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上半年，得知庄劲回到福州市工作后，孟琇焘常去他家。大多数时候，孟琇焘晚上过去，早上4时就离开，总是和庄劲睡在一个床上。孟琇焘向庄劲讲述国内外的形势，以激励庄劲对革命充满信心，并希望他能多做点革命工作。孟琇焘对庄劲说，虽然他脱离了党，但只要严格改造自己的思想，还可以成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孟琇焘说：“一个人投身革命事业，光看到革命的美好前景还不够，还要看到革命的艰巨性，遇到困难与挫折，才能有思想准备来克服它。”那样的激励、教导，使庄劲终生难忘。

这段时间，因为组织很需要钱，孟琇焘有几次弄到一些西药，就叫庄劲替他变卖掉。在东街竹林境32号，住着党的同路人陈学英，他是一个麻风病人，爱人名叫方詠宓，上世纪70年代曾在福州市第七塑料厂当工人，孟琇焘他们就在陈学英家接头，孟琇焘的爱人张聪敏也曾在此地与庄劲相遇，孟琇焘还带庄劲去探望那时在协和医院住院的苏华。

孟琇焘对待庄劲，永远像大哥哥对待小弟弟那样，亲切而诚恳。有一次，庄劲去叫庄子长来家一起叙谈别后情况。孟琇焘还是像以前一样，说话温和，但又在谈话中透露着高度的原则性、坚强的党性和永不疲劳的革命毅力。他浑身上下充盈着的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庄劲。有一次，庄劲对他说：“你这样大白天满大街走，是很危险的。”孟琇焘说：“我在城市里也干了几年工作，有了一定的经验，不会被他们抓去。”没过多久，庄劲便失去了孟琇焘的音讯。

那段时间里，孟琇焘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运用“白皮红心”的立场，结合之前在南平、省委机关及福安办报的经验，占领了由爱国华侨胡文虎在福州创办的《星闽日报》这块阵地。

胡文虎，祖籍福建永定，是南洋著名的华侨企业家、报业家和慈善家。他的家族崛起于海外，但他十分爱国爱乡。1935年，继在新加坡创办《星洲日报》、汕头创办《星华日报》之后，胡文虎在厦门创办了“星”字号的第三家报纸《星光日报》。《星光日报》录用了数位共产党员任编辑，因此该报经常刊载一些反映人民意愿、宣传爱国抗日的进步文章，令人耳目一新。可惜的是，1938年5月，日军侵占厦门，《星光日报》随即被迫停刊。如今，抗战胜利了，但国民党又发动全面内战，国统区内实行新闻封锁、白色恐怖，与人民渴望和平、实行民主的愿望背道而驰。在这个时候，胡文虎又计划在福州创办《星闽日报》，由其族亲福州永安堂总经理胡梦洲任社长，并聘请他的永定同乡———上海大夏大学毕业、曾在他的星系报纸工作过的共产党员郑书祥(当时与党暂时失联)任总编辑。

郑书祥在中学、大学时代曾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受进步思想熏陶，对国统区的社会现实产生强烈不满。后来，他在《星光日报》担任副刊编辑时，受鲁默、克里等共产党人的影响，感受到清新空气，经常发表一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进步的文章，并于1935年冬经尹林平、鲁默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与其他共产党员一起成立实艺研究社，创办《实艺》周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开展“鲁迅精神不死”“中华民族永生”的等悼念鲁迅先生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公开成立了厦门文化界救亡协会，这是中共厦门市委直接领导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也是福建省第一个公开的抗日救亡组织。厦门沦陷后，郑书祥由廖承志等安排进香港《大众日报》任主笔兼电讯编辑。在香港期间，他还曾与乔冠华等共事。香港被日本侵占后，郑书祥又回到福建，于1944年起，与羊枣(杨潮)一起担任永安的进步文化报纸《民主报》社论主笔和《联合周报》主要撰稿人之一，积极地投入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经福建省研究院的同事余志宏、王元(二人均为中共党员)介绍，郑书祥与孟琇焘相识。1947年元月，《星闽日报》开始筹办，报社地点位于今福州市台江区中平路牛弓街19号，郑书祥被聘为总编辑。孟琇焘知道《星闽日报》开始筹办后，认为这是一个很特殊同时也很好的阵地，应当长久占据这个据点，办出自己的特色，为人民解放事业尽一分力量。他与郑书祥交换了在蒋管区如何办报的看法，很快达成了共识：在四周都是反动军、警、宪、特的监视下，要提高警惕性，加强保护色，不能有“过左”的表现;要尽量用合法面目出现，揭露不合法的东西。同时，他们一致认为，副刊要办得活泼一点，特栏稿件要自己掌握。

孟琇焘了解到郑书祥与党失联的情况后，根据他在永安四年的表现，提出要他参加城工部的党组织。因为郑书祥已于1935年在厦门入了党，他要求组织上把他在香港的党的组织关系(1942年以前)转到福州，不要再重新履行入党手续。孟琇焘表示同意，并提出在手续未正式转移之前与他单线联系。由此，他们之间建立了政治上领导与指导的关系。

1947年6月，《星闽日报》开始编辑、试版，每期只印五六份，郑书祥不时收集几份送给孟琇焘审阅并征求他的看法。孟琇焘看后，认为副刊编得太呆板，不好，要有漫画、木刻、插图;而社论写得太露骨，容易出事。为此，孟琇焘提出：“不够收敛，何必一开始就显露如此锋芒!”

《星闽日报》正式刊发后，孟琇焘对如何办好《星闽日报》有过多次指示：一是不能打退堂鼓。因为郑书祥曾说过，实在站不住脚时，打算退回研究院去。对此，孟琇焘批评他说：“这是书生习气，是个人清高打算，不是斗争艺术。”“《星闽日报》是福州的大报纸，中统想控制，军统也想控制(实际上都打进了一些人)，你是星系报纸的老报人，又是胡文虎同乡，他们不容易夺去。你当总编辑最合适，有这么好的条件要设法稳住，不可作中途退出的打算。”二是要伪装自己。孟琇焘提出，写社论、做报道要用“官方”的语言，用民主主义者的口吻去写作。他说，一切都按照“合法”方式办理，不能太露骨、太红，不可给人有可乘之机。只要不时说些公道话，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揭露一些真相，就是达到了目的。三是一定要保持民营报纸的特点和本色，也就是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式，五花八门的灰色面目，寻找机会放一些进步的、人们渴望的东西上去。

事实证明，将孟琇焘丰富的办报经验运用在《星闽日报》后，报纸发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星闽日报》迅速成为当时福建进步读者最为欢迎的日报。在国民党宣布为“戡乱时期”，大搞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正直的人们仍都以《星闽日报》为风向标来揣测时局。于是，这张报纸发行量一路大幅度提升，超过当时福州其他报纸发行量总和的两三倍。这可以说是孟琇焘、郑书祥共同筹划如何将国统区的公开报纸为我所用而取得的丰硕成果。

除此之外，孟琇焘还为星闽日报社推荐了一些新人，以充实进步力量。如后来曾任福建电视台台长的黄垂庆(即黄岑)，就是孟琇焘在福安担任《南方日报》(闽东版)主编时培养的进步青年。他与郑书祥研究后用巧妙的办法，成功地送黄垂庆到星闽日报社当了记者。

针对当时恶劣的环境，《星闽日报》突破“中央社”一家独断的新闻渠道，开辟多渠道消息来源，及时传播战场消息，大力揭露腐败政治，做到既不犯法又能透露事实真相。如刊登战局、政局的重要消息时，除“中央社”电讯外，同时刊载合众社、路透社等英、美、法等国的通讯社消息，透露真实情况，让读者进行比较。在版面上，设立“经济商情”“新闻之窗”“文教短波”等专栏，多角度反映社情;开辟“读者之声”“社会服务”，直接听取大众呼声。为使读者能有一个明晰的方向，日报还利用星系报业集团派驻国内外的记者网，报道各地的第一手消息，反映国内战局、时局的重大变化，使广大读者的视野更为开阔。日报还经常约请国内知名教授、学者纵谈国事。如邀请燕京大学齐思和，北京大学胡适、崔书琴，清华大学张印堂等撰写文章，他们文风清新，见解独到，大多宣扬进步思想，发挥了激浊扬清的作用，使读者耳目一新。国内战局进行到关键时刻，日报还约请本省丁超五、刘通、何遂等名人(他们是民主人士和进步立法委员)对重要问题发表看法和意见。通过运用以上种种巧妙的包装手法，反动当局和敌人的耳目虽然不情愿看到这些消息，但由于都在合法范围之内，只能干着急。

《星闽日报》的社论十分精彩，其内容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军事、教育、金融、物价、华侨等方面，大部分由郑书祥亲自执笔。他写的稿件不下几百篇，约占全部社论的80%。为使社论不被抓住辫子，又尽可能反映客观事物、揭露矛盾，郑书祥可谓是绞尽脑汁。好在他学识渊博，眼光敏锐，经验丰富，所以善于打擦边球，与反动当局巧妙周旋。

1948年8月21日，《星闽日报》刊出一篇社论———《新币与物价》，指出金圆券并无物质基础，暗示其会失败。社论发表后，一时银行挤兑，物价暴涨，人言啧啧，不少国民党官员暴跳如雷，嚷嚷着要查封报纸。但由于这篇社论逻辑严密，论据充分，以探讨性质文章面目出现，文字上更是无懈可击，再加上胡氏家族出面周旋，最终也不过以判罚停刊三天了事。这也是郑书祥按照孟琇焘之前一贯的办报方针因势利导、随机应变而取得的斗争胜利。虽然在这之前，孟琇焘已于1947年8月底不幸被捕，但正是在他的指导下，《星闽日报》才能从创刊之日起，一路精彩，一直成长壮大。到了1948年下半年，《星闽日报》还主动承担了支持中共地下党组织、创办《大众报》的任务。

就这样，在舆论这条隐蔽的战线上，孟琇焘再一次施展了自己的才华，置生死于度外，与敌人斗智斗勇，指导郑书祥等办好《星闽日报》，显示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孟琇焘与郑书祥共同研究，并运用“白皮红心”的策略长期占领的《星闽日报》这块阵地，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国民党反动派对《星闽日报》怕得要命、恨得入骨———怕它揭开他们的疮疤，恨它把丑闻晒在光天化日之下，采取过监视、威胁、诽谤、逮捕、绑架、停刊等办法对它进行摧残。由于贯彻了隐蔽的办报方针，加上总编辑郑书祥的高明手段，《星闽日报》一直坚持到福州解放，前后历时两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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