字数，以古人口气立言的八股文，无疑是文人学士的精神牢笼，也是文化发展的陷阱。一代学士镂心刻骨于八股文，以求仕进，而文气则大衰。正如吴乔在《答万季野诗问》中所说的：“明代的功名富贵在此时文(八股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诗其暮气为之耳。”文坛被一些高官显爵们所垄断。这些人在政治上志得意满，在生活上骄奢淫逸，其作品无非是一些对统治者无耻的吹捧与歌颂之类，如三杨(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和朱有敦的杂剧，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整个明初的文坛基本上可说无生气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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